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助益性关系的特点

          长时间以来，我就有一个强烈的信念——有人可能会说这是一种偏见一一即治疗关系只是一般人际关系的一个特例，而且所有的这样的关系都是受同样的规律支配。当我被邀请参加1958年在圣·路易斯召开的美国人事暨辅导联合会年会时，我选择这个作为发言的主题。

        这篇论文明显地运用了客观和主观的二分法，而最近这些年来这种二分法已成为我的个人经验中十分重要的一部分。现在我发现很难写出一篇完全主观或者完全客观的论文。在此我希望能将它们紧密连接起来，尽管我不能做到完全消除二者的对立。

        我在心理治疗方面的兴趣引起了我对各种助益性关系的兴趣。我想用助益性关系这个术语表明，在这样一种关系中至少有一方有明确的意向，促进另一方成长、发展、成熟、机能改善和提高生活适应能力。在这个意义上，另一方可能是一个个体或一个团体。换言之，助益性关系可以定义为：某个参与者意欲使另一方或者双方发生某种变化，使个体的潜力更多地得到欣赏，更多地得到表达，更好地发挥作用。

        显然，这个定义覆盖了一个宽广的范围，包括所有通常用来促进成长的关系，比如母子关系、父子关系、医生和病人的关系，而且还可以涵盖教师与学生的关系，虽然有些教师并不认为自己的工作是为了促进学生的成长。它几乎包括所有的咨询关系，不管我们谈及的是教育咨询、职业咨询还是个人咨询。在个人咨询这个领域内，它涵盖的范围也很宽泛，包括心理治疗师与前来就医的精神病患者之间的关系，咨询师与感到困惑的或神经质的个体之间的关系，还有咨询师与越来越多的所谓“正常人”之间的关系，这些人来做咨询是为了改进自己的机能或者促进个人的成长。

        这些大多是一对一的关系。但是我们也应该考虑到大量的个人与团体的互动之中的助益性关系。尽管其他的管理者没有这个想法，但有些管理者想让自己与职员之间形成一种促进成长的关系。团体治疗的领导者和他的团体之间的互动就属于此类。社区顾问对一个社区小组的关系亦是如此。业界咨询顾问与他的管理者小组之间的互动也越来越多地成为助益性的关系。也许我所开列的这个清单可以指明这样一个事实：我们与他人加入其中的大量的人际关系，都是为了促进发展、成熟以及充分发挥机能的一类人际互动。

        问题的提出

        但是这种确实对人有所帮助、确实能促进个人成长的关系有什么特点呢？相反的，即使有一方十分真诚地想要促进对方的成长和发展，却可能实际上毫无帮助，那我们又如何去识别这类无效关系的特征呢？带着这些问题，尤其是第一个问题，请跟我一起审视我曾经走过的探索道路，以及我现在的观点。

        研究提供的答案

        我们自然会提问，对这些问题是否有什么实证的研究，可给我们一个客观的答案。迄今为止，在这个领域的研究为数不多，但是有关的一些研究却富于激励性和启发性。我不可能介绍所有这些研究，但是我希望对已有的研究能够作一个较为广泛的取样，并简短地陈述一些重要发现。我这样做，肯定会过于简化，而且我非常清楚，对我提及的研究我做不到完全公正；但是我想给读者传递研究的实质性进展的信息，以激发各位的好奇心，自己开始去考察这些研究。

        关于态度

        大多数研究发现，助人者的态度在助益性关系中作用重大，它可以使一种关系促进成长，也可以使一种关系阻抑成长。让我们看看其中的一些证据。

        几年前由鲍德文( Baldwin)等人在菲尔斯研究所(Fels Institute)对亲子关系所作的细致的研究中提供了一些有趣的证据。在各种各样父母对孩子的态度中，“接纳民主型”似乎最有助于促进成长。如果父母的态度是温和而又平等的，孩子在智力上就显出加速发展，智商提高、更有独创性、更有安全感和自控力，比起其他类型家庭的孩子，他们较少冲动性。尽管开始的时候发展似乎慢一些，但是等到上学的年龄，他们就会成为受欢迎的、友好的和非攻击型的小小领袖人物。 如果父母的态度是拒绝型的，儿童智力的发展显示出一种轻微的减速，运用已有能力相对较差，缺少独创性。他们情绪不稳定，逆反，攻击性强，爱吵架。有着其他态度的父母，他们的孩子在各个方面的发展趋向处于这两个极端之间。

