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心理学的咖啡馆待时间长了，不经意间，一抬头，仿佛看到哲学的神祇正倚坐在高柜的一角笑眯眯的看着你。
当你开始对自己感兴趣，对人感兴趣，你就已经走在了哲学的道路上。
最近在一篇对哲学家的访谈中，看到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安乐哲的哲学思想很有启发，摘录如下。
安乐哲：原名罗格·安慕斯（Roger T.Ames），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博古睿学者、夏威夷大学荣休教授。
注：博古睿研究院（Berggruen Institute）为独立无党派智囊库，位于美国洛杉矶，由尼古拉斯·博古睿（Nicolas Berggruen）于2010年成立。尼古拉斯·博古睿，资深投资人、21世纪理事会创始人、博古睿研究院主席。身价25亿美元的富豪，被人称为：“商界奇才”。博古睿研究院一直致力于将各个文化学科中最顶尖的学者和最权威的声音汇聚在一起，来探讨从全球化管理到在日新月异的科技面前对人性的思考等我们时代最根本的问题。博古睿研究院于2015年下设了哲学与文化中心。该中心旨在打破藩篱，整合荟萃西方和亚洲现有的研究和教学中心来研究不同文明的思想。
我们的生命不在皮肤里面，而在世界之中。我们最大的问题是混淆了“腿”和“走路”。具体而言，就是把“身体（Body）”和“人（Person）”之间的关系搞乱了。人是一个活动（Activity）、事件（Event），而不是一件物品（Object）。——安乐哲
被访谈人：罗格·安慕斯（Roger T.Ames），中文名安乐哲，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博古睿学者、夏威夷大学荣休教授。
访谈人：内蒙古大学哲学学院讲师王惠灵
访谈时间：2018年5月30日，北京大学未名湖畔帕卡德公寓
从事哲学是“最自私”的工作，也是一种“奢侈”
在我看来，从事哲学研究是“最自私”的工作。因为这项工作总是在“思考自己”，实现自我提升。作为老师，我们读书、写作，与年轻人讨论问题，过着反省和值得珍视的生活。回想这一辈子，我曾经有过一丝顾虑，会不会有人说：“你骗人，你不该有这样的生活”。看起来，我们这样的人“没做什么”，可是薪水却不低，活得也体面。所以，如果出于自私，我会想“别有太多的哲学家，否则，我们就不会活得这么容易”。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说：“哲学不以面包为生”。在我看来，从事哲学工作也是一种“奢侈”。
我的哲学因缘始于十八岁那年。我去香港做交换生，那也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在香港念书的时候，我发现外国学生（比较独立）与中国学生（像儿童、喜欢玩）行为特征非常不同，有些“看不懂”彼此。所以，从那时起，我就树立了“让两边彼此了解”的目标。
我现在已经七十岁了，回顾过去42年的岁月，我带出了四十几个博士，他们在世界各地教书，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我有点像一个“祖父”，我有我的“孩子们”，每每看到他们的学术成就，我就颇感满足与欣慰。至于我自身有多少学术造诣，我不太敢说，不过我致力于将中国的经典文献翻译成英文——“让她自己来言说自身”——以此扭转人们套用西方术语对中国思想做出单一解读，我认为还是有一定价值的，并且这始终是我努力的方向。
我不认为儒学是终极关怀的目标
我不认为儒学是普世的。
我不认为儒学有一个终极关怀的目标。
很多人把汉语中的“普适”对应英语中的“Universal”。但“Universal”这个术语本身蕴含着“终极性”（“Ultimacy”、“Final End”）的涵义，其中尤为突出了上帝的概念，而这在汉语的语义中并不存在，因为中国没有上帝这个概念。
中国的“终极”是一种“优化”、“最大化”、“最佳效果状态”的共生系统（Optimizingsymbiosis）——一个最佳优化的和谐。
所以，如果只是在汉语语义环境中使用“普适”这一词，这并没有问题，但如果把它附会到西方传统之中，就会产生误区。所以，我们最好不要把差异很大的西方观念与中国观念牵强附会在一起。
哲学需要回归日常生活
哲学家的责任并非只是面对技术性的哲学问题，还应该直面日常生活。我一直在思考美国哲学中的实用主义思想，其中一条核心的原则是：What difference does it make？（哲学如何改变生活？）
在我看来，当今社会，我们需要社会智性（Social intelligence）。我们现在的世界存在很多困惑，包括全球变暖、食品安全、水质污染、传染病肆虐、环境破坏以及收入不平等各种问题。
此刻，人类需要哲学来面对这些问题。
这些问题其实不是一个“问题”，因为我们有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科学、科技已经达到这个地步，只要我们明天开始解决这个问题，可能就没有问题了。
所以，我们的问题不是一个科学的问题，而是一个道德的问题，是一个伦理学的问题，而道德和伦理学的思考都是哲学。
二十世纪西方哲学的内在批判，要从一个抽象的第二世界假设回到尼采的论域中来——回到我们的身体，回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不是谈“事实”（The truth），而是谈“我的事实（My truth）”。
所以，二十世纪的西方哲学是回到日常生活。
