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耶茨在《革命之路》里有一句俏皮话令人捧腹：“弗洛伊德那个老头再也找不到比美国人更合适的信徒了”，后来读《消失的爱人》的小说，我开玩笑想：“弗洛伊德那个老头再也找不到比中产阶级更合适的信徒了”。这两部电影的原著明显有精神分析的影响，都以中产阶级的婚姻为主体，分别讲了两个让人倒吸冷气的故事。话说回来，不管中产不中产，美国人或中国人，对婚姻都有话说，也难怪《消失的爱人》尽管没在中国上映，身边热烈讨论的人仍然不少。
有人开玩笑说，看过《革命之路》、《消失的爱人》，仍然决定要结婚，那是英雄赴义。其实，对于婚姻的探讨，伯格曼的《婚姻生活》更经典。《婚姻生活》通过玛丽安和约翰婚姻与爱情的六个阶段，来探讨爱情、婚姻和生活的关系：玛丽安和约翰美满和谐的婚姻突然触礁，两人离婚，十年后重逢，重燃爱火，但是只能维持情人的关系，而不能再度结合。从婚姻角度来说，这是巨大的嘲讽，他们不能从婚姻本身里寻找到爱，只能从旁观者的角色里去得到慰藉。《消失的爱人》更冷酷，“我爱过你，可后来我们做的一切就只有互相怨恨、互相控制，带给我们的只有痛苦…”“这就是婚姻！”
人与人之间最美好的是相互交缠，然而最可怕的也是相互交缠。婚姻是这样深度交缠的关系，以至于到最后每个人都面目可憎。“你在想什么呢？”付出的想得到，得到的怕失去；起初是爱意，后来是抱怨；接近换来期望，期望带来失望；我们疯狂相爱，我们互相报复；控制和反控制的权力政治，爱情和利益的交换配对；见识过彼此的罪恶，但也逃不出那深渊。人的无限可能：可能美好，可能邪恶，揉到婚姻里，会发生什么反应，是个令人疯狂的可能。
然而令我这个未婚人士冒冷汗的并不是婚姻真相，而是人性真相。萨特在《禁闭》里写道：“他人就是地狱”，人与人之间既无法相处又无法分离的悲剧在婚姻中最多见，这是因为通常情况下婚姻是一个人最主要的社会关系。婚姻的确是一座人性博物馆，不过人性也不是珍稀物品，不是只在博物馆里才见得到，艾米和尼克在各自的家庭关系、社会关系中随处可见人性真相。
从精神分析的角度看艾米和尼克的成长，故事的结局早已写在开头。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除了“泛性论”，概括起来大概可以说“万事赖童年赖父母”。艾米的童年（乃至少年、青年）被父母改编成脍炙人口的“神奇的艾米”，然后兜售给大众。那个完美无瑕讨人喜欢的神奇艾米作为真实艾米的镜像，决定了真实艾米的悲剧：对父母来说，这是一个养成计划；对艾米来说，她从来没被人看到真实的自我，她只是在努力扮演一个讨人喜欢的艾米。和父母对她的无形控制相照应，艾米也是个控制狂，达到了“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地步。
尼克努力做一个符合社会标准的中产精英，努力做一个好丈夫，在妻子怀孕后选择不离开杀过人令他恐惧的妻子，也是父亲给他留下的童年阴影：他不能做一个像父亲那样令孩子憎恨的父亲。人有自私、凉薄、软弱、邪恶、贪婪的一面，又因其脆弱、无奈而令人唏嘘。
大卫·芬奇嘲讽、冷峻的气息多少掩盖了这种追溯童年的悲伤。导演素来厌恶媒体、精英的话语洗脑，从这点上看，倒可以用精神分析学派的另一代表人物卡伦·霍妮的观点来讨论，和弗洛伊德的生物决定论不同，卡伦·霍妮向来重视社会文化对人格的影响。艾米和尼克都深受中产阶级的精英文化所影响，他们从纽约搬到小镇种种不适也是自然，不管是艾米父母那种纽约属性的亲情观还是小镇居民的既热情又无聊的特性，毫无疑问都是社会文化的反映。
媒体作为社会文化的媒介，更是直接操纵着大众，大众作为庸众被媒体洗脑，大概是导演最想嘲笑的了。谢霆锋和张柏芝在金像奖秀恩爱没多久离婚，看到这样一句话：“别人对我们的看法源自我们对自己的说法”，媒体话语里的公众人物无疑是这句话的最好注解。
对普通人来说，这句话也解释了欺骗和自我欺骗如何存在。婚姻尤其，它的里子和面子受众不同，艾米热衷演一场美满婚姻给外人看，因为演着演着就像真的了。“如果我们所有人都在演戏，那世上就再无灵魂伴侣一说，因为我们并没有真正的灵魂。”但如果真实的灵魂是虚弱的、平庸的，不仅会吓到别人，也会吓到自己。谁都想从镜子里看到一个完美的自己，配偶作为自己的另一面镜子，怎么可以不完美——你有演戏的需要，配偶也有看你演戏的需要。至于无条件的爱，想也不要想。
原著絮絮叨叨，更深入地分析了人物性格，电影滤去这些絮叨，留下的脉络仍然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很灰色的故事。除了尼克的妹妹表现了深切的感情（但也被媒体开涮了一下），大部分人的感情都很稀薄，爱被消磨后会变异。这是一座灰色的人性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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