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从没在他乡度过。这使我生出一朵愿望：在异乡过一次年。
这么想，除了向往外面的世界，还因为每年的春节，过得大同小异。
记忆里，年味从大年三十母亲忙碌的身影开始。这一天，母亲要么埋头于厨房，要么淹没在农贸市场人挤人落的人群。忙到不行，母亲便对坐在电视机前的我们恨恨不已。
“你们几个仅晓得看电视，坐在这里撒手不动，也勿晓得来帮帮老娘。”母亲这么一说，我们几个便赶快起身，各人挑起一件活儿来干。
“去去去，毛手毛脚，净来添乱。”没干多久，母亲皱着眉头，把我们赶走，“还是我一个人做事熨贴。”我们便心安理得各自散去，看电视的看电视，玩耍的玩耍。
年夜饭也总是那几样菜。鸡必不可少。有几年，母亲与父亲合力杀鸡，是他们一年中最合作最有爱的画面。母亲把水烧开，唤来父亲。父亲一只手抓住鸡的两面翅膀，往鸡背上一反，另一只手拿着菜刀，只等母亲抓住鸡的两只青色的脚，往已经少了一撮鸡毛的鸡脖子上一划，片刻，便有鸡血从刀口涔涔留出。放干血，母亲把鸡扔在刚烧开的水里，趁着水烫，一大把一大把鸡毛落满一地。
父亲平常不进厨房，但是年夜饭，总会亲手弄几个菜。父亲喜欢做蛋饺。一根汤勺里滴少许油，划好的蛋液摊上去，再在炭火上轻摇慢转。转少了，蛋饺皮包的时候容易露馅，转多了，蛋饺皮老了不好吃。第一次吃蛋饺，简直是人间美味，可惜吃多了，也不过尔尔。大概因为蛋饺做工复杂，父亲做了两三年后，这道菜便在家里绝迹。
吃完年夜饭，照例是看春节联欢晚会。同年味越过越淡一样，春节联欢晚会也一年比一年无趣，这是大家有目共睹，也没什么好说。到了初一，结婚前，哥哥便领着我们到各处亲戚家拜年。结婚后，我则携着夫君走街串巷。通常是那几句台词，见到一年中难得见到的几位长辈，表情平淡的表兄妹们。
外婆是每年必拜的。小时候，外婆问我，等我参加工作了会不会拿钱给她花。我回答，等我参加工作你早就死了哩。如今，外婆依然健在，已是九十五岁高龄。外婆的长寿，似乎与慢有关。看护外婆的小舅舅说，外婆每天吃了睡，睡了吃，活动范围不超过八米。今年给外婆拜年，外婆气色不是很好，两边脸上都有些发乌，这也难怪，这么老的人了。奇诡的是，除了脸色发乌发黄，外婆脸上的皮肤极为光滑，仿佛拉了皮一样，没有一处褶皱。
族人便拿这做文章：“哪象九十多岁的人哪，面上的皮肤亮堂得不行。”又有姨姨说：“家族里没谁这么长命，自小没了爹娘，十三四岁就嫁人，大字不识，还生养了十几个孩子。”
外婆生了十几个孩子，活下来的只有八个。舅舅姨姨一多，小时候的我就有些犯迷糊。有一回过年，我不记得被谁抓去给姨传话。我跑去一看，三四个姨围坐在一起烤火聊天。“姨姨，有人找你。”姨们笑了：”你是叫哪个姨呀。“我支支吾吾说不上来，姨们更笑得欢，一个个前仰后合。我的脸红了，但是也跟着笑，尴尬地笑。
外婆耳聋，记性也不好，拜了年，扯几句闲淡话，彼此便无话可说。我们退出来，又不好马上离开，便齐齐站在门口扯话，看外婆侧靠坐在长椅上，膝上盖着薄被，脚下是电暖器，双眼茫然，似一尊佛像。看我们在门口说话，看着她笑，知道是在说她，口里就嚷嚷：“越老越糊涂咯。”我们报之以笑，但是外婆不笑。
我忽然明白外婆皮肤光滑的原因。年纪大了，记性不好，说起话来颠三倒四，再加上儿女各自成家，与之说话的人，少之又少。久而久之，外婆不会笑了。我想起每回拜年，外婆总是不惊不喜的表情：”习习来啦。“然后颤颤巍巍站起来，从床头柜子里，摸索出一个红包，塞到我或女儿手上。
