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三的时候，我们每天早晚都要去教室自习，早上从七点开始，晚上到十点结束。周末也是要上课的，每周只有周日下午可以放半天假。所有人的课本都放在教室里，因为拿回家也没有时间看了。由于书本太多，抽屉里摆不下，只能堆桌面上，每个人的面前都是一摞高度可以挡住脸的书。
教室里的这种拥挤，总是让我感到压抑，以至于呆在教室里也无法集中精神看书。我便常常在晚自习时跟老师请假，说身体不舒服回宿舍休息。
晚自习结束前，宿舍是断电的，不能开灯，漆黑一片。我们那时候几乎人手都有一个充电式的台灯，形状有点像洒水壶，灯的部位像花洒，蓄电池就像壶身。
我打开这个灯放在床头，搬出一个小板凳坐在床前。灯光有些泛黄，我把书放在那一小片有黄色灯光的位置，然后拿出一个随声听，松下的，放的时候磁带可以自动翻面，里面一直放着孙燕姿《我要的幸福》这张专辑。
戴上耳机，按下“ON”键，脑子里的杂念便停止了，所有的注意力都到了那被灯光照得泛黄的课本上。耳机里传出来的声音只是背景音乐，把我的注意力推向课本，却并不占用任何大脑容量。以至于过了一整年，那张专辑里的歌我一首都不会唱，只是孙燕姿，从此成了我的情怀。
这个习惯，我到现在依然有，只是随声听换成了手机。工作忙乱的时候，我喜欢戴上耳机，屏蔽掉办公室里此起彼伏的电话铃声，同事的闲聊声，快递的叫喊声，然后直起身板，撸起袖子开干。
这个时候效率是非常高的，头脑清晰，决策迅速，连打字都快了起来，那些琐事也就这样一件一件被解决了。当然，老板在的时候是不好意思如此的。
早晚高峰的路上，戴上耳机，打开喜马拉雅或QQ音乐。车厢里密不透气，四面八方360°无死角被人“亲密”包围，新买的鞋被不同的脚踩，衣服或者背包还有一个角夹在门里这些事情也就都无所谓了。
我曾经思考过很多次，为什么戴上耳机心境就会不同呢？哪怕并没有在欣赏里面的音乐。
在一个平常工作日的早上，我找到了答案。
那天我坐公车上班，跟平常一样没有位置坐。我拉着拉手，低着头听着音乐，身体随着车的加减速，跟身边的人一起晃动着。不知道是什么契机，忽然抬了下头。
眼前的景象让我着迷了：路上的行人随着公车的前行倒退着，有人精神抖擞疾步向前，有人拖着双腿一脸疲倦，有人三五成群有说有笑，有人低着头边走边看手机。
当时手机里放的音乐的名字已经忘了，只记得是一个欧美女歌手的歌，音乐是很随性的那种。那个场面像极了一场电影，耳机里的音乐是背景音乐，车窗外的行人就是演员，上演着各自的人生戏码。
我突然明白，原来耳机可以让人从眼前的现实中抽离出来，去到另外一个世界，就像哆啦A梦的随意门一样。虽然它不能把你真的带去物理意义上的远方，但有了它，你便可以从平常的思维里跳脱出来，从另一个角度去审视现实。
高三的时候，我是用耳机屏蔽了对未来的担忧；工作的时候，我是用耳机屏蔽了对杂乱无章的反感；早晚高峰的时候，我是用耳机屏蔽了对拥堵的厌恶。屏蔽掉这些障目的烦恼，现实的美便在思想的宁静中浮现了。
从那以后，我便常常玩这个游戏。听着音乐，观察身边的人。一张张陌生的脸，因为耳机里的音乐，瞬间都变得生动起来。我会在脑中想象他们的故事，他们的工作，他们的爱好，他们的家庭，他们的喜怒哀乐。
这些想象出来的情节跟听到的音乐一起组合而成的故事，让我感到谦卑。世界之大，每个人都有自己独一无二的经历，都有自己的可爱之处，也都有自己的烦恼和悲伤。而我，只是这万千人中微不足道的一员而已。
甚至有时候，我会这样跳脱出来看自己。就像一个观众，坐在电影院里，吃着爆米花，听着配乐，看着这个叫“陆文菡”的人，此刻在做着什么，想着什么，上演着什么样的人生戏码。
那些我引以为傲的荣耀，那些我认为是天大的烦恼，那些我穷尽一切想要追逐的东西，似乎都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因为在一个观众眼里，这一切都只是一场电影。也许会鼓掌，也许会欢呼，也许会唏嘘，也许会悲伤，但终究只是一场电影而已。
而那些身边人的，平常被我忽视的事情，似乎又变得重要起来。家人想要的陪伴，朋友想要的安慰，陌生人想要的一次伸手。习惯了忙碌，这些事情常常被我视而不见，但在他们的眼里，这都是当下的烦恼所在，就像我戴上耳机之前，看待自己的烦恼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