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陶瓷史52-97—叶喆民》第三章(夏商周战国时期主要制陶工艺)已传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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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夏代初见端绪的灰、黑陶与白陶》

古代文献如《孟子》、《世本》,《史记》等书内都曾提到夏代,其中《墨

子》“耕柱篇”还有所谓“陶铸于昆吾”的记载。目前经过大量的考古发

据工作,这一问题已在逐渐澄清,然而尚有待明确的是究竞哪一种陶器是属

于夏代文化

根据目前意见比较一致的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早期的遗存来看,当时用

普通黏土烧制的夹砂灰陶或黑陶数量最多,而用瓷土烧制的较为坚细的白陶

器仍在继续烧制。(围雁3-1红陶则已极少发现。常见器形有鼎、罐、甑、

觚,盆,瓮、缸等。(图321-3)多数陶器的装饰印有篮纹、绳纹和方格纹,

只有部分食器与盛器为表面磨光或在光面上拍印一些回纹,叶脉纹、旋涡

纹,云雷纹,圆圈纹、花瓣纹等图案纹饰,并且盛行在陶器表面加饰一些

弦纹、划纹或附加堆纹。另有一些细泥质磨光陶器上面,还发现有线刻的

或雕工精致的动物图像。如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早期遗址中,曾发现有浅

刻的龙纹、蛇纹、兔纹及蝌蚪纹,并有一件刻着饕餮纹和棵体人像的图案

在器形方面炊器中的陶已基本不见而出现陶爵和陶盃等器,食器中新出现

陶簋与三足盘。盛器中陶瓮、陶罐、陶盆的口沿与底部跟龙山文化晚期相比

也有一些变化,同时开始出现園底器

夏代陶器的质量与当时烧窑的窑炉结构以及烧成温度的提高有着密切

的关系。在郑州洛达庙遗址内曾发据出一座相当于夏代二里头文化早期的

烧陶窑炉,窑的形制为“馒头窑”,分为窑室、窑箅、火膛、支柱、火门等

五部分。窑室呈圆形,弧壁向上方逐渐收敛,室底径为1.28米,周壁残

高0.25米左右。窑室底部是用草拌泥做成厚约0.14米的密算,算上分行直

径4-4.5厘米的圆形算孔。算下为立于火膛中部支撑窑算的长方形支柱,长

0.89米,宽0.16米,高0.25米。火膛呈圆形,内宽0.24米,外宽0.32米。

由于经过高温火烧,火膛周壁,支柱,窑算和窑室周壁等部位,已被烧成坚

硬的青灰色或红色。这种设有窑算和算孔的馒头形烧陶窑炉,可以使从火膛

进入窑室的火焰均匀地升高温度,因而提高了陶器的烧造质量。1

商股时代的遗址在解放前曾发现过不少有关文物,积累过一些资料,半

个世纪以来有了更多的新发现。如河南.河北、山东、山西、湖南、湖北

安微等地都曾发现过商代遗物。1952年,在郑州二里岗发现了商代早期的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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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它的上限绝对年代目前还不能确定,而下限大约断定在“盘庚”以前

安阳股墟是盘庚迁股后273年间的商股古都,包含有极为丰富的商殷晚期文

化遗存。

通过对人殉葬墓的现场分析,证实了商代的奴隶社会性质(有的一墓人

殉达79个)。在这种制度下,生产关系的特点是奴隶主占有生产资料和奴隶,

奴隶被当作会说话的工具,然而在强使奴隶劳动的情况下,商股时代的农业

生产水平较之以前任何时期有了显著提高,这种情况从考古发掘中得到很多

反映。而农业生产的发展,促使了手工业脱离农业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从

而使得手工业的技艺水平迅速地提高。在手工业的各个门类中,集中地反映

了时代特点和工艺最高水平的是青铜器铸造业,所以说从此便进入了“青铜

器时代”。

另一方面是出现了商品生产。在制陶遗址中,如郑州发现的一处共有陶

窑14座,出土残器多为盘,甑、鼎一类的泥质陶器,而且数量很多。(圈服341

说明除了供给自身的需要外,商品生产仍占有一定比重。在三门峡.郑州等

商殷遗址内还发现不少陶塑,有人像,单、虎鱼,龟等。图版35此外还

有陶印模,在安阳发现有一个人面陶范,形象都很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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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中原地区商代陶器的主要成就

商代陶器工艺中,值得重视的主要成就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釉的出现

商代的灰陶占大多数,却在质量上并无突出的表现,但特别值得提起的

是“釉”的出现,有人把它说成是一次质的飞跃,信非过誉

“釉“是一种玻璃质,可以施于陶器上,起到美化和保洁的作用,目

前所能见到的古陶瓷以商代为最早,其实这种带釉的器物残片,早在解

放前就曾有发现。例如1934年出版的叶麟趾《古今中外陶瓷汇编》内记

载说

河南安阳之小村镇,昔为股商故都所在,亦发据陶器甚多,胎质如

汉陶,并有施釉者。或谓自地质上考察,则其制成时期仍在商代以前

似可证明施釉器之发明,较通常以为始自汉代者尚早一千年以上云

1952年,釉陶又发现于郑州二里岗的商代早期文化遗址内,另在安阳

的商代晚期遗址内也有所发现,有人认为这些是在当地烧造的,并且因它

们中间有的已具备了瓷器的某些特征(如烧结、有釉、吸水率低等),而名

之为“原始瓷器”或“原始青瓷”。但在西周早期的陕西沣西张家坡遗址

中也曾发现过类似的残片,经过化验,证明它们同南方的早期越窑青瓷在

成分上比较接近。加以安徽屯溪、江苏镇江(烟墩山)的西周基中也发现了

大量的“釉陶”,因而也有人推断它们是在南方烧制后流入中原的(在印纹

硬陶上也存在类似状况)。还有人主张叫它做“炻器”或“磁器”的。关

于它们的具体名称以及源流问题,目前说法还不一致,仍有待进一步做全

面深人的研讨。(1(图暖3-6重)-形

关于“釉”,历来文献写法不一、名称各异,例如“釉”、“泑”、“油”、

“础”或称“釉水”、“釉药”、“础果”等等。宋人丁度等修定的《集韵》解

释“釉”字说“物有光泽也,通作油”",明人张自烈在《正字通》中解释1

“”字说“备器色光滑者,俗谓之‘,而清人唐衡铨的《文房肆考》“卷

三,窑器”一章内,则有“釉水”一节。值得重视的是在清人蓝浦的《景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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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陶录》“卷四·陶务方略”中曾有如下一段记载:

