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罗多德在其著作《历史》中记载了一个著名故事：僭主坎道列斯一方面深爱自己的妻子，认为她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另一方面又特别宠信侍卫巨吉斯，什么机密都给他讲，包括对他极力夸赞自己妻子的美丽。
坎道列斯看来已经走火入魔了，居然建议巨吉斯看看他妻子“裸体的样子”，以证明自己所言非虚。巨吉斯当然不敢，害怕因此招致可怕后果。但国王宽慰说：“我知道你的忠诚，我会秘密安排这件事情。在她进卧室脱衣服时，你可以从门后偷看而不至被发现。”巨吉斯无法拒绝只好同意。
可是，国王的妻子在上床时发现了偷窥的巨吉斯，但她“装作什么都没有看到的样子，心里却在盘算如何对丈夫坎道列斯实施报复”。
第二天早晨，王后召见巨吉斯，说：“你有两条道路可供选择。要么杀死坎道列斯，成为我的丈夫并拥有王位；要么现在就死在这里，因为你看到了不该看的东西。你们两人中间必须死一个。”巨吉斯在无奈之下刺杀了坎道列斯，并成为新的僭主。
希罗多德在书中对坎道列斯的描述是他“注定要遭到不幸”，看来这的确是一个悲剧的故事。在这位历史学家的笔下，政治的前途和人生的命运似乎本就密不可分，政治和情欲之间本来就存在某种纠缠不清的关系。政治与情欲的交错，使得“僭主”统治成为政治游戏的常态，其中充斥背叛、仇杀、不义和肮脏的交易，政治由此不需要什么伦理，也不需要什么正义。
在希罗多德的历史记述中，女人既是力量的源泉，又是男性支配和关注的对象。女人在政治舞台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她们既是主导者，又是被动者；既是历史悲剧的原因，又是历史悲剧的结果。总之，有女人，才有故事。
但在李安的《色戒》中，王佳芝所代表的女人到底是什么，仍然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她根本不像希罗多德笔下那位勇于复仇并主动支配政治游戏的王后。她既没有对政治的兴趣，也没有什么强烈的爱与复仇的动机。但她就这样不由自主地卷入了政治。
毫无疑问，色与戒既是情欲和政治的两极，二者又可以合而为一。没有色，哪来的戒？没有情欲，哪来理性？没有罪恶，哪来政治？
所以在张爱玲的原著中引用了一句英谚：“权势是一种春药”，政治的故事也必须借助色欲的空间才能上演。在这个意义上，李安准确把握了张爱玲的原著。
电影《色戒》重现了张爱玲小说原本中的两个主旨，并通过两条线索加以演绎：
一是“到女人心里的路通过阴道”，这句话描述了色与情的内在关系，在经过一番苦痛和挣扎之后，色与情最终可能达到心与心之间的水乳交融。
在这条线索，李安借助三场性戏淋漓尽致地展现了王佳芝的孤独和易先生的恐惧注定要走在一起，并描绘出人性的微妙、复杂和无奈，因为肉体和灵魂、恨与爱、戏谑和真情往往互为因果，无法分割。
另一个主旨就是小说所谓的“他们是原始的猎人与猎物的关系，虎与伥的关系，最终极的占有”，这句话说明了色与政治的勾连，因为政治本身就是最大的情欲游戏。
政治与感情无关，为了政治的目标，王佳芝即使向自己厌恶的男人献出贞操也在所不惜。对，政治就是这样玩的。可以说，在这里，阴道之路不是通向心灵，而是通向政治的深渊。
在这条线索，李安不得不在自己擅长的细腻内敛之外来展示赤裸残酷的野性厮杀，因为说到底，王佳芝和易先生从认识和交往开始，就是互相诱惑、利用和被利用的关系，直到半假半真，“弄假成真”，把生命和政治前途都彻底搭了进去。