        我相信，当提及儿童发展时，这些研究结果不会让我们感到惊讶。他们或许应该应用于其他的人际关系。有些心理咨询师、医生、管理者，他们有着情感丰富、善于表达、尊重自己和他人的个性，能很好地共情理解，能够像这些父母一样，有能力促进他人的自我实现。

        现在我们来看一个截然不同的领域内另一项细致的研究。怀特洪和柏兹(Wbitehorn＆Betz)调查了在精神病房内与精神分裂症病人打交道的年轻医生取得成功的程度。为了这个特殊的研究，他们挑选了七位对病人有明显帮助的医生，还有七位其病人未显示出很大改善的医生。每一组已治疗了大约50个病人。为了找出A组（成功组）在哪些方面与B组有所差别，研究者仔细查看了所有得到的证据。他们发现了一些显著的不同。A组的医生倾向于根据各种行为对病人所含有的意义来看待精神分裂症，而不是把他看作是一段病例的记录或一种描述性的诊断。他们也趋向于把自己的治疗目标定位在病人的人格改变上，而不是诸如减少症状或治愈疾病这样的目标上。研究发现，具有帮助能力的医生在他们每日的交往中，主要利用了积极的个人参与——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们较少使用各种被认为是“放任自流的”方式。他们也较少给予解释、指导或者建议，较少强调对病人的实际照顾。最根本的是，A组比B组更有可能跟病人建立一种充满信赖的关系。

        尽管作者慎重地强调这些发现只与精神分裂症的治疗有关，但我有点异议。我猜想，在对几乎任何种类的助益性关系的研究中都会发现与此相似的事实。

        另一个有趣的研究把焦点放在被帮助的人对这种助益性关系的看法上。海涅( Heine，1950)研究了分别到精神分析疗法、当事人中心疗法和阿德勒疗法三个学派的治疗师这里寻求心理帮助的个体。在这三种类型的治疗中，当事人都报告在他们身上发生了类似的变化。但是在此我们特别感兴趣的，是他们对治疗关系的理解。当被问到如何说明已发生变化时，他们提出了不同的说法，明显反映出治疗师取向的影响。但是他们认为对他们有帮助的主要因素是一致的，这一点对我们的讨论特别有意义。他们指出，可以解释他们身上发生变化的态度因素有：对治疗师的信任；得到治疗师的理解；能够独立做出个人的选择和决定。他们认为治疗师最具助益性的做法是澄清并诚恳坦率地说出当事人朦胧而模糊的感受。

        在治疗关系中，哪些因素是没有帮助作用的呢？无论对于哪种取向的治疗师，当事人的看法高度一致。治疗师的态度，例如缺乏对人的兴趣、表现出疏远或距离感以及表现出过度的同情，都被看作是无益的。关于治疗的方式方法，这些当事人认为，治疗师对他们的个人决策给予具体的建议，或者过分强调过去经历而不是眼前的问题，都是毫无益处的。他们还认为，治疗师温和适度的原则性指导意见，可以说处于某种中间状态，既没有明显的助益，也没有什么很大的害处。

        费德勒在一项被人反复引用的研究( Fiedler，1953)中发现，有着不同取向然而经验丰富的治疗专家都与他们的当事人形成了相类似的关系。形成这种助益性关系的因素却并非广为人知，而恰恰是这些因素将专家与非专家区别开来。这些因素主要是：能够理解当事人的意思和感受；敏于感受当事人的心态；不导致过多感情卷入的热情和兴趣。

        奎因的研究( Quinn，1950)揭示了在理解当事人的意义和感受时究竟是什么因素在起作用。令人惊讶的是，他的研究显示，对当事人意思的“理解”本质上是一种渴望去理解他们的态度。奎因只是呈现了治疗师在晤谈中的话语录音，研究的评价者在做出判断时并不知道治疗师是在对什么做回应，也不知道当事人又是如何回应。但是这项研究却发现，仅仅根据这些片断的材料，就可以很好地判断治疗师的理解程度，就像聆听完整的对话记录一样准确。这似乎是一项明确的证据，表明渴望理解对方的态度是一个真正有效的治疗因素。