镇陶字样又有通用者,如“缸”或作蜗、钢等字,“”或作密、

等字,“”或作釉、础、油等字,群书杂记亦多互见

景德镇陶业俗呼货料操土音,登写器物花式字多俗省,其不见于书

字如“础”(音又,俗当泑字),“堤”(音笃,俗指坯足)之类

并且在该书内不断出现“础果一词。《康熙字典》、《中华大字典》等集字

较多的类书内均不见“础”字,若从造字“六义”的方法与约定俗成的规律

来考虑,这个间题也值得认真探讨一番。例如上面所引《古今中外陶瓷汇编》

一书,不仅对于历代窑址及产品考证最为详细,而且能将历史考古与科学技

术结合起来,既注意文献和密址的考察,同时也立足于科学方法的研究。据

叶氏晚年的考证说:

一般所写的“釉”字乃是日本惯于使用的,以致有所谓“釉药”的

名词。而此名词究竟不如景德镇所用的“础果”二字,“础”原是一种石

类,与“采”无关也,此外,我国各地厂皆用所谓“药石”,恰如

种药类(即如长石、石英乃中国古代的名词,在李时珍《本草纲目》上

属于石性的药类,土性的则如伏龙肝之类),所以工人对挂轴则称“上

药”。其在古玩行从来所称的础(釉)皆名为“渴水”,当然是将药字写作

字,因瀚与药字音相近,但在古典的《周礼》上则用端字,亦水字旁

亦即“泑也。根据这些考证,应该就可以用“础”字而不用“釉”字,

他还认为“‘釉’字在一段时期内与助’同时出现,恐是古人以未经烧制

者与釉料分别也”,

对于釉的出现与本质乃至名字间题,因为关系到陶与瓷的区别和分类标

准等具体条件,这里限于篇幅暂不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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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精致白陶的烧制

商代白陶最初发现于河南安阳,以后又在郑州与辉县商代遗址内出现

过。虽然早在大汶口文化中白陶即已发现,但数量极少,都光素无花纹。商

代白陶胎质洁白,花纹精细,出土比例大约在万分之一左右,而大量出土

的则是灰陶。说明白陶在当时社会是奴隶主贵族使用的。白陶是使用“高

岭土”做成的,它的成分和烧成温度都适合做瓷器,说明当时已能拣选更

加纯净的黏土。经过化验,其中所含三氧化二铁(Fe2O)只有1.72%过去红

陶、黑陶都在5%甚至6%以上)。但因其烧成温度尚未达到1200℃以上,故

此仍不能称“白瓷”。

商代白陶的纹饰多属凸雕,是用细致的底纹和粗壮的浮纹(主纹)巧妙地

结合而成。浮纹多采用饕餮、夔龙或蝉纹等动物题材做主体,而以云雷纹之

类的几何纹满布底层,宾主协调、疏密得当,显得格外玲珑剔透。

白陶不仅纹饰精美,而且造型庄重端正,给人一种华贵感。它虽是昙花

现,但其艺术价值可与青铜器相媲美,反映了当时制陶奴隶们的高超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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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为以后陶器的装饰增加了一些新的方法和题材。(图版3-9.3-10

这种遗物的数量极少,往往只占出土陶片总数的百分之几甚至千分之

几,可见其稀有程度,因而也反映了商代在商品生产关系上的一个方面。

商周时期的陶器器形,基本上仍是罐、盆、豆、尊、鬲、斝、頗、簋

孟、瓮之类,只在某些器物上有些显著变化。图31.3212)例如,商代陶

鬲在早期多敛口、深腹、鬲足稍高;晚期则宽沿、浅腹、矮档;发展到西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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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底足逐渐变小。早期盛行一种袋足部分较高的瘪档鬲,绳纹也较细;但

是到了西周晚期,又变成同商代晚期相似:春秋时期以后,鬲裆逐渐消失,并

演变成图底釜。至于纹饰,商代前期灰陶上以细绳纹为主(白陶则有饕餮纹、云

雷纹、蝉纹等),晚期多粗绳纹。(图版3-13,3-14西周纹饰则在方法上比较多样化。

1974年在福建闽侯黄土苍出土有一些晚商至西周时期的陶盉、陶碗

把杯之类,不仅造型优美而且有的刻划夔龙纹或几何纹,有的则锥刺云雷

纹。图版3-15.3-16)江西贵溪崖墓出土的东周陶罐,印纹清晰,胎质坚细,罐

肩部对称双贯耳,形制十分端整,均足以说明当时制陶工艺已达到相当精

湛的水平。最近在江西鹰潭附近又发现了商代窑址,出土器物造型古朴实

用,1与其同时期的工艺品具有类似的时代特征。

值得注意的是在江西吴城遗址内出土的商代陶器,有的还刻划文字。其

中一件折腹罐上面竟有12字之多。图版3-131)虽然其音义尚不清楚,但

与同期的甲骨、铜器、玉器上的文字如出一辙,而且可以追溯到大汶口文化

陶器文字的源流上去,对于汉字书法研究工作具有重要的作用

烧窑技术的改进

商代陶窑仍然是挖在地下的穴窑,但窑室直径逐渐增大。例如郑州碧沙

岗窑直径已达1.8米。另一特点是燃烧室的位置已移至窑床的正下方,容积

也比较宽大。如河南郑州的洛达庙、新乡的路王坟、河北邢台的曹演庄、山

东章丘的城子崖等地的商代窑址,都是这种样式。(图3-5)其中曹演庄窑的燃

烧室底部面积几乎与窑床面积相等。窑床上的出火孔,一般均由无规则趋于

比较规矩。一个居中,其余分布周围。这样改进的结果,便有可能提高烧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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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例如,经化验二里岗早期红陶的烧成温度达1000℃上下,而硬陶达到

