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古都 嘉惠后人

元 尚／文

   专门写北京历史的书，不算少，旧籍当中要数《光绪顺天府志》和《日下旧闻考》最为出名，其它诸如史话之类那是上不了档次的。后者门槛太低，前者门槛又太高，非著名学者不能为，《光绪顺天府志》的编者周家楣、缪荃孙，《日下旧闻考》原作朱彝尊，这都是当时顶尖级的人物，学究味太浓。一个是卷帙繁多，一个是资料太碎。居于两者之间的书，我最喜欢的有两部，一是明人的《北平志》五卷，叙述北京从唐尧一直到明代的历史，缺点是书过于简练。再一个就是陈宗藩《燕都丛考》，书分三编，虽不能算是巨著，但内容丰富，尤其是关于北京街区胡同的变迁、掌故、传闻以及文人诗词，都可以从中看出一二来。引用书报205种，写这类书引用图书资料自古有之，而将报刊文字加以引用，在我见到的关于北京的史志书中可能是头一份。

《燕都丛考》第一册初版于1930年，第二、三册初版于1931年，这个版本的《燕都丛考》在旧书摊上有时还可以见到，1991年北京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新版，将三册合订为一，并对书中文字进行了校订。该书初版文字错讹较多，新版对书中原文以及附录的文字一一进行了校订，截至今日，这个新校版的价值远远在初版本之上。迷恋初版书有时候对爱书人来说，是不明智的。

陈宗藩，字莼衷，福建闽侯人，生于光绪五年(1879年)，1954年病逝。陈先生打小时候起就十分好学，十五岁那年父母不幸去世。但是陈先生没有被这种生活变故压垮，他更加发奋读书，并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二十三岁考中举人，二十五岁考中进士，任刑部额外主事。主事汉代时候就有了，主要掌管公文，最初在官员中地位很低，金代以后设为正官，开始选用读书人，明代则进一步规定，六部主事有缺，就可以选进士来替补，清代进士被分配到各部之后，必须先干主事，然后随着年限的增加，逐步升迁。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位置，对陈宗藩后来的官费留学打下了基础，后来他官费留学日本，学习的就是法律，就读于东京帝国大学。留学回来后，任职邮传部。三十年代任北平市参议员。

   1949年解放以后，在中央文史馆工作。陈宗藩虽然不是北京人，但是他在北京生活了一生，他对北京的感情，对北京的热爱，对北京文化的建设，已经把他融入了北京的文化怀抱。我每读这部书总会有这样的感受，清末民初北京的变迁仿佛一下变得清晰了起来。北京自辽代以来，城市虽然有所变迁，但是，那不过只是一种水平意义上的变动，而清末民初的变动，则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变迁，从文化现代化的意义上说，它有了许许多多的新内容。街区的变迁，胡同的变迁，都可以从书中找到颇有新时代特色的文化内容。

陈宗藩1923年在地安门内米粮库胡同买下一块地，建起了自己的住宅，他给自己的住处取名叫“淑园”，其含义他自己是这样说的:“淑者，善也。非徒景物清淑之谓，因将以淑其身，且以淑吾子孙。”《燕都丛考》就是在这里陆续写成的，写成之后，陈先生又将它自费出版，嘉惠后人。

我四岁以前，家住太仆寺街，四岁的时候全家迁往宣武门外的方壶斋。后来我查找了好几部北京史志对这两个地方都说的不是很详细，有的书还很少提及。近来因为写作需要翻阅之下，两处均有记载。

关于太仆寺街，书中说:“自李阁老胡同、堂子胡同而北为太仆寺街。”接下来作者为这段话作了十分详细的注释。读后方知太仆寺街就是原来元朝时兵部旧署，《日下旧闻考》上说到了清代这处原来的兵部夹道，仍然使用太仆寺街这个旧名称。

    太仆寺街原有衍圣公第，最早衍圣公第在东安门外。明英宗的时候，孔宏绪入贺，英宗接见他的时候，握着他的手并将其放在自己的膝上，聊了好半天的天。这时候的孔宏绪才十岁，处事很有分寸、很有礼貌，英宗见了心中非常高兴。听说着孩子住的地方差了点，于是就命令说给这么好的孩子一套大房子。孔宏绪的家就从东安门外搬到了太仆寺街。我数了数，千来字的注文中陈先生引书达12部之多，可见其在写作时不仅注重于实地考察，而且还十分注重文献资料的收集和整理。

方壶斋的注释文字约有几百字，引用文献五六种，方壶斋的得名，据《亚谷丛书》里面说，当时京师的戏馆，连年来数方壶斋、蓬莱轩、升平轩最为著名，也最为热闹，后来这些戏馆大都颓废无闻了，就连方壶斋也换了好几次新名称，不过由于习惯，人们最终还是选择了“方壶斋”旧名。

   为什么别的戏馆名都废了。这里面一定有一些原因，从记载中看，戏院的荒废，一和居住于这里的官员有关，一和戏馆自己的生意有关。方壶斋传说为田山姜故居，田山姜豪宅的盛况，有吴白华的诗为证“夹巷笙歌喧北里，残年冰雪爱南荣。”对于豪宅的主人吴诗又说:“诗翁例作鸿胪长，乾馔论才价未丰。”田山姜当时官为大鸿胪。大鸿胪秦代的时候开始设置，为朝廷主管礼仪事物的官员，明清沿用，清代大鸿胪满汉各一人，正四品。后来傅谨斋移居于此，巧合的是傅氏也执掌鸿胪。这些掌故被记在了《藤阴杂记》之中。而《亚谷丛书》的作者所见到的情况则是，其他园子都无声无息了，只剩下方壶斋一处，到了初春季节还有一些活动，相对于那些无声无息的园子来说，方壶斋就算是盛况了。

   我想也许是因为迁居到方壶斋来的主人们都比较喜欢笙歌戏剧，所以方壶斋的名字才侥幸得以传下来。我四岁的时候搬进方壶斋的一处四合院，那时只知道方壶斋仅是一个地名，过去四十六年了，才从《燕都丛考》中了解到这些故事。

一部书总有一部书的价值，一部书也总有一部书的快乐，而对于生于北京长于北京的我来说，《燕都丛考》所给我带来的快乐，是它让我知道我出生的那个地方的历史，让我知道了儿时居住的那条胡同的故事。

刊发于《北京日报》发表时署名：李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