        至于治疗关系的情感特质，希曼发现心理治疗的成功与当事人和治疗师之间强烈而不断增强的彼此喜爱和尊重密切相关( Seeman，1954)。

          迪茨所作的一项有趣的研究(Dittes，1957)表明了这种关系是多么微妙。用一个生理学的指标——皮肤电反射——来测量当事人在焦虑、受到威胁或高度警觉时的反应，并让评判者对治疗师接纳和赞许当事人的程度做出等级判断，然后对生理指标和评分作相关分析。迪茨发现，治疗师的接纳态度哪怕只有轻微的降低，皮肤电反射增高的偏差就会显著增多。证据表明，当治疗关系被体验为较低的接纳时，有机体就会产生对抗威胁的反应，即使在生理的水平上，也明显可见。

        虽然没有完全地尝试从各种各样的研究中统整这些发现结果，但是至少可以注意到几件令人注目的事情。其中一个事实是，真正重要的是治疗师的态度和情感，而不是他的理论取向。他的方法和技巧并不比他的态度更重要。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对治疗师的态度和情感的看法对当事人影响重大，当事人的感受才是关键所在。

      “人造的”关系

        来看一个截然不同的研究。你会觉得其中一些很是令人讨厌，但它们却与助益性关系的本质有联系。这些研究与我们可能想到的“人工”或“人造”的关系有一些关联。

        范布兰克( Verplanck，1950)和格林斯潘(Greenspoon，l955)等人的研究显示，可以在治疗关系中对言语行为进行操作性条件反射。简单地说，如果实验者在某类话语之后说“嗯”、“好”或者频频点头，那么，这类话语因为得到了强化会趋向于增多。这说明，使用强化程序可以使当事人更多地使用名词复数、充满敌意的言语、意见的陈述等等。而此人完全意识不到他正在以某种方式受到这些强化方法的影响。通过这样的选择性强化，我们可以使对方按照我们的设计使用某类语句或者做出某类陈述。

        遵循斯金纳及其团队所开发的操作性条件制约的原理，林斯利的研究( Lindsley，1956)发现，我们可以在一个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和一个机器之间建立一种“助益性关系”。这个机器有点像自动售货机，能够对各种各样的行为做出奖赏。起初对病人按压杠杆的行为只提供一些简单的奖赏，像糖果、烟，或者在屏幕上展示一幅图画。但也可以设计成对多次按压杠杆的行为提供复杂的奖赏，比如为一只单独关在一个看得见的围栏里的饥饿的猫提供一杯牛奶。在这个例子中，病人得到的满足感是利他型的。还可以设计一种情境，让病人对隔壁房间里的另一个病人做出同样的社会性的或利他的行为，并对此进行奖赏。只要实验者的装置足够灵活，可以奖赏的行为就可能有很多种。

        林斯里的研究报告说，有一些病人有显著的临床症状的改善。有一个病人已经摆脱了日益恶化的慢性病状态，而得到了到处走动的自由。有关这个病人的描述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显然，这个变化与病人和机器的互动有关。然后，实验者决定进行消退实验。用不那么专业的话来讲，就是不论病人按压杠杆多少次，都不会再出现任何奖赏。这时，病人又逐渐退化，变得不讲卫生，不愿与他人交流，因而他自由走动的特权不得不再次被取消。这件令人难过的事情似乎显示，即使是在与一台机器的关系中，信赖感也是很重要的，否则这个关系就不会具有助益性。

        关于人工关系，还有另一项有趣的研究是由哈洛( Harlow，1958)和他的同事用猴子进行的。在实验的一个阶段，将出生后不久就被从母猴那里抱走的幼猴与两个物体放在一起。其中一个可称之为“硬的母亲”，它是一个用金属网围成的倾斜的圆柱体，有一个橡皮奶嘴可供小猴子吸吮奶汁。另一个是“软的母亲”，同样是一个圆柱体．不过是由泡沫橡胶制成的，外面穿着毛茸茸的衣服。幼猴所有的食物都是从“硬的母亲”那儿得来的，但显然他还是越来越喜欢“软的母亲”。电影纪录片显示，他无疑与这个布的母亲“关系处得很好”，与它玩耍，喜欢依赖它，当附近有陌生的东西出现时，他就紧紧地依偎着它，在它那里寻找安全感；当他要到令人恐惧的世界冒险时，会把它作为安全的避风港。这项研究有许多有趣的和富有挑战性的含义。其中有一个看来是相当清楚的，那就是直接的食物奖励再多，也不能代替幼猴明显需要和渴望得到的某些知觉品质。

