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截然不同，现代西方人本主义的人文主义所强调的“人”，似乎不再是“完整的人”、“完全的人”或“完美的人”，而是只关注“生存意志”、“情感体验”、“生命之流”或“本能冲动”的“非理性的人”。
现代西方人本主义的人文主义早在其源头上，即在叔本华和克尔凯郭尔那里，就已经定下了非理性主义、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基调。
在叔本华那里，人的本质就是意志。所谓意志，就是非理性的内心的冲动、欲望、期望等等，简单说来，也就是欲求。
与叔本华相类似，克尔凯郭尔将人看做是“孤独个体”。所谓“孤独个体”，就是孤独个人的非理性的情绪体验。
当然，并非所有意志主义者和存在主义者都是悲观主义者或虚无主义者。例如，尼采显然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在尼采那里，处处都可以看到生命的激昂。
又如，萨特显然不是一个虚无主义者。在萨特那里，也可以看到那种积极进取和不断超越的精神。
尽管现代西方人本主义的人文主义各流派所关注的“人”的角度有所不同，例如，意志主义强调的是非理性的意志，生命哲学强调的是非理性的生命，存在主义强调的是非理性的存在，弗洛伊德主义强调的是非理性的本能等等，但是，就强调“非理性的人”而言，它们是完全一致的。
因此，现代西方人本主义的人文主义的实质上就是，强调以“非理性的人”为本的人文主义。
与关注“生存意志”、“情绪体验”、“生命之流”或“本能冲动”的“非理性的人”这种目标相应，现代西方人本主义的人文主义对“人的经验”的关注也往往局限于非理性的经验，尤其是特别注重艺术经验，并用非理性的和艺术的经验来对抗理性的和科学的经验。
叔本华说：“艺术可以称为人生的花朵。”
他将从事艺术创作和欣赏看作是暂时忘却生命意志，从而摆脱痛苦的重要手段。而理性只不过是意志的工具。它不仅无法使人摆脱痛苦，反而理性愈发达，痛苦就愈深重。
尼采将艺术看作是“生命的最高使命和生命本来的形而上活动。”在他看来，“只是作为审美现象，人世的生存才有充足理由。”
他认为，恰恰相反，“‘理性’反对本能。‘理性’无论如何是摧残生命的危险的力量！”，“同艺术家相比，科学家的出现确实是生命的某种限制和降级的标志。”
在海德格尔那里，有一个鲜明的人文主义主题，那就是“人诗意的栖居”。
“诗”也代表着存在和真理本身。存在自身即人拥有诗意，“诗的本质是真理的奠立。”
相反，他将现代科学的本质归结为现代技术的本质，又将现代技术的本质归结为“框架”，是对人的威胁：它遮蔽了诗的意义的展现，使人无家可归，“不让人进入一种更加本源的揭示，因而使人无法感受到更加本源的真理的召唤。”
马尔库塞更是将艺术与人的自由和解放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他看来，“假如人们渴望自由，那么，艺术就是他们自由的形式和表现。”
相反，科学技术成了发达工业社会的新的控制形式和破坏性的政治工具。
在现代西方人本主义的人文主义那里，更多地表现为感性（非理性）与理性、艺术（人文）与科学及其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尖锐对立，于是，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之间的鸿沟被大大加深了。
尼采将艺术与科学的对抗描绘成“当代世界最高境界中进行的那场斗争。”
如果说，海德格尔的“诗人吟唱”式的对抗显得有些保守的话，那么，在马尔库塞那里，艺术和科学对抗则变得颇为激进。
他说，“艺术的使命就是在所有主体性和客体性的领域中，去重新解放感性、想象和理性。艺术中表现的审美变形，就是认识和控诉的手段。”
总的说来，现代西方人本主义的人文主义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已经大为不同了。
在现代西方人本主义的人文主义那里，其立足点变成了“非理性的人”，于是，感性（非理性）与理性、艺术与科学成了对立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