奈保尔毒舌会让被描述者反感，但又让读者佩服他敏锐感受力与观察力，准确描述会让人迅速熟络一块陌生大陆与一段古老文明。一个国家与一个人一样，生命过程就是自我发现之旅，而国家自我认识更难，国家这一复杂聚合体在自我发现中常常止于简单词汇的抽象描述，简化认识会让生活其中的人们有更坚定信念，但同时也可能被欺骗与错误引导。奈保尔印度之旅给这块古老大陆诊断的病症是：“印度缺少意识形态，这是甘地和印度的双重失败。人民没有国家观念，而且没有与此观念相配合的态度。对过去没有历史观，除了印度教脆弱的普世主义外没有其他认同，另外，尽管英国统治时期有过种族暴行，印度仍然没有丝毫种族意识。经过几个世纪以来的征服，这个文明已经快成了生存之道，远离了思想和创造力，像所有衰败中的文明一样，它把自身削减成了巫术实践和被禁锢的社会形态。人要活着必先被贬低。”印度相较于中国，两种文化形态最特殊，一是宗教二是种姓制度，中国虽有宗教，但影响力仅仅限于边缘社会，主流儒生科场失意才会皈依灵性生活，而宗教在印度就是主流生活方式，而印度被征服的历史也是宗教传播史，复杂多样的宗教同复杂多样的语言一样，让这块灵性陆地更具魔幻色彩。如奈保尔观察：“印度教没有带来人与人之间的契约，没有带来国家的观念。它奴役了四分之一的人口，经常留下整体的破碎和脆弱。它强调退隐的哲学在知识方面消灭了人，使他们缺乏应对的能力，它遏止生长”。另一方面，中国虽有四民社会，但科举弥合了民间撕裂，文化和资源在纵向是流动的，而印度“种姓和宗族彻底地界定了个人。个人从来都不是自主的，他永远是其群体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当种姓和家庭简化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法律的严肃性不容质疑，当巫术支撑着法律，史诗和神话满足着想象，占星家知道未来，这时人便无法轻易着手于观察和分析。”中国有两种异于印度的文化形态，一是国家观念二是历史观念，中国很早就有统一国家形态与国家信仰，作为想象共同体的“华夏”观念，成为不同阶段文化共有基因。中国人对时间有敏锐感受力和记忆力，历史往往比现实存在更重要，而印度或许是处于热带而无四季更替，时间感弱于中国，印度哲学的宇宙观是无限循环，生命也是无限循环，善于遗忘。两相比较又落入国人无知的陷阱，我们对印度太陌生。奈保尔游历的是甘地夫人“紧急状态”下的印度，七十年代的中国更疯狂，如果让奈保尔写一部此时游历中国的笔记，也同样会让印度读者鄙弃。人类总有一种返祖冲动，向往曾经的黄金时代，无论印度还是中国，在文明转型中，传统观念与现代社会的紧张关系是同代人的困境，需要龙与象的共同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