今年不知说到什么，外婆起身，从椅子跟前走到门口，我这才发现，外婆每走一步仅移动三四厘米，象有人把她双脚缚住，只能一寸一寸地挪着走。外婆步子虽小，移动的频率不小，这就使她看上去有些滑稽，象电视里上了发条的木偶人。
老了，太老了。我时常想，一个人活到外婆这般年纪，行动不便，思想贫乏，无人交流，这样活着，有什么意思？我不相信我有外婆这般长寿。即便有，我也宁愿死去，不愿象个空壳一样活着。但转念一想，这仅仅是年轻人的想法吧。到老了，也许只求活着，无欲也无求，存在本身，便是一种胜利。
通常大年初一就会完成拜年任务，接下来的日子在吃吃喝喝，无所事事中度过。于是我更加羡慕回家过年的人。他们的心情是欣喜的，眼睛是放光的，走起路来，也是呼呼带风的。
不过，我不确定父亲是否喜欢回家过年。
父亲在外打工有十年。十年中，父亲大概每年回家一次。一般而言，过年回了，其它时间就不回，其它时间回了，过年就不回。去年家里买了新房，因此，即便父亲年中已回过一次，过年也回了。
父亲回来的那天，人还在路上，作为女儿的我就已他通了几次电话，目的是了解客车到了哪，好安排时间去接。
估摸父亲要到了，我这才出门。到了汽车站发现，新家离汽车站并不远，小车五分钟，如果走路，也就二十分钟。我把车停在进站口。从各地驶来的客车通常在此停靠。车停这，准没错。果然，没等两分钟，一辆灰头土脑从省城开来的客车出现在面前。我窃喜时间估摸得不错，不无期待地紧盯着这辆慢慢开到跟前的客车。
首先下车的是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黑色运动服，白色背包，接着是一位老人，神情肃然，动作缓慢，后面跟着的中年男人，颇有风度，耐心地等，只是脸上并不愉快。陆陆续续乘客都下来了，无一例外着深色衣服，一如冬天萧瑟，晦暗。我没有见到父亲。正有些懊恼，父亲的电话来了，他已经在客站了。回头一看，不知何时还有一辆省城来的客车停靠在站台，旁边已然站着一群提着大包小包的旅客。
我连忙上车，二十码的速度匀速前进。看到父亲了。他背对着我，但那姿态，那背影，是父亲无疑。我按响喇叭，父亲回头，看到我，一脸灿然。
我却有些发笑。父亲穿着件不知从哪里淘来的黄色皮衣，皮衣拉链坏了，也可能只是故意，潇洒地敞开，露出触目惊心的红色。下身深蓝色的西装裤，照旧脏得看不出颜色，脚上是来历可疑的黑色运动鞋。
我下车，招呼父亲，把行李放进后备厢。父亲行李不多，除了一个旧而轻的旅行箱，还有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一个电风扇，一个体重秤。自然，都是旧的。
等我坐回驾驶室，父亲也打开了副驾驶室门，准备坐进来。我看到他缓缓侧下身子，先把一只脚放进来，坐稳了，又慢慢去抬另一只脚。放另一只脚的时候，父亲脸上露出疼痛的神情，那只脚显然受了伤，依赖手的帮忙，才缓缓挪了进来。我问父亲怎么回事，父亲说，前段时间搬东西崴了神经。我照例说了几句要去医院看之类的话，父亲唯唯地听，仁和地笑。
父亲进来的时候，一股几乎令人作呕的气味直冲我的鼻腔。那是混杂了老人气，口臭，以及烟味之类东西的混合物。好在鼻子的适应力强，异味只是短暂冲击了我的呼吸系统，没多久，我便浑然不觉，与父亲谈论起沿途变化。