在《色戒》之前，李安尤为擅长表现细腻微妙的感情，无论这些感情之间存在怎样的冲突，它们毕竟都是一种人间真情。但在《色戒》里面，色与身体的语言不仅要体现情感，更须表达政治，所以李安也开始实现从文人关怀到政治关怀的转变。
他继续着自己对于电影艺术的娴熟领悟，一方面挖掘出有关历史声音和影像方面的各种细节，从而完成了一种“历史的记忆”。
另一方面他也充分利用电影的表现手段，把“猫和老鼠”般的猎人游戏演绎成扣人心弦的新的悬疑：稍微有点常识的观众都可以看出，一群没有半点政治经验的大学生，想和久经沙场的老政客对垒，这场刺杀闹剧注定会以失败收场。
电影从头到尾就故意留下诸多疑点，比如“麦先生”的紧张失措、从一开始就觉察到“你们不太对劲”的老曹、之前已经有两位色诱易先生的女特工命丧黄泉，以及周围各种监视的眼睛，如张秘书、司机、女佣。
这样反衬的结果是，似乎大家都心知肚命，只有王佳芝糊涂到底，两相对比，王佳芝故作老练的色诱与镇静反而充分暴露出她对政治的幼稚、弱智和拙劣。
但就是这个漏洞百出的情色间谍游戏，李安还愣生生地让他们玩到了最后，导演的这份耐心和功夫实在值得钦佩。李安坚持要把情感和复杂的人性灌注到残酷的政治游戏中去，其最终的效果是政治也征服了女人和所有的男人。
这一次的李安不再考虑文化关怀的问题，不再继续叙说《理智与情感》、《断臂山》等影片中的那些可以穿透历史和政治的人间真情，因为《色戒》本来就附属于政治，附属于历史。
张爱玲说：“爱就是不问值不值得”，如果是这样，只要有爱，只要追求爱，坚持爱，王佳芝就可以不用问对方负不负心，也不用管自己是不是被一次又一次地利用。
但问题在于，王佳芝并没有爱，她拥有的只是失落。父亲走了，自己寄人篱下；有了革命的战友，却被他们集体商量着让自己献出贞操。
王佳芝注定被要被愚弄、被抛弃。
她不过就是一个普通的女大学生，喜欢看电影，对未来有美好的向往，会因为电影的情节而感动得痛哭流涕。她真的承担不起那么大的政治任务。让这样的女子来完成这样宏大的抱负，本来就是政治的变态。
她当然应该，而且也有理由为自己的前途算计，比如幻想完成任务后到英国去，在被抓捕后不吞食毒药并奢望易先生会伸出援手，因为她本来就是一个普通的女人。
王佳芝是孤独的，也是盲从的，她在第一次白白付出贞操后，颠沛流离，已经意识到“我就是傻”，但她为什么还要在三年后继续接受任务？是为了摆脱生活的困窘？还是因为心有不甘？
但无论如何，她的行动理由都与所谓的民族大义没太大关系，就像在爱国话剧的表演大获成功之后，她所关心的并不是振奋的政治情怀，而是沉浸于雨中的自我世界一样。
王佳芝是被侮辱的和被损害的。
如果政治就是区分敌友，就是不在乎人生的情感体验和准则，那么，王佳芝因为色生情，因情而背叛政治，就不叫背叛，因为她早就把自己的情和色被迫出卖给政治了，现在她把政治出卖一次，又算得了什么；
如果这样，王佳芝因为最后的感动而损害自己的政治立场和革命战友，也就不叫什么损害，因为政治早就不可逆转地将她彻底摧残和伤害了。
她终于面对黑暗的深渊，没有懊悔，也没有抱怨，当然也不会有慷慨赴死的荣耀和出卖同志的负疚，她仍然镇静，但这次不是装出来的，而是内心已死，活着和死去对自己而言都无所谓了。人生多么无聊，又何必拒绝什么和抗拒什么。
的确，王佳芝之所以选择再度冒险，不过是因为她已经不再需要惊心动魄和豪情壮志，老曹的死亡早就破坏了这一切有关革命和正义的美好想象。
她的周围充斥着猥琐和欺骗，上演着贪生怕死和歇斯底里；她试图同流合污，但又渴望关爱怜悯；她无路可逃，无家可归；她不必坚强，也不必战栗。死亡与其说是被迫，不如说是最好的归宿。
什么是理想，理想不过就是算计和贱卖；什么是爱国，爱国不过就是利益和冲动；什么是组织，组织不过就是压制和盘剥。既然如此，还有什么好怨恨和好懊悔的呢？李安就这样颠覆着我们既有的判断和情感，也摧毁了所有爱国主义和民族大义的宏大叙事。
