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特异功能”

        原以为这辈子再不会做梦——2003年7月母亲去世，此后开始，到2004年春节前，我每晚都做梦，做了200多个梦，而且梦中的主角都是她。春节与姐姐拉家常，她说，“我怎么几乎每晚都做梦，天天梦到母亲？”我说我也是这样的。

        奇怪！此后我不仅不梦见她，甚至多少年都不做梦了。

        可昨晚我又做梦见她了，梦见她拿着小凳子，我推着手推车里玩玩具的儿子，在幽静曲折的小巷深处，一路走走停停，一路说说笑笑……

        未成年以前，对母亲的印象是淡然、模糊的：人人都有母亲，我感觉不出她和别的母亲有什么不同。也许，这是因为我从初中到大学，都是住读，和母亲交流不多不深的缘故吧。直到工作、成家、当父亲后，母亲来帮我带孩子，两年的朝夕相处，我才和她结下深厚的情谊，渐渐体会到她寓平凡之中的别有洞天之处。有时，我甚至想，她可能还有“特异功能”呢。要不，我怎么念念不忘？

        母亲生于1941年。出生不久，祖母就死了。外祖父是个说书兼种地的人，很快续弦，对方还带了个和母亲一般大的女儿过来。不用说，她是享受不到母爱的——实际上，她是大哥、大嫂带大的，儿时，她晚上都是拥着他们入眠。

        5岁时，母亲得了肾炎，浮肿得厉害，外祖父觉得她恐怕活不下去了，索性不管了。还是大哥大嫂到处寻医访药，靠财鱼炖几种有毒的中药，熬着吃，居然闯过鬼门关，活过来了。童年的她，一边吃药养病，一边料理说书场子，惟一的乐趣就是免费旁听外公说书。和那个时代的农村女孩一样，她没有上过学。

        嫁到我们家后，母亲可以说没过上一天“好日子”。祖母在父亲两岁时就去世了，祖父由于“成分”不好，整天被批斗，在“学习班”，很少呆在家。在这种环境长大的父亲，身体不是很好，也不是什么能干又有主见的人。所以，家里里里外外、大事小事，都要母亲历而为。

        她以不一般的勤劳、爱心、智慧和毅力主持着这个家。她属于娇小玲珑的那种，但干起农活来，“身手不凡”，插秧割谷打麦子摘棉花，她样样手脚麻利，是公认的“能人”。“大集体”时代，妇女们都争着和她一个组共事。父亲是独子，在村里属于“小户”、“势单力薄”的家庭。她与人为善，以邻为伴，和周围的人和睦相处，在宗法制、小农意识、阿Q精神、恃强凌弱盛行的农村，很少有人因为我们家“弱势”而欺负我们。她在一个暴风雨之夜挽救了一个濒死的老妇，康复后，独居无后的老夫妻千恩万谢，义不容辞地帮她照看我们姐弟五人。她虽然精打细算，节衣缩食，勉力才能维持全家温饱，却时常接济比我们还穷困的亲戚、朋友和族人。她热心给青年男女介绍对象，成为“成功率很高”的“红娘”，是物质和精神极为匮乏的农村青年的“知心大姐”。她虽然是文盲，却坚信知识能改变命运，鼓励我们好好读书，结果哥哥和我先后考上著名高等学府。

        我还一直认为，她是有一点“特异功能”的：

        她是一位天生的“厨师”，尤其擅长小吃制作。我是一位中国传统节令美食爱好者。在帮我带孩子的两年时间里，我领略到了地道、乡土味十足的华夏美食精粹：甜而不腻的米酒，甜润爽口的汤圆，香而不艳的粽子，细腻柔绵的腐乳，色香味俱佳的“沔阳三蒸”，还有春天的地米菜，夏天的酱西瓜皮，初秋的酸豆角，冬天的腌制品……我很喜欢这些，经常是一边吃一边由衷地夸她的手艺，她就笑着说，“你们城市条件有限，要是在老家，我肯定做得比这还要好吃些。”家里有客人来访，“争相食之”，无不惊叹于她制作“副食品”的厉害和高超。

        她没有进过学堂，可她在语言方面极有天赋。诗词曲赋她固然不通，可谚语、歇后语和一些中国农村千百年流传下来的哲理妙思，她几分种就能蹦出一句，并且运用得非常得体，浑然天成，有时连我这个文科尖子都自叹弗如。也许她继承了说书人父亲的禀赋？