          新近的两个研究

          为了把内容宽泛的——或许是令人迷惑的——研究成果的回顾做一个总结，让我把最近的两项研究报告做一个简要讨论。第一个是由恩兹和佩吉(Ends&Page，1957)进行的一个实验。为了治疗一些在州立医院至少住过两个月的顽固不化的长期住院治疗的酗酒者，他们尝试使用了三种不同的团体治疗方法。按照他们的假设来推测，最有效的方法是基于两因素（即刺激与反应—～译者注）的学习理论的治疗；其次是当事人中心疗法；而精神分析取向的方法可能有效性最小。可是研究的结果显示，基于学习理论的治疗不但没有帮助，而且还有一些害处。比起那些没有治疗的控制组，结果更加糟糕。精神分析的方法有一些积极的收获。当事人中心的团体治疗则带来了最大的积极变化。一年到一年半以上的追踪数据进一步证实了住院治疗时的发现，当事人中心疗法的持续改善最显著，其次是精神分析，再其次是控制组，收益最少的是那些接受学习理论的方法治疗的人。

        起初，我对这项研究感到有些困惑，研究者所热衷的治疗方式，竟会被结果证明最没有效果。在以学习理论( Page，C．w.＆E J．Ends)为基础的治疗方法的描述中，我发现了一些线索。本质上它由下列几个要点组成：(1)指出并标明确实不能令人满意的行为；(2)与当事人客观地探讨这些行为背后的原因；(3)通过再教育确立更为有效的解决问题的习惯。但是，正像他们所阐明的那样，在所有这些互动中，目标都是非个人性的。治疗师“尽量排除了自己的人格对于治疗过程的影响”。这个“治疗师强调在他的活动中隐去自己，例如，他必须有意避免使自己独特的人格特征给当事人留下任何深刻印象”。当我试图根据其他的研究结果来解释这些事实时，我看到这一点最有可能是这种治疗方法失败的原因。尽一切可能抑制作为个人的自我的作用，而且把另一个人也作为一个客体来对待，这样怎么可能形成一种助益性的人际关系呢？

        我要讨论的最后一项研究，是由郝尔凯兹( Halkides，1958)刚刚完成的。她把我关于治疗的必要而充分的条件( Rogers，1957)作为理论阐述的前提。她假设，当事人的建设性人格变化的程度与四个咨询者变量之间存在一种具有重要意义的关系：

(1)咨询师显示出的对当事人共情理解的程度；

(2)咨询师对当事人所显示的积极昀情感态度（无条件积极关注）的程度；

(3)咨询师的真诚度，他说的话和他的内在感受相一致的程度；

(4)在情感表达上，咨询师的回应与当事人的表达相一致的程度。

        为了证实这些假设，郝尔凯兹首先按照多重客观标准选择了最成功的案例和十个最不成功的案例。然后，她从每个案例中分别拿出了一个初期和后期的晤谈记录。从每次晤谈中随机抽取9个当事人与咨询师的互动单元，互动单元是指当事人的一句陈述和咨询师的回应，这样她在每一个案侧中获得了9个初期记录和9个后期记录。这些上百个的记录单元都是随机排列的，每一个不成功的案例的初期记录后面可能有一个成功案例的后期记录。

        让三位评定者在四个不同的时间段里听这些材料，他们不了解案例或它们的成功程度，也不知道每个单元的出处。他们把每个单元分成七个评价等级，首先是关于共情的程度，其次是咨询师对当事人的积极态度，第三是咨询师的真诚一致，第四是咨询师的回应与当事人情感表达的一致性程度。

        我想我们所有了解这项研究的人都把此举看作是大胆的冒险。仅仅听取这些互动单元的评分者们，对我所提及的这些微妙的特性，有可能做出可靠的等级评定吗？即使能够得到恰当的可靠性，每个案例中咨询师与当事人的转换——每个案例中出现的成百上千次这种转换的细小取样——可能与治疗结果存在任何关系吗？这个可能性太渺茫了。