了180C左右(釉陶也应与此相近)。

在如此高温下烧成的釉,因烧成气氛不同,或氧化或还原兼而有之,多

呈找黄绿或青绿色,是一种用铁做着色剂的铁青釉。和的熔剂主要是氧化钙

(CaO),属于石灰和范围。这种和是在我国奴隶社会中奴隶们的创造发明,

代表了当时制陶工艺的技术水平。

进入周代前后,窑的构造大有变化。共同的特点是,窑室呈椭圆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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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设窑算,而燃烧室多移至窑室的侧下方。有窑顶,有烟囱,窑床平坦无

出火孔,窑墙接近垂直,窑形近于椭圆,有窑门,有通风道(但尚未发现

一座具备上述所有特征的窑址)。例如,张家坡的晚周窑址表明,在窑后

设有烟囱,这是一个很大的创造。从热工学上说,如此便可改变火焰运动

方向。如果在窑顶上设烟囱,则火焰从窑床下部通过出火孔进入窑室,再

经过陶、坯之间的空隙上升至窑顶,从顶上的烟囱排出窑外。这样的窑,

通称作“直焰窑”。

如把烟囱改装在窑的后面,则火焰必然要部分改为横向运动,另一部分

上升至窑顶再折回来。两部分火焰都要经过陶坯之间的空隙,然后集中起来

进入排烟口,再经烟囱排出窑外。这样就使得火焰在窑内运动的行程增大,

与陶坏进行热交换的机会增多,因而具备了进一步提高烧成温度的条件,也

就是具备了烧成像注西张家坡出土的那种“基本上烧结,矿物组织接近于瓷

器”的条件。且具有使烧成温度接近于1200℃的那种结构的窑,即是一般所

谓的“馒头窑”。

在湖北江陵毛家山发现的东周窑址已经建在地面上。这应说是在我国

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大转变时期社会生产飞跃发展和科学技术革新后的

产物。这种建在地面上的馒头窑为后世窑炉的不断发展莫定了新的基础。

从陶器上遗留的痕迹来考察,西周的陶器以轮制为主。出土的一件

手工拍打用的陶印模,既可起到加固陶坯的作用,也可用做方格纹的装

饰。(图版3-19,并参见图版3-20)

安徽屯溪的西周墓中出土过大量的青釉陶器(有人叫它“原始瓷器”或

拓器”),样式很多,以豆为大宗,同沣西张家坡出土的西周器物一样,“烧

成温度达1200℃左右,已基本烧结,吸水性很弱,矿物组成接近瓷器”。北

京房山琉璃河西周墓中也有此种器物出土。它们普遍反映了我国当时制陶工

艺的高度水平。图版3-21.3-22而在江西出土的西周印文陶片上面印有各种花

纹,山东出土的东周陶片上印有文字,则为研究当时陶器的装饰和文字的发

展提供了非常宝贵的资料。(图版323至3-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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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其他富有地方特点的青铜时代陶器

在典型的商周文化分布区的四周,同时还存在许多有地方特点的彩陶或

印纹陶文化。例如,在黄河流域上游的青海、甘肃一带有辛店文化、寺洼文

化、沙井文化等;在长江流域的华南和东南沿海一带,分布有所谓“几何印

纹硬陶文化”;在东北地区有西团山文化;在河北东北部与辽宁西南部有夏

家店文化。现就其主要特征分别叙述于后。

一、西北地区

(一)辛店文化

因首先发现于甘肃临洗辛店而得名,分布于洮河、大夏河、湟水以及黄

河沿岸部分地区。根据甘肃临夏张家嘴和吴家两处遗址的地层关系,确定它

晚于上述的齐家文化。当时已经直接掌握了冶金技术,治铜业的出现是其生

产力发展的重要标志。

陶器以夹砂粗红陶为主,并有大量彩陶,都是手工制作。彩陶表面磨光

多用黑色绘画花纹,常施以白色或红色陶衣。纹饰有宽带纹、曲折纹、双钩

纹、回纹等。还有间绘“S”或“勿”字纹的,有的在上面填加太阳形或犬

等动物形花纹,别具特色。器形有杯、豆、盘、罐、鬲等。其中以大口双耳

罐与高颈双耳罐为主要的典型器物。(图版3-26至3-28)

二)寺洼文化

因首次发现于甘肃临洮寺洼而得名,根据以前的了解只限于洗河流域。

近些年来更发现在庄浪河流域以及渭河支流的漳河流域都有其住地和墓葬。

马鞍形口的双耳罐乃是它的典型器物。此外也有大口双耳罐,一般多素

面无纹。有的只在罐、鬲的颈、腹部饰以附加堆纹或绳纹。个别还在外面涂

有纯红色陶衣。陶器大部分为红褐色夹砂粗陶。

(三)沙井文化

因首次发现于甘肃民勤沙井而得名。以双耳及单耳罐较多,纹饰有直

线、交叉、三角、菱形等,常施于颈腹部。图版3-29

(四)卡窑文化

以湟水中下游为中心,在甘肃、青海一带交界地方,因首次发现于青海

西宁的卡窑而得名。过去曾归入寺洼文化,近些年来才确定为一支新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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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亦称“卡约文化”。