        她喜欢并长于“观天象”。日出日落，云破月来，她一半是欣赏，一半是在进行“天气预报”。加上她患有关节炎，通过经验、农谚，配合身体和关节的预感，她往往能推测出天气的变化，八九不离十。而我，习惯了根据她的“预报”而增减衣服。

        她的“土方子”很多，特别是“排毒”的妙方很管用。我青少年时每年都得“红眼病”，第一次得这病时，住在学校里，打针吃药，一个多月不管用。回家后，她每天用煮熟的土鸡蛋，剥去壳，在我的眼皮上滚来滚去，几天后就痊愈。她说，鸡蛋是吸毒的好东西。以后，只要得“红眼病”，依此法，三五天就好了。每到夏天，我肚子时常发疼。她说是火气大，要去火。便每每用硬币或者瓷碗蘸水或白酒，在我的背上用力刮，直到背脊通红为止，而这时疼痛就消失了。儿子夏天有时咳嗽难断根，她仔细听他的咳嗽声，认为是“寒包火”。她用新鲜的韭菜在儿子的背上轻拍，此法配合医院的针剂，效果很好。

        她处理人际关系“内功深厚”，尤其善于处理婆媳关系。在和我妻子两年相处的时间里，她们之间相诚以待，没有发生过任何瓜葛。连妻子都说“她是一位少有的聪明、会做人的婆婆”。有时，姐姐到我家小住，每次乘妻子不在，姐都要悄声告诉我，如何“对付”老婆，“要留一手”之类的话，生怕我吃亏。母亲从不这样，我家务事做少了，回来晚了，对妻子火气大了，她都要劝诫我：她（妻子）上班远，你就该少玩些，多对家庭负责任。即使有时明明老婆不对，她也不当下指明，而是事后以较为艺术的方式来处理。

        她的生命也是个奇迹。1991年，在经过45年后，50岁的母亲肾炎复发，当时已非常严重，仙桃市人民医院院长亲自组织专家会诊，认为已无力回天。我们家不肯出院，坚持要治疗，结果一月不到，就转危为安。此后，高血压、肾炎、胃病一直缠着她，需常年服药。她是带着病痛给我带儿子的。儿子上幼儿园后，她回老家修养去了，身体也一日不如一天。一年后，也就是2003年的暑假，终于撒手人寰。在肾炎复发后，她又挺过了12年，这在我们家乡也是绝无仅有的。

        母亲从离开我的小家到去世后，我长久不能适应：要想吃米酒、粽子、腐乳之类，只能到超市买，味道却和她做的相去甚远；没有了她提供的“天气预报”，我不知如何打理行装，常常伤风感冒（我没有看电视天气预报的习惯），她去世后，我干脆订了手机的天气预报；下班后还要经过买菜洗菜烦琐的程序后，才能炒菜，很晚才能吃饭。而她在我家时，每天菜已买好洗净切好，我只需炒即可；晚上要先哄孩子睡着后，我才能看书或洗澡、睡觉。有时，儿子上床后，我唱儿歌、讲故事，个把小时后，他的眼睛还睁得大大的，毫无睡意，气死我了！而她在时，小孩是和她睡的。我轻松得很！

    多年后，我慢慢适应了母亲不在身边的日子，在对她的深切怀念中，我走过了而立之年，走过了风吹雨打，也慢慢成长成熟。看到她的照片，或者看到公园里牵着小孩手的奶奶，我就情不自禁地想起母亲。

        想起她自幼生病，没有得到父爱、母爱，缺乏家庭温暖。成家后，又没有任何可以凭借的力量，完全靠勤劳的双手、包容的心灵、顽强的毅力支撑这个家，抚育五个子女成人。到老了，应当并且有条件安享晚年时，病魔却无情地吞噬了她的生命，真正是天不假年，造化弄人，“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在”。

        母亲去世后，除了和父亲一起给她“烧纸”祭奠过几次外，我没有单独给她烧过纸。主要是我一不信这些迷信，二是觉得烧纸不环保。但对她的思念，是从来没有终止的。母亲九泉有知，是能理解我的。她也定不会忘记，她的言传身教，给了她儿子最温馨最甜蜜的回忆！

        有时我想，以母亲的个性和为人，她在天堂应该生活很好的。但我还是禁不住要想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