        结果是令人吃惊的。研究显示，评分者之间有可能达到很高的一致性，最后一个变量除外，大多数评定者之间的相关都在0. 80～0.90之间。这个研究发现，高度的共情理解与更成功的案例的相关在0．O01的水平上是显著的。同样，高度的无条件积极关注在0.001的水平上与更成功的案例有相关。甚至连治疗师的真诚透明的等级——他的话和他的感受相一致的程度——也和成功的案例结果有相关，并且达到了0. O01的显著性水平。只是在情感表达的强度上，对一致性的研究结果不是很明确。

        这些变量与后期的晤谈单元的相关，并不比与初期晤谈单元的相关更显著，这一点也很有意思。这意味着在整个晤谈过程中，治疗师的态度是相当稳定的。如果他是高度的共情，那么从头到尾他都会这样。如果他缺乏真诚，那么在初期和后来的晤谈中他也都是这样。

        和任何研究一样，这项研究也有它的局限。它牵涉到某一类助益性关系和心理治疗。它的研究中只有四个变量被认为效果是显著的。也许还有其他更多的变量。然而，在对助益性关系的研究方面，它体现了一个重大的进展。让我以最简单的方式试着说明这个发现的结果。它似乎指明，治疗师和当事人互动的质量，能够以他行为的一个非常小的样本为基础而做出令人满意的评定。这也意味着，如果治疗师是内外和谐或者真诚透明的，那么，他说的话与他的感受是一致的，而不是互相矛盾的；假若治疗师无条件地欣赏当事人，并且在当事人看来，治疗师理解了当事人的基本感受——那么这就极有可能形成一个有效的助益性关系。

        若干评论

        以上对于这些研究的讨论使我们在一定程度上了解了助益性关系的本质。他们从不同的理论背景研究了这个问题的不同侧面。他们运用了不同的方法，但彼此之间没有直接的可比性。然而助益性关系的特征不同于非助益性关系，这一点却是很清楚的。这些区分性的特征一方面主要涉及帮助者的态度，另一方面涉及“被帮助者”对关系的感受。迄今为止所做的研究，对于什么是助益性关系，以及它是如何形成的，仍然没有给我们提供最终的答案。

        如何创造一种助益性的关系？

        我想我们这些在人际关系领域工作的人，都关心如何使用这些研究的结果。我们不能用一种机械的方式毫无创造性地追随这样的研究结果，否则我们毁坏了的恰恰是这些研究所具有的人性的价值。在我看来，我们必须使用这些研究，参照我们自己的经验去检验它们，并且形成新的、更深层的个人假设，并在我们自己今后的人际关系中去使用和检验它们。

        所以，与其告诉你们应该如何使用我呈现的这些研究结果，我更乐意与大家分享我从这些研究以及我自己的临床经验中所想到的问题，以及在我与学生、职员、家庭或来访者的助益性关系中指导我行动的一些不确定的、尝试性的假设。下面让我列举我的这些问题以及若干想法。

      (1)在某种深思意义上说，我能否以某种方式成为在他人看来是诚实可靠、可以信任、始终如一的一个人？研究结果和我个人的经验都表明这个问题非常重要，而我深信多年来我已经发现回答这个问题的更深刻和更优异的方式。过去我曾经考虑自己是否具备做一个值得信赖的人的外在条件，比如守约、尊重晤谈的保密性等等，且在晤谈中只要我的行为始终如一，那么这个条件将会得到满足。但是实际的治疗经验最终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举例来说，如果事实上我对当事人心生厌倦，或者满腹怀疑，或者正体会到其他一些非接纳性的感受，而我又表现得似乎是始终如一地接纳他，那么最终必然会被当事人看作是个心口不一、难以信赖的人。我已经认识到，要做到值得信赖，这并非要求我应该是严格地前后一致，而是必须做到可靠地真实。我一直用“透明”这个术语来描述我所希望的做人方式。我的意思是，不管我正在体验的情感或态度是什么，我的意识态度都应和它相匹配。如果真正做到了这一条，那么在那一时刻我就是一个统一、完整的人，而且我可以深刻地实现真正的自我。我发现，这样一种现实会被别人体验为值得信任的。