当时居民以农业为主,已能制作铜戈,铜镞等,但以磨制的石器较多

其时代可能与辛店文化相当,但其延续时间可能校长,下限较晚

陶器多为素面,手工制作。有夹砂红陶,灰陶与泥质红陶,灰陶四种

以夹砂红陶最多,(图版30)器形有双耳,四耳,颈耳罐,底部一般较小或呈

圈足,乃是这一文化特点之二纹饰有绳纹,附加堆纹等。彩绘多为曲折纹

三角纹,方格纹。

经过多年的考古调查,证实辛店,寺注,沙井,卡容文化是同时存在于

不同地区的文化。应该说马家文化早于齐家文化,而辛店,寺注,沙井和

卡客等文化则是比齐家文化更晚的青铜文化

二,华南地区

我国华南地区有一种以几何印纹陶器为主要特征的文化遗存,多分布于

东南地带及沿海诸岛屿。因其质料,花纹和烧制的不同,可分为硬质陶与软

质陶两种

(一)印纹硬陶

火候较高,胎多灰色。纹饰有方格纹、回紋,编织纹,云雷纹,米纹等。

常有两三种花纹同施于一件器物上面,器形有罐,解,尊、,显,盘,杯

孟等,(图3-31.3=32)

二)印纹饮陶

有泥质与细砂质两类,烧成温度校低,胎作红褐、灰白或灰色。纹饰比

粗疏,有绳纹,波纹(曲尺纹),格纹,编织纹和圈紋等。器形与硬陶接近。

关于软陶与硬陶的区别,口前尚缺乏严格的标准,有待做进一步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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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图顺3)在广东的印纹陶中曾出现各式的的纹,具有浓厚的仿铜器花纹

的作风。而福州的印纹陶器上面还有刻划的符号。在浙江、广东,福建不少

遗址则发现有印纹陶与籼陶共存的情况,这些籼陶的釉作灰褐色或黄绿色,

施在几何印纹陶上面。另外在圆东与浙南一非的印纹陶遗存中还出现过彩

陶,例如在福建福清东张遗址,它们的地层关系是上层是纹陶与利陶

共存,中层是印纹陶与彩陶共存。由此可见时间有先后的不同,。上述这些

错综复杂的情况,在晚期更为突出,充分反映了华南地区以纹陶为特征的

文化的复杂性。

印纹陶文化遗存内有时发现铜制的镞、矛,刀、斧之类,说明它们在不

同时期内已进入使用青铜器的阶段,但其主要的生产工具仍为石器。经各方

面的考证可以认为早期的印纹软陶,其上限可到商周,下限到春秋前后

晚期的印纹硬陶,其上限约始自春秋,下限到战国,较迟的则可延至汉初或

稍后一些。此外,在春秋时期仍然有彩绘陶器,如陕西省博物馆陈列的一件

春秋时期彩绘回纹双耳陶,十分罕嫩,起着承上启下的历史作用,(m)

三,东北地区

北起松花江,南抵河北唐山,在此时期也分布着几种不同类型的原始文

化。先后经过发州的石样达170座以上,包括喜林市西团山、骚达沟、士

城子、水吉旺起电,汪清百草沟以及河北唐山等地。考古工作者还在牡丹江、

头道江,浑江流城一带进行了调查,目前多认为这一地区的原始文化大体可

分作两大类型,即以古长地区与长白山地区为代表的陶器,前者以吉林、长

春为中心,当时青铜器已普遍使用。陶器以红砂陶为主,多素面,个别有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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纹、划纹与锯齿压纹。器形有直口筒状鼎、实心把的豆,以及带有桥形、条

形、瘤形的橫贴耳,这些都是比较突出的特征。

(一)辽宁夏家店遗址

分为上下两层,其下层文化的遗物与药王庙遗址出土者相似,故亦称作

“药王庙文化”或“丰下文化”。同样的遗物在赤峰附近,宁城、承德、唐山

朝阳和阜新等地均有发现,其时间约自商代至周初。而其上层文化则与吉林

西团山、土城子等地有些遗物比较近似,其时间约自西周晚期或春秋初期开

始,最晚可能至战国时期。目前还难于在夏家店上下层之间判断出具有继承

性的迹象。但因为上下层都发现有青铜器,所以证知是同属于青铜时代的原

始文化。

夏家店下层出土的陶器以夹砂灰陶最多,夹砂褐陶及泥质灰陶次之

陶质坚硬,烧成温度较高。庄要纹饰是绳纹和绳纹加划纹,在加工过程中

往往又将绳纹磨掉,附加堆纹仅饰于鄘腰部和瓮的肩腹部,瓮、鬲腹部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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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泥饼装饰。上层出土的陶器都是褐色和红色的夹砂陶,火候较低,与下

层陶器的纹饰不同,除鄘腰部有堆纹外,多素面磨光,器形有鬲、罐、豆

等。(图版3-35.3-361

夏家店上层墓葬的人骨,经鉴定属于通古斯族人种

二)长白山地区

如图们江、牡丹江、头道江、浑江等流域,在过去进行的多次调查中都

发现了原始文化遗存。在汪清百草沟遗址内曾发现少量的青铜器和炼铜碴。

陶器大部分是手制的素面粗砂陶,器形粗大而厚重,有筒形罐、侈口罐、圈

足杯等。一部分有瘤形耳(同吉长地区陶器),但一部分则是竖贴耳(环形或桥

形),这一点与吉长地区的横贴耳迥乎不同。此外在镜泊湖边的莺歌岭遗址

还有个别的带彩泥质红陶,是比较特殊的情况。

(三)吉长地区

原始文化的发展阶段目前尚不十分清楚,能判明的是在西团山发掘的

五六十座墓中从未发现铜器,随葬品的差别很不明显,可能是这一文化的

早期遗存,即所谓“西团山文化”。根据土城子的地层关系,可以肯定这

文化的下限应在汉代之前

关于东北地区青铜文化的发展过程等问题,目前尚未完全解决。西团山

墓葬的人骨,经鉴定也是属于通古斯族人种,因而有人认为吉林地区可能是

肃慎族(满族)的原始文化遗存

至于北方地区的青铜时代文化,经过发掘的还有内蒙古赤峰药王庙遗

址。这里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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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战国时期的特艺陶器

战国时期随着生产关系的改变,农业、手工业生产以及文化艺术等各个

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进入了所谓的“铁器时代”。这个时期是我国封

建社会的形成阶段。

铁制工具的使用,使封建性的个体生产成为可能,并使手工业者获得了

新的有效的工具,因而在这个基础上飞跃发展。传世的和近年出土的手工业

品中,带官工标志的器物的普遍性,说明官办工业占据着每一个生产部门。

例如制陶业方面,1958年在燕下都(河北易县)调查中,曾发现有“左陶尹”

