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省伐商图”——只为辨方正位，不失地形之利

中国古代测绘兴起于军事测绘，源自战争对于测绘及其成图的需求。为了掌握交战地区的战略地形和相关资料，军事测绘便成为交战双方不可或缺的侦查手段，正所谓“地利”之便。最早关于测绘应用于战争的故事便是上古时期的逐鹿之战，“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蚩尤起大雾，军士不知所向，帝遂作指南车”（《宋史·舆服志》）。

而以传世铭文记载测绘服务战争的，最早的便是《宜侯矢簋》所刻“王省武王、成王伐商图，遂省东或图”，表明在商末周初，武王伐纣和成王剿灭“三监”之乱时，已经利用测绘及其成图来协助指挥谋划战争。这便应了后世《管子.地图》所云：“凡兵主者必先审知地图轘辕之险……地形之出入相错者尽藏之然后可以行军袭邑，举错知先后，不失地利，此地图之常也。”可以说，测绘工作在这两次战争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西周立国后，全程参与伐纣和平叛“三监”的周公旦，奉成王命，始“作《周官》”，以“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尚书.周书》）。而在《周官.夏官司马》中，周公旦建立起了完备的测绘管理体系，服务于周王室的统治。

《周官.夏官司马》开篇即云：“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乃立夏官司马，使师其属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国。”表明周代的测绘管理机构隶属军方（即司马），主要承担军事测绘工作，民用测绘只是其工作的延伸，算是副业。其职责和分工如下：

职方氏，爵中大夫，这在周代七等官爵制列第三，仅次于卿和上大夫，其职责按《周官.夏官司马》为“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周知其利害，乃辨九州之国，使同贯利”。职方氏作为司马治下的军事测绘管理机构的直接负责人，下辖七大测绘职官，统管周代境内邦国和周边少数民族的地理信息的测绘工作，汇总测绘成果并分析其对国家军事行动的影响，形成报告上报司马，最终服务于周天子的统治。

司险，爵中士，六等官爵，但职责却相当重要，“掌九州之图，以周知其山林、川泽之阻，而达其道路……皆有守禁……国有故……以其属守之，唯有节者达之”。作为军事交通测绘人员，司险要利用“九州之图”，全面勘测“山林川泽”对军事要塞的交通影响，并有守卫道路服务军事行动的使命。

合方氏，爵中士，“掌达天下之道路”，和司险的职责不同之处在于，合方氏更多的是进行官方和民间的道路测绘，当然其绘制的道路图也可为军事规划做参考。

量人，爵下士，“掌建国之法……营国城郭，营后宫，量市朝道巷门渠。造都邑……营军之垒舍，量其市朝州涂，军社之所里。邦国之地与天下之涂数，皆书而藏之”。量人的工作由军营规划测绘延伸到城市规划测绘，并绘制城市规划图，这是周代军事测绘服务民用的转变。《尚书·洛诰》记载，周公向周成王进献的东都洛邑营建图，应该就是量人通过城市测绘而形成的图样。

形方氏，爵中士，“掌制邦国之地域，而正其封疆，无有华离之地”。这是国界勘测工作，西周初年分封一千二百多个大小诸侯，如何公正划定各邦国的疆域，便是形方氏的工作职责。在周天子军政权势还能压制各诸侯国的时期，解决诸侯国之间的领土纠纷便由军方的形方氏代替王室主持，正所谓“辨九服之邦国，方千里曰王畿……凡邦国千里……以周知天下。凡邦国小大相维，王设其牧，制其职，各以其所能；制其贡，各以其所有”“乃以九畿之籍施邦国之政职”。

山师，爵中士，“掌山林之名，辨其物与其利害，而颁之于邦国，使致其珍异之物”，山师主要负责山地测绘，也属于地形测绘，将勘测所得山地地貌和所附动植物绘制成图，以利于国家农业发展。川师，爵中士，“掌川泽之名，辨其物与其利害而颁之于邦国，使致其珍异之物”。川师负责水利测绘，属于工程测量，将所测得水利环境和水中动植物状况绘图，用以国家养殖渔业的发展。山师和川师作为职方氏手下两大专项测绘人员，与国家经济有着密切联系。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山海经》，应该就是将山师和川师的测绘成果以文字形式进行了汇总。

原师，爵中士，“掌四方之地名，辨其丘陵、坟衍、显之名物之可以封邑者”，他的职责是对分封领地内的地形和物产进行测绘调查，类似于现在正在开展的地理国情普查。周王室通过军方的原师对普天之下的“王土”进行的摸底，以“辨地物而原其生，以诏地求”（《周书.土训》），来维护自己的统治。

这便是《周官.夏官司马》里所记载的周代以职方氏作为直接领导的军事测绘人员分工及其管理体系，这些测绘职官共同隶属于夏官司马的管辖，各司其职，保证了王室统治和军事行动对于测绘的需求。

这一测绘管理体系构筑起先秦地理测绘学的总体框架，其测绘思想放到如今看也不失其严密性。虽然春秋战国之世“自周衰，官失而百职乱，战国并争，各变异”（《汉书.百官公卿表》），但各诸侯国根据本国实际制定的测绘体例，依旧极大丰富了先秦地理测绘学的内涵，拓展了对于地理空间的认知，推动了先秦测绘科技的进步，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物质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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