      (2)这里有一个密切相关的问题；作为当事人，我是否能够将我的真实存在的信息清晰无误地传达给他人？我认为，我在形成助益性关系上的大多数的失败，部可以归咎于我对上述两个问题的不能令人满意的回答。当我感到厌烦而我自己又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传达给对方的内容就会包含相互矛盾的信息。我的话传达了一种信息，但同时我又用一些微妙的方式传达了我的厌烦，这就会使对方感到疑惑，并使他对我无法信任，尽管他也没有意识到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个困境。作为一名家长、一个治疗师、一名教师或者一个管理者，如果因为防御自己的真实情感而不能真正倾听自己内在的声音，我就会经常陷入这种失败的困境。在我看来，对于任何一个希望建立助益性关系的人，最基本的知识是：真诚透明是安全的。在一个特定的关系中，如果我大致做到了真诚透明，在关系中重要的真实情感对双方都没有任何隐藏，那我几乎可以断言，双方就会建成一种助益性的关系。

        换一种大家可能觉得奇怪的说法，那就是：如果我能够与我自己形成助益性关系，使我能够敏锐地觉察并接纳我自己的情感，那么我就十分可能与他人形成助益性的关系。

        在这个意义上说，接纳真实的自我，并能够透明地向别人表现这样的自我，是我所知道的世上最难的任务，而且是我永远不能全部完成的任务。但是，意识到这的确是我的任务，我就已经得到了巨大的回报，因为它使我能在纠缠不清的人际关系中发现问题出在哪里，使我能重新把关系拉回建设性的轨道。它的启示意义在于：如果我想要促进与我相关的他人的成长，我自己必须不断成长；成长的确常常会令人感到痛苦，但也令人变得更丰富更充实。

        (3)第三个问题：我是否能够体验一种对他人的积极态度，如热情、关怀、喜欢、欣赏、尊重？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发现，在我自己内心，而且常常感到他人的内心，都有对于这类积极态度的恐惧心理。我们常常担心，如果让自己自由地去体验对另一个人的积极情感，我们也许会陷入他人的圈套。这类情感可能会对我们提出很高的要求，我们可能会因为信任他人而大失所望，这些后果会使我们心存恐惧。所以，我们倾向于跟他人保持距离——逃避于一种事不关己的疏离感，一种“职业化”的态度，一种非个人性的关系。

        我强烈地感到，每个领域都得到了职业化的发展，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职业化有助于人们保持这样一种距离。在临床领域中，我们建立复杂而详尽的诊断程序，把当事人当作客体来对待。在教育和管理等领域，我们形成了各种各样的评估程序，这样一来，同样把当事人当作客体。我认为，运用这些方式，能够使我们避免人与人的关系所要求的真切关心的体验。所以，在人际关系中，假如我们能够学会不带防御面具地关心他人，积极投入情感而感到安全地与他人真正建立当事人他的联系，那的确是一种真正了不起的成就。

        (4)我从自身经历认识的另一个重要问题：作为个人，我是否能做到足够坚强而可以独立于他人？我能否持之以恒地尊重自己和他人的情感和需要？如果有必要，我是否能够主动认同并且表达自己的情感，而且清楚地区分我的情感与他人的情感？我是否能够做到足够独立自主，因而不会因为他人的抑郁而气馁，不会因为他人的恐惧而害怕，也不会因为他人对我的依赖而感觉会有灭顶之灾？我的内在自我是否足够坚强，从而不会被他人的愤怒所摧毁，不会被他人的依赖所控制，亦不会被他人的爱恋所束缚，而能自觉体验个人独立于他人存在，具有属于自己的情感和权利？只有我能够自由自觉地感受个人独立自主的力量之时，我才会发现自己有能力更深刻地理解和接纳他人，因为这时我已经不再担心会失去自我。

        (5)与此密切相关的下一个问题：在我自己的内心深处，我是否足够安全，从而允许他人独立于我而存在？我是否能允许他人成为他的真正自我？无论他诚实或奸诈，幼稚或成熟，悲观绝望或傲慢自大，我都能够给他生存的自由吗？也许，我觉得他应该听从我的建议，保持对我的依赖状态，或照我的样子塑造他自己？在这里我不由得想到了法尔森(Farson)的一个有趣的小型研究。他发现，自我调节较差、不太胜任的咨询师往往会诱导当事人与他保持一致，而他的当事人也倾向于模仿他的样子来行事。作为明显的对照，自我调节较好而能力优异的咨询师能够耐心地与当事人通过多次晤谈进行互动，而不去干涉当事人发展独立自主的人格的自由。作为一名家长、管理者或咨询师，我个人乐意加入后者的行列。