可是李安导演说过，他拍《色戒》明明是为了“保留那一段历史”，而不是破坏我们对历史的想象与记忆。
那他给我们保留的是怎样的历史呢？
《色戒》确实让我们清楚看到了历史的一些面貌，包括当时的声音、影像、麻将、旗袍和口红，《色戒》也让我们正视历史和政治选择背后的各种复杂的原因和细节，而不是轻易做出非此即彼、非正即邪、非爱即恨的简单价值判断。
然而，尽管我同样对那种动辄以政治爱国立场或所谓的民族大义作为评判《色戒》好坏之标准的做法不以为然，也尽管我从来都认为女人爱上男人、好人爱上坏人、爱国者王佳芝爱上大汉奸易先生也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甚至根本不是罪过。
但我仍然认为李安带给我们的《色戒》真的遮蔽、掩盖和模糊了历史中极为重要的一面。这一面不一定是爱国、正义、民族精神以及功利与情感，而是在这些东西背后并支撑着它们的人性力量和生命尊严。
在这部影片里，所谓的“色”并不意味着自由，而是意味着沉沦，可身体的沉沦并不能带来心灵的解放；在这部影片里，所谓的“戒”也并不意味着理性，而是意味着压制，可对情欲的压制并不能带来人生的明达和理智。
因此，在“色”的一极，我们体会不到人性的独立释放；而在“戒”的一极，我们体会不到精神的高贵舒展。
我们不禁要问，除了色欲与肉体之外，女人还剩下什么？色之外的情归何处？肉体之外的灵魂又在何方？我们或许因为堕落而不朽，但王佳芝堕落了，却并没有因而获得不朽。
看来所谓的“戒”并不是“色”的终极拯救和终极出路。至少在李安的思考框架里，色和戒的关系是出了问题的。
李安告诉我们，卖国者是可耻的，爱国者更加可耻。信念是个屁，崇高顶个球。在这样的逻辑下，人的生命呈现步步降低的轨迹，直到大家都平等如粪土：信仰降低为情感，情感降低为欲望，欲望降低为肉体，肉体降低为暴力。
一个曾经无比残酷而又需要从中寻找希望的历史搏杀，演变为对镜头和奖项的关注，演变为新鸳鸯蝴蝶派式的话语情调，从而成为新时代的娱乐与时尚的翻版。《色戒》迎合了这个时代的病灶——在这样的时代，我们还需要忠诚吗？
《色戒》因而代表了对“色”与“戒”、历史与人性的无端而又错乱的想象。一个善于把握并沟通中西文化的导演，在电影拍摄的技术和手法上能够做到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但在对历史、人性和民族未来的挖掘表现方面却显得捉襟见肘，日渐平庸。李安在娱乐化的电影产业名利场中成就了名望的又一个高峰，却从此告别或者关闭了使自己成为电影大师的可能。
一个民族的政治命运是由这个民族的性格决定的。既然人生观和政治观紧密联系在一起；既然政治说到底还是一种生活方式，是生活质量的问题；既然《色戒》里面的男女，无论是爱国者还是汉奸，其在精神层面的生存境况都是那么糟糕，所以，他们以及他们所代表的这个民族所维护或奋斗的政治目标也就注定是脆弱的、不成熟的。我们看到的只是苟活的生命，我们经历的只是糊涂的体验。
《色戒》给了我们记忆，却使我们面临更大的失落和遗忘。我们只能看到政治目标和人性理想的冲突，却看不到政治行动促进人类追求理想和美好未来的可能性。如果政治仅仅意味着泯灭人性，那玩这样的政治游戏还有什么意义？《色戒》在这个意义上践踏而不是捍卫了生命的尊严。
当我们的眼球和话题都被《色戒》所吸引，我们不禁还要追问：究竟什么是那一代人的“怕和爱”？什么又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死亡与重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