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布莱克》：世界上有穷人吗？

提问：鲨鱼和椰子，谁杀的人更多？

回答：椰子。

这是《我是布莱克》一片中的一个问题。

在知乎上存在一个同样有趣的问题：北京有穷人吗？如果有的话，为什么我没有看到。

我相信不是他没有看到穷人，而是他看到的穷人并不是他认为的穷人。他眼中的穷人，也许是电影中吃不饱穿不暖，衣衫褴褛的刻板印象，贫穷常常联系着过去，因为我们在屏幕上看到的，一直是光鲜亮丽。而当一部电影真的毫无偏见地呈现“不可见的底层”时，我们却在拒绝这样的真诚。这就是影片《我是布莱克》在戛纳所遭遇的。

我很诚挚的向戛纳电影节的评委致以敬意，当然，更深的敬意致以导演肯洛奇。

当我们在讨论戛纳的时候，我们在讨论什么？答案很简单，当然是电影，如果你在意的是红毯八卦，我也不介意。那当我们在谈论电影的时候，我们在谈论什么。电影是否真的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当然不是，不同于其他的艺术形式，电影是集体创作， 商品的电影，确实最直观最直接地联系着当下社会的精神状态和生存处境。可我们总在忽略这些，当我们以高尚的姿态维护“电影的艺术地位”之时，却选择性地无视他的社会诉求。当我们感恩戴德地高呼电影触动了我们内心最深处的角落时，却将这归功于导演的“艺术天才”，而不追究这样的天分从何而来。这就是《我是布莱克》在戛纳的遭遇。

电影的议题是关于“不可见的底层”，而这些“阅片无数”“品位不俗”的影评人，面对《我是布莱克》，就像文章开头提到的知乎提问者。曾经有个寓言叫做“何不食肉糜”？我想他们在问：你们为什么不颁奖给我们喜欢的电影？比如《托尼厄德曼》？（声明：我很喜欢这部电影）

戛纳一向不避讳政治，甚至直面政治，犹记得1968年五月，时至法国爆发“五月风暴”，在电影节举办期间，激进的法国新浪潮导演戈达尔和特吕弗直接在台上抢过话筒高呼“外面正在革命，你们还在这里颁奖？”然后众人就走上街头“参与革命”了。而现如今，当肯洛奇在电影中践行“五月风暴”以来就在进行的“革命”时，影评人却直言陈旧？我们一直在强调实验创新，却总在说电影已死,‘这波导演不行’，以前的电影艺术是伟大的艺术。当我们为过去的价值取向欢呼流泪的时候，却无视以前的价值观在现代社会显现？这是何其吊诡的事实。

“我们丧失了今天我们怎样评价我们时代的文化艺术、我们时代的大师的思考。”（戴锦华语）

在经历了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等一系列的思想风暴之后，对于文学和艺术曾经坚实的价值评价标准，似乎“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似乎我们的电影中只留下了视觉奇观和英雄叙事，或者更多一点，我们放弃了直面淋漓的鲜血，我们放弃了坚固的信念，我们庆幸并且安于小资情调，文艺气息，佛系叙事？这几乎成为一种社会症候，而我们都得了这种病。

肯洛奇不是，这位老人比你我更加敏感，更加坚定的面对正在发生的和即将发生的。他是一个终其一生不妥协地与社会不公正斗争的战士，他的战斗性如此之强以至于在撒切尔执政的两任期间完全拿不到一分钱拍电影。而撒切尔时期的“新自由主义”通过政府紧缩政策和私有化来蚕食工人阶级血汗争得的微薄胜利，表面上说缩小政府规模来减少其对“个人自由”的干预。而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到来时，政府拨款解救银行家和大资本家，同时使失业和不稳定工作等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症状加剧发作，舆论上更不切实际地丑化领救济的人。结果是工人阶级力量被削弱，劳动者硬着头皮接受更低的工资、更长的工时和更高的物价，财富则更集中到上层建筑中去。这就是布莱克所面对的英国社会。

肯洛奇从来就不是“民族主义者”，而是“世界主义者”，因为他的影片从来不局限于讲述英国人的事，而是将目光投向全世界的底层和弱者。占领华尔街的口号是“我们是99%”，其实最可怕的不是百分之一的人并没有望向我们，而是我们还在望向百分之一的生活。

而伴随贫富分化的是信息障碍和技能淘汰问题，我们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技术变革时代，这个时代的突出特征就是“新”和“快”，我们面临有史以来第一个“老年人不是权威，而年轻人是”的时代，当我们习惯了电脑操作，已经忘记了电脑的普及仍然是我们的生命中一件从无到有的事情，我们太习惯于遗忘和适应，以至于忘记和遮蔽了我们不愿看到和无法看到的现实。那就是在我们苦苦追赶这个世界的时候，仍然有大量的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老弱病残”，完全没有追赶的能力，甚至，没有人给他追赶的机会。中国有1700万盲人，几乎所有的城市街道上都有盲道，而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又能看到多少盲人呢？我们太习惯于我们看到的和想看的世界，以至于忽略了隐蔽的存在。

冷战终结后,现代社会快速倒退回19世纪末期的世界，重回垄断资本主义和世界的两极分化。这是一个”凡所有的，还叫他加倍拥有。凡没有的，连他仅有的都要夺去“的时代，这是一个分配不均作为基本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现实的时代。 

“我不是客户不是顾客，也不是服务用户我不是懒人不是乞丐，更不是小偷我不是一串社保号码不是屏幕上的一段数据我按时纳税一分不少，我为此深感自豪我不向权贵卑躬屈膝诚心对待邻里尽我所能，伸出援助之手我不接受，更不寻求施舍我的名字，是丹尼尔·布莱克，我是堂堂正正的人，不是街边乞怜的狗，我在此讨回，本属于我的权利并要求你们，以尊重之心待我我，丹尼尔·布莱克，是一个公民无所奢求，无可妥协。”

这是布莱克的宣言，也是肯洛奇的宣言。

 影片的香港片名为《我，不低头》，当布莱克一次次地申请，一次次地被拒绝，他仍然强调“失去了自尊就等于失去了一切”，没有低头，所谓自尊，我想就是“当我们没有说不的能力的时候，仍有说不定权力”。

叫做“希望”的东西，其实就是“拥有重新来过的机会”，当布莱克一次次的重新开始的时候，现实和时间并没有给他机会。人类不具有抵抗时间的能力，电影可以。人类具有抵抗现实的能力，我们却常常放弃抵抗的机会，转而躲向电影的梦境。

“对于肯·洛奇的电影来说，重要的还不仅仅是对社会的苦难的再现，不仅仅是迫使我们去正视社会中的苦难、苦难中的人群，正视那些在社会的五彩缤纷的大屏幕上逐渐隐形、逐渐消失、逐渐彻底遮蔽的人群，重要的在于他始终表现着一种直面苦难的勇气，和再现苦难中的人的勇气和力量。”(戴锦华语）

片中的小女孩说弟弟“别人从来不听他说话，他为什么要听别人的呢？”我们是不是也要听听肯洛奇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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