        (6)我还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我是否能够让自己完全进入他人的情感和个人意义的世界，而且做到设身处地、见其所见？我是否能够完全进入他人的私人世界，而丝毫都不想进行评价和判断？我是否能够做到十分敏感，在他的世界里行动自如，而不会践踏在他看来非常珍贵的意义？我是否能够准确地意识并捕捉他的经验的意义，不仅是当事人已经明白意识到的，还有那些隐含不显、朦胧隐晦甚至以为是混乱无序的经验的意义？我是否能够无限制地扩展我的理解的范围？现在我想起一个个人的话：“只要我发现有人只是理解了我的一部分，我就确切地知道，理解已经达到了一个限度，他们再也不会进一步理解我了……为了求得别人的理解，我已经找得太苦了。”

        我自己的发现是，在当事人治疗中获得这样一种理解，并把它传达给当事人，比起一个班的学生或工作中的同事，要容易一些。我们总是情不自禁地要“纠正”学生的“毛病”，或者指出工作人员想法的错误。但是当我在这类情景中努力理解他人时，我发现双方都会获益。在治疗中，我常常有这样的深刻印象：哪怕是一星半点的共情理解一一捕捉其含混的个人意义的努力，一点也不高明甚至笨拙的尝试——也会对当事人有所帮助。当然，毫无疑问，如果我能够清晰地阐发当事人经验中模糊不清的意义，那我对当事人的帮助会更加明显。

        (7)还有一个问题，我是否能接纳他人呈现给我的方方面面？我是否能够真切感受他的自我？我是否能够传达这种真切感受的态度？也许，我只能有条件地感受他，接纳他的情感的一部分，而暗中或者公开地拒绝他情感的另一部分？经验已经告诉我，如果我的态度是有条件的，凡是我不能充分接受的经验领域，他就不能有所变化和成长。此时一一往往是事后反思，有时已经事过境迁—一我努力想要弄明白，我为什么不能在各个方面接纳他。我通常会发现，原因在于我自己被他的某些情感吓倒了，因为某些威胁而感到恐惧。如果我要更好地帮助别人，那我自己就必须不断成长，必须学会在这些经验领域中接纳自己。

        (8)下一个问题会引出一个非常实际的论题：在关系中我是否足够敏感，从而使对方不会把我的行为当成一种威胁？在研究心理治疗所伴随的生理表现时，我们正在开始进行的工作显示，在生理层面上个体是多么容易受到威胁，这也证实了迪茨的研究。当治疗师用一些仅比当事人的情感稍微强硬一些的语词做回应时，当事人的皮肤导电性就呈现一种明显的下降；而对一些短语诸如“啊，你看上去确实不高兴”，指针几乎会滑到测量纸的边缘。我想要尽量避免哪怕是一丁点的威胁，并非是因为当事人过于敏感，而是基于我的经验中形成的这样一个信念：如果我能完全使他免予外部的威胁，那么他就能够开始体验并处理他自己具有威胁牲的内心情感和冲突。

        (9)上述问题的一个含义又具有特殊的重要性：我是否能够使他完全避免外在评价的威胁？几乎在我们生活的每一种状态中——无论是家庭、学校还是工作中——我们都发现自己处于外在评判的奖励或惩罚的压力之中。“那样很好”，“那是不妥当的”，“那个可以得到满分”，“那是一个全盘的失败”，“那是一次成功的咨询”，“那是一次差劲的咨询”，等等。这种外部评判一直伴随我们从幼年走向老年，成为我们生活的组成部分。我认为，对于学校、专门行业之类的机构和组织来说，这种评判具有某些社会作用。像每个当事人一样，我发现自己就经常做出这种评价。但是，根据我的经验，外部评判无法促进个人的成长，因此我认为它们不是助益性关系的要素。令人惊奇的是，从长远观点来看，一个积极的评价与一个消极的评价一样，都具有威胁性。你告诉一个人他是好样的，同时也就暗示着你也有权利评判他是糟糕的。所以，我现在已经聪明认识到，如果我能使人际关系尽量远离判断和评价，我就越能使对方达到一种境界，即了解到评价的焦点和责任的核心都在于他自己。归根结底，他的经验的意义和价值最终要由他自己来负起责任，无论多少外在的评价都不能改变这一点。所以我愿意致力于发展一种非评价的关系；我不评价对方，即使在我自己的情感中，我也不作评价。我相信，这样可以使他获得自由，去成为一个自我负责的人。