印记片,“左陶尹”正是管理陶业的官职。

1956年在河北武安县午汲古城内,发掘出了一处有10座陶窑的战国晚

期窑址,出土有大量带印记的陶器和陶片。(图版3-37)印纹有“文牛陶”、“栗

疾已”、“陈陲”、“韩口”、“史口”、“爰吉”、“不孙”等。这种只标姓名的印

记和各地发现的各种官工印记完全不同,据分析是一批独立小手工业者经营

的窑址。窑址里发掘出不同姓名印记之多,说明每一个独立手工业者只拥有

为数不多的产品。他们所以在一起生产,或者是因为经营这种制陶业不是

两个人所能胜任的缘故。

近些年来,在山东淄博的调查中,也曾发现一些带有“某里人某”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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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陶片。(图版3-383-39)这种陶片以往常见于著录(如《铁云藏陶》、《季木藏

陶》等)。所记的地名大多是城周围的各鄙里,证明当时在临淄城郊分布着

许多这种独立小手工业者。尤其是“陶里”、“豆里”等地名的出现,也说明

当时或已存在着某一行业集中在某一地区生产的情况。

随同奴隶社会殉人制度的衰落,用俑随葬的习俗兴起了。木俑、铅俑和

陶俑大量地出现,说明了人的生产价值和地位的提高。同时,代替铜铸礼器

的陶鼎(如燕下都的九鼎,形制巨大而且规整)也有所发现。而且有模仿铜制

的乐器和日用品(如扁钟、卣、鼎、卮、碗等),形成当时陶器造型与纹饰的

特点之一。(图版3-40至3-42)在釉色上以青、黄为主。胎质一般都相当坚致,釉

质则不甚光亮,显得斑驳不平。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在陶胎釉上加彩绘的珠

子(如串珠)之类,也是反映当时技术水平的作品。

战国时期陶器在器形上有很大演变。如战国末期出现的“黼”,原是由

商周的鬲(三足逐渐缩短,已见前章)变化而来。的出现说明这时已广泛用

灶,底足已不适用。另一方面也反映案足已日益加高,可见陶瓷器的造型古

来都是不能离开生活条件的。(图版3=43)

陶器上面常见的纹饰有弦纹、水波纹、网格纹、锯齿纹、三角纹、云雷

纹、山字纹、S形纹、变形夔纹以及其他一些仿铜器装饰。在制作技法上出

现几种新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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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暗纹陶器

流行于中原一代,是用一种细而钝的工具在陶胎未干透前砑出各种花

纹,烧成后若隐若现,显得格外细致,引人入胜。纹饰以线条为主,先用弦

纹分作大小区间,连缀山形纹、锯齿纹、S形纹、篦梳纹等图案,繁而不乱,

工细活泼,充分发挥了线条装饰的特长。(图版3-44至3-47)

2.彩绘陶器

流行范围较广,是在灰陶烧成后加一层陶衣,再画上红、绿、黄、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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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等色绘出花纹。华丽鲜艳,精彩醒目,具有漆器一样的装饰效果。除一般

陶器上常见的纹饰外,还绘有大量的云气纹、动物纹、狩猎纹等,奇禽异兽,

驰骋飞腾,意匠十分巧妙。在河南信阳出土的战国彩绘陶壶中,除红、黄

白、黑诸色外,尚有加绘金线者尤为名贵。(图版3-48至3-50

此外,还有刻花陶器(河北易县燕下都出土)及薄银箔包裹的陶器(湖南

长沙楚墓出土),同时还有大量的建筑用陶(如砖、瓦、水管道等)的制作和

应用。(图版3-51)这些都为以后陶瓷器上多种装饰方法的创新开拓了广阔的

道路。

战国时期的制陶业在中期以后,烧窑技术有了很大发展,从发据的洛阳

陶窑来看,在面积上增加的幅度已从西周的2平方米左右提高到3-10平方

米之间,说明生产率的提高。这些窑都是用土坯砌成窑床,烟囱设在窑腔上

面或后面(多数)。前面已经讲过,这种变化是自西周晚期开始的,在保持烧

窑温度上是一次重要的革新。(图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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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秦汉时期陶器的发展与瓷器的出现》

由于秦代国家统一,各民族之间广泛地自然融合,对外文化交流逐渐开

展,因而民族间互相促进的机会日渐增多汉武帝以后,国力日益强盛,文

化艺术飞跃进步!同时农业、手工业的发展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其中

变化较大、品种较多的就是陶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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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秦代大型陶俑的烧成

过去对于秦代陶器的发掘和研究不多,仅从近几十年来的考古材料初

步看来,自秦代统一后到汉初六七十年间,物质文化面貌基本上保持着战

国时期的状态。而一般陶瓷史书上对此也多是语焉不详。近些年来在陕西

临潼兵马俑坑发现的大批秦代陶俑与山东邹县出土的秦代印字陶量等,都

为弥补这段空白提供了十分有用的资料。(图版4-1.4-2)

秦汉时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得到初步巩固和发展的时代,也是我国各族人

民互相融合的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秦始皇兵马俑中这些形象逼真、

高与人齐而且胎质坚硬的巨大陶俑,以及印有统一全国度量衡制度“诏版”

的陶量,既反映了秦代高超的制陶技术,并且保存了秦篆书法的真实面目,

也是实行统一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历史见证。(图版4-3.4-4

秦俑的雕塑制作,无论人俑、马俑都是精巧异常,而且形制巨大,显示

出秦代制陶工匠们的高超技艺。如一批跽坐圉人俑,形态逼真,高与人齐,

对于当时服装和发型以及跽坐姿势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图版4-5)