父亲上楼又显得笨拙起来。象刚学会走路的小孩，他先把好的那只脚抬起，站稳后，另一只脚渐渐升高，轻轻地放在好脚旁边。好在新家在一楼，台阶只有十二步，没费多长时间，父亲已被站在门口的母亲迎进去。
进门后，母亲依旧忙着手中的活，口里殷勤地回答着父亲的问话。两个外孙女在旁蹦蹦跳跳，奶声奶气。父亲笑着叫我把他的行李箱打开。行李箱轻得可以，里面只有一件我许多年前买给他的西服，一件暗棕色毛圈大衣，以及一卷大号透明胶和一把饭店用的调羹。父亲又让我把行李箱的夹层打开，一袋糖，一袋夹心蛋糕在那呆着。
“来来来，吃糖吃蛋糕。”父亲招呼。孩子们围了过来，各人伸手去抓，放在口袋，又嬉笑着跑开。
“这糖二十四元一斤，还好吃。”父亲说。我捻了一粒，剥开糖纸，放进口里，甜得腻人。
吃过饭，父亲让我教他用微信。不知是网络不行，还是手机没设置好，微信始终不能注册。父亲说算了，反正也不常玩。在各个房间溜达一圈后，父亲说出去走走。
父亲的离开，让我如释重负，似乎表演暂告段落。
一直如此。父亲与我的关系，更多关于敬畏。父亲不在家，我们兄妹三人嬉笑怒骂，轻松愉悦。父亲在家，便如母亲所言，老鼠见猫，无人吱声。父亲打过我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大概是十一二岁的年纪，我和姐姐不知为什么起了争执，互不相让，父亲回来，二话不说，一人一个巴掌，这两掌打得前所未有，把我和姐都打懵了，连哭都不敢哭。哥哥更惨。父亲打他的次数多得数不过来。那个时代，多少人懂得教育孩子，尊重孩子。父亲在家的时间少，即便生意不忙，他也是在外面应酬，玩乐。但即便这样，我也会想，如果家里没有父亲，多好。但我又知道父亲是爱我们的。只是，这种爱，需要慢慢体味。比如，半夜送生病的我去医院，脸上的那种焦急担心，是现在当了母亲的我更能感受的。
渐渐地，我们长大，父亲老了。因为做生意失败，为了还债，父亲在花甲之年去北京打工，靠为别人送货，当宿舍管理员等杂工，慢慢把债还清，还付了这套新房的首付。
在家只呆了三天，父亲又要北上。他不无得意地说，跟公司又签了三年合同。如果公司解雇他，需要赔六个月的薪资。父亲走的那天，我们都去送他。父亲的脚还没好，我们看着他检票，进站。上车时，他的两只手紧紧抓住门边的栏标杆，借助双手的力量，把自己送上了客车。
父亲到京后说，明年不会再回家过年了，一来没什么事，二来春节上班有加倍工资。他还说，才一个星期，脚就已经好了。
今年，父亲果然没有回家过年。大年初一上午打电话过去，父亲说当了晚班，正在床上休息。我寻味父亲的声音，疲惫着带着落寞，却只寻常说了几句新年快乐保重身体的话，便挂上电话。
过年，在他老人家看来，大概也是无趣的吧。
我羡慕在外地过年的人由来已久。仔细想想，其实还是因为我向往外面的世界。只是由于种种原因，我始终固守在这个小城，度过我绝大部分人生。随着年岁增大，也渐渐明白生活在别处本是人生常态，因此，在外地过年的愿望其实很容易实现，却也没有认认真真去实施过。
今后大概也就这样吧，长辈年纪越来越大，孩子慢慢长大成人，自己还揣着他乡过年的愿望，一年复一年地在生我养我之地，度过每一个新年。
但我又知道，能够在家里过新年，本身就是一件值得庆幸和感恩的事情。
明年的新年，我的愿望是父亲不要再外出打工，安心在家养老，外婆也身体健康，再对着我们嚷：“越老越糊涂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