        (10)最后一个问题：我能够真正与一个他人平等对话吗？——他正处在成为一个人的过程中，而我也可能会束缚于他的过去或我的过去；正在“对话”的究竟是哪两个人？假如在我与他的对话中，我把他当作一个没有长大的孩子、一个无知的学生、一个具有神经质人格的人或一个精神变态者来对待，那么在两人的关系中，我的这些概念中的每一个都会限制他成为可能的那个人。耶路撒冷大学的存在主义哲学家马丁·布伯有一句格言：“肯定别人”这句话在我看来特别意味深长。他说：“肯定意味着……接纳另一个人的全部人格……确认，理解他，尊重他……促其变化……我在内心确认他，那么在他内心，关于这种人格……现在就能得到完善，能够发展。”如果我把另一个人当作固定不变的，已经被诊断和分类的、已经被他的过去塑造成型的客体来接受，我就是在尽自己的力量来支持这种狭隘的假设。如果我把他作为一个当事人形成的过程来接受，那么我正在做我能做得来确认他，或者说使他的潜能得以实现。

        正是在这点上，我看到沃尔普兰克( Verplanck)、林斯利以及斯金纳等人关于操作性制约作用的研究工作，可以与马丁·布伯这个哲学家或神秘主义者走到一起。至少在原理上他们可以相互照应。假如我只把人际关系当作是一种机会，利用它来强调对方对于某类话语或观念的认同，那我就会倾向于把他确认为一个客体—一一个从根本上说是可操控的、机械的对象。而如果我认为这就是他的潜能，那他的行为表现就会倾向予支持这种假设。另一方面，如果我把人际关系看作一个机会，是为了“强化”他的全部存在，即他作为个人所具有的存在的一切可能性，那么他的行为就会倾向于支持这种假设。所以，这样我就是——用布伯的术语来说一～在确认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确认他有能力创造自己内心的完善。从个人的角度，我更喜欢这第二个假设。

        结论

        在这篇论文前面的部分，我回顾了有关研究所提供的关于人际关系的知识。我把这些知识记在心里，然后提出了一些从内在、主观的观点所看到的问题，这是我作为一个处于人际关系中的个人自然产生的问题。如果我能够，在我内心深处，对我提出的所有这些问题给予肯定的回答，那么我相信，我所涉人的任何关系都将是助益性的关系，都会促进成长。但是对大多数问题，我不能给出一个肯定的答案。我只能朝着肯定的方向努力探求答案。

        我心中有一个强烈的疑问：最理想的助益性关系只能由心理成熟的人来创造吗？换个方式说，我是否能够创造一种促进他人独立成长的关系，取决于我自己的个人成长的程度。这个想法或许令人感到不安，但也使人充满希望，并且富有挑战性。它表明，如果我对创造助益性的人际关系感兴趣，我的面前就是一份充满魅力的终生职业，它会不断扩展我的成长空间，并永远激发我的成长潜能。

        我自己还有一点忐忑不安，就是担心我在这篇论文中为自己设定和力图解决的问题，与诸位的兴趣和工作或许没有太大的关系。如果真是这样，我会感到十分遗憾。但是，我们所有致力于人际关系领域并努力理解那个领域的基本规律的人，都在从事着最为紧要的事业，至少这个事实让我感到欣慰。作为管理者、教师、教育顾问、职业咨询师、心理治疗师，如果我们深思熟虑地努力理解我们的任务，那么我们正在解决的问题将会决定我们这个星球的未来。因为我们的未来不是依靠物理科学。它依靠我们这些努力理解并与人类互动打交道的人——努力创造助益性关系的人。所以，当诸位以自己的方式在你们所处的人际关系中为促进人的成长努力工作时，我希望，我提出的问题对各位增长理解力和洞察力，会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