化验结果表明,其所用原料耐火度不高,属于易熔性黏土,可见是就地取料,

使用了未加调配的黏土,如地表泥土之类。其含铁量高,烧结温度低,经过

805℃-940℃左右的温度烧制成陶,吸水率在5.62-8.87之间。如果说我

国的新石器时代是陶塑的萌芽时期,那么到了秦代就已经达到了相当成熟的

阶段。因为使用如此一般的黏土烧制那样巨大的陶俑而不变形,历两千余年

而不损坏,如果没有精湛高超的制陶技术和丰富的经验是办不到的。据有人

研究发现,秦俑身上的紫颜色竟是一种人工合成的“硅酸铜钡”,这在后来

的汉代器物上也有所发现。而在20世纪80年代国外有人研究“超导”时才

出现了这一副产品,从而确认是一种新化合物。

引人注意的是,这些陶俑身上多刻、印有工匠的姓名,如“彊(强)宫”、

咸阳午”、“栎阳重”等,字体有的是篆书,有的是隶书。(图版4-6)在秦代

刻石罕见、木简出土不多而秦篆、秦隶的真面目难以分辨的今天,也为我

们研究当时民间书法和所谓“物勒工名,以考其诚”的社会制度,补充了

非常重要的例证。另据1999年9月新闻报道,“又有一处陪葬俑坑被发现,

出土了造型奇特的彩绘陶俑。…露出了排列整齐的动物陶俑群。…其

中还有首次发现的女武士骑兵俑”云云。2读之不胜兴奋之余,尚有待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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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再作分解。

从近年发掘的秦咸阳窑址来看,秦窑是用土坯砌成,容积显著增大。对

比河北午汲的战国窑,窑床面积约大三倍,燃烧室面积增加一倍,容积增大

了五倍左右,而且烟囱也相应增大。特别是窑床前高后低,有10°的坡度,

这是一项创造性的改革,并为后世长期釆用(因为这种窑属于“横焰式”,坯

体常因首先接触火焰的前半面、受热较快而先收缩,出现向前倾斜的现象。

如果升温过快,则窑床上前排的陶坯有时还会倒入燃烧室内。如使窑床坡度

前高后低,则重心后移,当前半面发生收缩时,重心只是移到中心线上,而

不致倾斜或倒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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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丰富多彩的陶器

根据多年来的考古发现,汉代陶器大致有以下几种:

1.彩绘陶器

彩绘陶是用黑、红、黄、绿、白等颜色在烧成的陶器上面描画图案,所

以容易剥落。但是在出土物中有的仍然完好如新,如河南、陕西出土的彩绘

陶壶、彩绘的茧形壶(俗名地灵)、彩绘陶仓以及盆、豆之类。(图版4-7至4-12

这些彩绘陶器除继承战国彩绘陶的技艺外有所创新,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2.无釉的素胎或印纹硬陶

继承前代做法,多为明器Ⅲ1之类。有瓶、壶、罐、仓、盆、瓮、井

灶、磨、楼阁、畜圈、溺器、俑等。(图版4-13至4-15)洛阳汉墓所出陶仓上面,

还写有隶书“麦万石”或“米万石”、“麻万石”、“小豆万石”之类。有的

胎质坚硬,加印花纹,如马王堆西汉墓以及广东、福建等地所出陶罐皆为

印纹硬陶。(图版4-16.4-17

3.翠绿釉陶器

当时也多用于殉葬的明器。主要有壶、尊、鼎、羽觞(耳杯)、楼阁、仓

畜图、井灶、博山炉(根据神话传说中的海上蓬莱三山形状,多浮雕),以及

狗俑之类。(图版4-18.419)这种釉料内含有铅分(PbO),用它与石英以3:1

之比调配制成,在750℃~850℃的低温下(甚至500℃-600℃)便可熔融

成釉,故名铅釉。光艳夺目,滑润欲滴,为以前所未见。

4.栗黄色加彩釉陶器

多为壶、豆、瓶、尊及动物之类。釉色莹润,光亮透体,而且纹样简练,

色调和谐,在装饰方法上别具一格。釉质也是铅釉。目前所知最早的器物出

现在西汉末期,如陕西宝鸡斗鸡台汉墓中曾出土此类器物。

5,茶黄、黑褐釉陶器

这一类陶器敷釉较薄,釉多皱纹或细密开片,但胎质较为坚细,火度较

高。釉色胎质上承商周“釉陶”,使用石灰釉而非铅釉。所制器物多为罐、坛、

锅、盆、瓮一类的日用品(其中泡菜坛、带盖锅器形,与今日无大区别)。(图

版4-20)近年在广东、湖南等地曾有大量出土。有的还印有花纹,如钱形纹或席

纹、菱形纹等,在浙江、江西一带窑址中时有所见。传世品中如故宫博物院所

藏钱纹大瓮,造型巨大而且规整,是当时生活用陶的工艺水平的具体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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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陶制模型和塑像

数十年来出土的汉代陶制楼阁、住房、仓困、城堡以及人俑、动物俑

等不胜枚举。其中较早的如广州西汉晚期墓内经常发现一种顶灯陶俑,深

目高鼻、裸体、束发或头上缠巾,上托灯盘。(这种陶俑,多屈膝下跪或踞

蹲而坐,结合当时海外交通的频繁和广州、长沙一带汉墓中常出土有玻璃

琥珀之类的外国珠宝,有人推断可能是当时贵族豪门从海外买来的奴隶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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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图版4-21特别是四川乐山出土的几件说唱人俑,形象生动欲活,观之

如闻其声,表情格外引人入胜。(图版4-2至4-24又如在东汉中期以后,山东

河南、广东等地墓葬中还出土不少炫耀地主庄园与奴役的农民、奴婢的成套

模型。例如山东高唐出土的一件楼阁模型,高达四层。河南三门峡出土的

件也有三层高,二楼内有四人对博,四周还有守卫武士。其中最有代表性的

是广州出土的建初元年(公元76年,东汉章帝刘炟)城堡模型。城堡周围

有高墙、角楼、门楼,楼下有人执武器守卫。堡内还有殿堂建筑,屋内有

凭几端坐的主人,有击鼓、匍伏、拱手弯腰或跪倒等不同姿态的吏役、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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仆。这些都为研究当时的社会生活与建筑形式提供了十分形象而且生动的