然而，中国哲学永远也没有离开日常生活，这是中国哲学的特点。它不是一套绝对抽象、系统性的思想，而是面对我们人和人的关系、家庭的问题。无论是学生和老师、还是个人与其先祖，这些都是日常生活中的关系。
**当代哲学使命：从知识论到“社会智慧” **
在西方，二十世纪哲学的特征是要恢复智慧，扭转哲学的“知识论”（Philo-episteme）倾向。
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时代开始，西方哲学离开了“爱智慧”（Philo-sophie）的语境；古希腊走向了对诸如“原则”——一个永远不改变的知识对象——等概念的崇尚，这也就是所谓的形上学思考（Metaphysical thinking）。
最抽象的知识是最实在的，这一教条显然离开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如果没有日常生活，就没有智慧，而智慧恰恰是实用性的。所以，西方的传统思想就变成了知识论，其目标是追求知识。现在大学的课程也因此成为了知识论（Epistemology），而不是“智慧论”（Philo-wisdom）。相应的，二十世纪西方哲学的自我反思应该恢复智慧。
所以，当代哲学的责任是做社会智性的领导。
对每一个人而言，能够彰显其独特性的部分，恰恰在于他的哲学、他的思考和他的价值。所以，哲学存在于一个普遍的生活层面，而不是那个所谓的“专业的”哲学。
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我们都知道，无论你读化学，还是社会学，最后的学位都是哲学博士（Doctor of philosophy）。哲学的内在意义已经到了这个层次，也就是说，对“社会最后变成什么样子”、“物理学、化学、文学等各个门类中最基本的理念是什么”之类的问题，哲学家必须肩负起相应的职责，给出这些根本问题的答案。
哲学的最大贡献是：以追求包容性的智慧，来应对我们整个人类所面临的当下困境，以及越来越复杂的现实状况。
哲学的最后一站不是真理，而是一种“智性对话”（Intelligent conversation）。所以我认为，哲学家最重要的职责是参与讨论，并且坚持论理到最后一刻。每一位哲学家都必须具有上述觉悟，同时时刻做好准备。
中国哲学的最大问题是用西方概念解释中国思想
目前，中国哲学面对的最大问题是用西方概念来解释中国思想。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十九世纪下半叶西方的课程教育被引入东亚，并对中国本身的语言系统产生了巨大影响。所以，我们现在的问题是，一旦谈及哲学，本体论、伦理学、形而上学以及所有的相关论题，无论说到什么都无法摆脱西方的范畴。
到目前为止，中国哲学的学者大都还是在用西方概念来阐释“哲学是什么”。其实，中国哲学可以用自己的声音说话。
如果要谈儒学的话，第一个要讨论的问题是：我们要理解什么是“人”。在我看来，儒学对现代世界最大的贡献是：在西方的个人主义之外，提供了第二种对人的概念的理解。
儒学认为：人时刻处于关系之中，并且此类关系是无法还原的；我们没有什么个别，什么都是关系。我们的生命不在皮肤里面，而在世界之中。我们最大的问题是混淆了“腿”和“走路”，具体而言，就是把“身体（Body）”和“人（Person）”之间的关系搞乱了。人是一个活动（Activity）、事件（Event），而不是一件物品（Object），如今，上述儒学的传统的思想在西方世界已经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承认和重视。
中国文明强调"无限游戏"，人类需要"共赢"模式
如何看待中国哲学与世界的关系？
詹姆斯·卡斯（James Carse）的“有限游戏”与“无限游戏”的区分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个问题。
举例而言，有限游戏好似我和你下棋，有一个开始和一个结束，还有一系列的规则，有“输”有“赢”，无疑，这是一种封闭的模式。如果说游戏是人的行为，那么我们的“游戏”包括教育、商业和外交关系等各种各样的活动。
在目前，“非赢即输”的有限游戏模式（Winners-losers）是非常普遍的，这跟个人主义意识形态分不开。
美国与中国博弈，有一种谁赢谁输的心态。可是无限游戏不一样，它没有开局，也没有结局，其目的在于加强关系，以此来面对很复杂的世界。
新的世界秩序需要改变一些固定做法，因为我们最后的目标指向的是一种卓有成就的生活。所以，现在人类所面临的“困境”是：一旦采取了无限游戏的模式，我们要么“双赢”（Winners-winners），要么“双输”（Losers-losers）。
我个人觉得，这种经济政治局面（世界秩序）与个人主义以及国家之间的博弈态度是分不开的。不过，以往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我们需要一个新的世界秩序，而这个新的世界秩序与中国思想中“己欲立而立人”的精神一致；可见，这是无限游戏模式。
我们要从有限游戏模式过渡到无限游戏模式，不是“共赢”，就是“共输”。也就是说，有一方不赢，其余各方皆输。
结语
哲学是一种在世生活的存在模式（Being in the world）。如果读了哲学学位并没能找到一个理想的工作，这也无碍。
如果真的是一个哲学家，无论他从事何种职业（比如编辑、出租车司机），对其自身而言其实都是一样的。
因为他有着哲学家的使命——关心自身价值，关心大问题，关心人类的共同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