实物依据

许多出土的陶井、畜圈及陶狗、陶马、陶羊、陶猪、陶鸭、陶鸡等

家畜、家禽的明器,不仅体现出制陶工匠们的艺术水平,而且还可以从

中看到我国古代动物的生态,为畜种演变历史的研究工作也提供了具体

的实物标本。(图版4-25至4-32)

此外,如1998年著者赴意大利讲学时,还曾在帕尔马中国艺术博物馆

见一汉代陶龟,不但造型逼真,腹部还印有“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周三

造”铭记。乃是可据以断代并知作者姓名的稀有珍品。1(图版4-3

汉代的陶器在当时价格非常昂贵。据一些出土器物上面的铭文记载,

具陶灶“值(钱)二百”,约折合当时二石米或二亩地的价值。而上述豪门

地主墓内这类明器,往往一出土就有数十百件之多。他们的挥霍浪费,恰与

饥寒交迫的劳动人民所用的大量粗制灰陶器形成十分鲜明的对比。

上面所说汉代新型陶器的出现,突出地表现为“铅釉”陶器的流行。这

些釉色丰富了陶器的色彩,增强了装饰的艺术效果。在纹饰上多喜用龙纹、

凤鸟、玄武、羽人、四神、武土、云气等奇妙生动的画面,配以艳丽的釉色,

(90)页:

更显得辉煌夺目。既富有丰富的想象力,也具备了浓厚的装饰性。而羽人

云气以及博山等的大量出现,与当时道教的盛行是密切相关的。

关于铅釉的起源,20世纪70年代曾经有人认为“凡是有人类居住的地

方,具备原料和燃料这些必要的条件,差不多都会制造陶器。铅釉的发明很

可能也是这个样子”m。如此推论下去,则“石灰釉”的发明又该属于何时

何地?甚至连带釉的所谓“原始瓷器”的发明岂不也成问题?(例如当时日本

也有人宣称“他国曾有13000年前的带釉陶器”。)作者也曾在60年代介绍

过“铅釉外来”的说法,今日虽不固执己见,【2却以为引进外来技术而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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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利用和改进的事例今仍不免,何况是在过去更不足为奇。总之,这一问题

恐怕不是只凭简单的推论或联想的可能而得遽下结论的,目前还是有待认真

研究的课题之一,“以五十步笑百步”是无济于事的。

含铅的釉往往比含硅酸多的釉容易发生蚀变。例如出土的陶器上的釉上

彩多已剥蚀,其原因就在于此。汉陶的绿釉在出土器物上还常常会变成银色

(如故宫博物院陈列的一件绿釉櫆,国家博物馆陈列的两件绿釉瓶,其中

件已变银色)。(图版4-34)过去古玩商与一些收藏、鉴赏家们都认为这种变化

“是出于喷银”,或者“由于棺中的朱红变成水银而黏着在上面”等等。这些

说法其实是毫无科学根据的。据科学工作者的解释,这种现象是由于硅酸铅

玻璃釉发生了变化,而成为具有云母状态的一种东西了。

(92):

所谓“银釉”,若用显微镜去观察,就可发现釉被分成了几个薄层,中

间尚有空气存在。因为光线在不同的物质之间被分散成一种乳浊现象,现出

类似珍珠一般的银白色。云母之所以呈现银白色也是如此道理。由于云母被

分成几页薄层,各层之间含有空气,因此,若将银化的釉用水沾湿,便可重

现绿色。这是水代替了空气而进到空隙里面,使光线的分散减少(因玻璃比

空气更接近于水)之故。

(93)页:

第三节东汉瓷器的烧成

我国古代劳动人民远在五千多年前的“大汶口文化”(公元前3835—前

1960年),即已开始用高岭土作为制陶原料做成了白陶;到3000多年前的

商、周时代(公元前1600前475年),又用它制成带釉的接近于瓷器的器

物;以后春秋战国时期更逐步加以普及、提高。到了东汉时期,由于长期经

验的积累,在对原料的拣选、釉的配制和施釉技术的不断改进,窑炉结构的

改善、烧成温度的提高,以及烧成气氛的控制等许多方面,均具备了烧制瓷

器的条件,因而在浙江上虞一带首先出现了比较成熟的青釉瓷器,同时也有

黑釉瓷器。《图版4-35

瓷器的烧成必须具备三个基本条件:其一,制瓷原料的选择;其二,高

温胎釉的烧成;其三,窑室温度的控制。以上虞出土的一件东汉双系青釉罐

为例,胎质细致,釉色青润。经化验证明:烧成温度已达1200℃以上,瓷化

程度良好,胎釉结合相当牢固,已是比较成熟的瓷器。1(图版4-36

瓷石是绢云母和石英等的混合体,相当于高岭土、长石、石英三者的混

合矿物,是制瓷的主要原料。这种瓷石所含有机物质较少,黏性和吸附性较

小,而且杂有水云母系矿物。它的含铁量比我国北方的次生高岭和耐火黏土

高(如浙江瓷石含铁量0.5%-3%),所以适于用还原焰烧成(据调查,上

(94)页:

虞上浦所用原料为含铁量2.5%以下的原生高岭或瓷石)。浙江上虞、绍兴

余姚、萧山、东阳、兰溪、龙泉及温州地区都盛产瓷石,所以古来就是越窑

龙泉窑的主要窑场所在,以青瓷闻名于世。

石灰釉早在商周时期即已发明。这种釉具有光泽好、透明度高、硬度大

等优点,适宜做青瓷的釉料。这样可以使坯体上刻划的图案花纹或浮雕形象

清晰地表现出来。但是从历史发展上看来,氧化钙的含量越早越高,而釉层

的厚度却是愈早愈薄。早期的青瓷器,上面釉层厚度仅有0.1毫米左右。(图

版4-37)如故宫博物院所藏几件汉代青釉壶,釉质透明,下面花纹清晰可辨

仿佛刚出窑不久,光亮如新。与此相同的一件流失在国外的青釉壶,据德国

一位名叫罗发的博士化验,烧成温度已达1230℃,他并且著文发表,称之为

汉瓷( Han porcelain)。可见,即使是外国人也早已承认它是瓷器了。

我们的祖先在商代发明石灰釉的同时,已掌握了在陶器上刷釉的方法。

但由于初期釉料的配制工艺尚不成熟,而且上釉方法简单,因此釉层极薄,

釉面不匀,常常出现裂纹或失透现象。同时釉的玻化不良,釉色不纯,釉光

不好,胎釉结合也不紧密。到了汉代虽然仍以刷釉法为主,但已开始采用

浸釉法施釉了。如前述上虞出土的东汉双系青釉罐,就是全体施釉,釉色

较为纯净均匀而无裂痕,釉层厚度在0.2毫米以上,而且玻化良好,胎釉

结合牢固。该地窑址出土的其他青瓷残片,也多具有如此的特点,反映出当

时青瓷的烧制水平已普遍提高。

目前仅在上虞一地已发现的古窑址即达二百余处。其中汉代窑址有四十

余处。窑型基本上都是所谓的“龙窑”。

同时也出现了黑釉瓷器。根据最近考古发掘报告,宁波、绍兴地区发现

的东汉时期黑瓷,都采用当地瓷土制作。测试其烧成温度达到1240℃,胎釉

结合紧密,基本上不渗水。另外,广东也有东汉黑釉瓷器出土。

(95)页:

第四节汉代陶瓷工艺的主要成就

东汉青瓷器的烧制成功,是我国陶瓷史上一项重大的成就,也是一次本

质的飞跃。综观汉代陶瓷工艺所取得的成就,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即龙窑的

使用和高温釉的出现。

龙窑的使用,根据考古发掘的材料证明,最早是在战国时代广东增城

的龙窑,其次即是浙江上虞的东汉龙窑。它的开始估计是从火膛与窑室连

在一起的升焰式方窑发展而来,即将窑顶封闭,窑身倾斜,最低的一端为

火膛,最高的一端开作排烟口,因窑身依山傍丘,似一条龙自上而下,所

以名之为龙窑。m龙窑的优点是升温快,降温也快,可以速烧和维持还原

气氛,适宜焙烧坯胎较薄、黏度较小的石灰釉瓷器。

从上虞发现的两条东汉龙窑遗址看来,当时已用黏土砖砌窑,一条前段

已毁,后段为14,另一条倾斜度前段为28,后段为21,前后段衔接处有

明显的折腰现象。根据窑中残留的器物(碟、碗)分析,后部温度较低,有

严重生烧的缺点(胎质较松,淡红色,极易破碎,釉层为粉末状,容易剥落)。

如此后段倾斜度为14-21°(长约10米)的龙窑比现代龙窑大〔现代龙窑

(长约40-100米)倾斜度为10°-20°,即窑头20°一中间15—窑尾10°

其缺点是火焰流速快,热量损失多,前后温差大,燃料消耗大。(图4-2)

东汉以来一些龙窑尽管有这样一些缺点,但烧成温度已能达到1200℃

以上。釉面均匀无裂纹,釉色淡青、胎质细白,胎的薄片微透光,胎釉结合

牢固,而且吸水率在0.5%-0.16%。因此说它们与唐代越窑青瓷相比十分

接近,甚至基本上已经达到现代瓷器在这方面的要求。《图版4-3

对于陶瓷工艺来说,原料是内因,温度是条件。像前面所讲的白陶,虽

然三氧化二铁(Fe2O3)含量较低,三氧化二铝(Al2O3)较高,本来也可用

作瓷坯的,可是因为当时窑的结构所限,烧成温度达不到1200℃,所以即使

施上一层釉也仍然不能烧成瓷器。如现代所谓的精陶(只有1180℃)就是这

样。上虞一些窑场,在东汉时期既已解决了原料的选制问题,具备了瓷器的

内因条件,又有龙窑的改进,为瓷器的烧成温度创造了外因的条件,所以能

在部分窑址中发现有成熟的青瓷

前面谈到匋(窑)字的含义和来源时,曾联系最早的穴窑加以说明。现

在可以进一步联系龙窑的出现,做文字学上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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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古典文学名著《诗经·大雅》里面曾有所谓“陶复陶穴”的诗句,

《诗经·尔雅·释丘》则说:“再成为陶丘。”对于它,汉代的刘熙在他的

《释名·释丘》中解释说:“再成曰陶丘,于高山上,一重为之,如陶灶然

也。”这说明由于大量烧造和技术上的改进,平地的穴窑已不适用,所以依

山傍丘,改在山坡、丘陵地带构筑所谓龙窑。因为“丘”与“阜”同义,例

如《尔雅·释丘》中就曾说过“土山曰阜”,所以用“阜”(阝)作为偏旁加

在古“匋”(窑)字左边,而成“陶”字了。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内也曾

解释说“陶,再成丘也,从阜,陶声”。由此可以从文字上形象地看到我国

陶瓷工艺在窑炉结构及烧成方法上的发展过程。

上面是个人就“陶”字借用汉人的解释,结合汉代的“龙窑”所做的初

步推论。现在再就“瓷”字的含义和当时的器物做一番初步的探讨。

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本是一部古今知名的字典,他对于“瓷”的解

释,只说是“瓦器”,所以这个字从“瓦”。而在《西京杂记》(传为晋人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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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或梁人吴均所写)这部书里面,也曾有“醪酿既成,绿瓷是启”的说法

虽说这未必是汉人的作品,不足为凭,但在上面提到的长沙马王堆西汉墓

中,就曾发现带有“资”(瓷)的木简(对照实物如“梅一资

就是指

的那种印纹硬陶),至少可以说明当时已出现不同于一般陶器的“资”(瓷)

器了。如再联系上虞窑址出土的东汉青瓷,和前面所引“汉瓷”(Han

porcelain)等实物来看,尽管古人的解释从“瓦”、从“贝”,然而,这

时期已经出现“瓷”字与“瓷器”的事实,不仅为今日化验测定的结果所

证明,而且连当时人们也是有所区别和承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