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起和萧红的关系，萧军说：“我跟萧红共同生活了六年，可以说患难与共、相濡以沫，谁也离不开谁。可是，我们两人在性格等方面又有很大不同。尽管彼此爱得很深，但我的粗犷、爽直、强梁的个性，常使她那纤细、脆弱、多愁善感的灵魂受到伤害。我们俩在一起，就如同两个刺猬一样，太靠近了，就要彼此刺得发痛；远了又感到孤单。当彼此刺得发痛的时候，往往容易引起裂痕，引起误会和猜疑，结果带来痛苦……”
然而，作家都会将自己的情感升华为艺术，实在喜欢粉饰太平。
萧红研究会副会长章海宁认为，“虽然二萧之间有很大的差异，但都不是他们分手的必然因素，萧军对婚姻和爱情不忠，才是本质。”
萧红在与旧时封建思想的对抗中追求自由，在追求爱情的道路上悲苦交加。
萧红的悲情无法复制，她的独立与自由也再不会有人能超越。
在同学眼里，萧红是恬静的，很少谈笑而且有些孤独，不喜欢和人往来，但也不忧郁，常常是怡然自处。这所学校的校长思想封建，靠几个校职老师闻名关内外。在这段悠闲的时光里，萧红自由不屈的性格被塑造成型，初显新潮思想。
在任何时候读书都是要钱的，二九年最疼爱她的外祖父去世后，萧红对家庭再无情感，只能从那个对她冷漠的家庭中得到仅够学费的一笔钱。
虽然只是一小笔钱，对当时的萧红来说已经是巨大恩惠，可是，独立意识的觉醒，让她陷入矛盾，父亲对她的冷淡让她感受不到家庭的温暖，却又得接受恩惠，又可怜，又矛盾。
初中毕业的萧红决定继续念高中，遭到家人一致反对，表哥陆舜振帮她进入高中读书，却因家庭经济封锁及压力，她返回呼兰县。然而在家中依旧没有得到家人的关心与问候，遭尽白眼冷遇的萧红又一次离开了。
外祖父的去世令萧红失去家中唯一的宠爱，残酷的困境让当时才华并未突显的萧红一下失去生存的支撑。但萧红的独立在当时是极少有的，对一个弱女子来说，只身离开家乡，在冰天雪地中自谋生存，是她对自身困境的自我救赎。
她没有张爱玲那样，有姑姑收留，也没有足够才华自我支撑。高贵的内心促使她去寻找男人，她需要陪伴度过这段难捱的岁月。
萧红渴望自由，她心存希望，为自己寻找可以逃出去的路，或者，一根救命稻草。
很多时候，在新社会的我们很难像萧红，纯粹的为心中的自由追寻自己的道路。
萧红只能求助未婚夫汪恩甲，却受到汪恩甲胞兄汪大澄的阻挠，取消婚约。在一个悄然无息的夜晚，汪恩甲悄悄离开，怀孕的萧红再次被抛弃。
汪恩甲离开后，东兴顺旅馆老板停止给萧红供应饮食，并把她赶到楼顶散发着霉味的杂物房，甚至准备在她确实无力偿还债务时，把她卖去妓院。
孤独无助的萧红只好写信给《国际协报》求助，诉述自己的遭遇，希望报界主持正义，帮她脱离困境。
《国际协报》文艺副刊主编裴馨园约上舒群、孟希等文学青年，一起到旅馆探望萧红，并想办法营救她。
萧军多次受裴馨园之托，到旅馆送书刊给萧红解闷，与萧红日久生情，互相爱慕。
此时哈尔滨正遭遇百年不遇的洪水，东兴顺旅馆被淹，萧红被救了出来。
萧红是萧军从小旅馆里解救，捡来的孩子。她与萧军的结合，是饥饿与寒冷的结果。她的思想独立自由，对自己追求的自由与爱情而执着。这样一种超前思想，承载它的身体却被困在饥饿寒冷和男人的世界里。
段小楼年轻时有种接跳楼的菊仙，也是真性情，风云变幻之时跳出来揭发她，更是谋一时安全。菊仙和程蝶衣一辈子争一个男人，到了了是她在救那把剑。世事炎凉，女人的感情是最后一丝温暖。
萧军，原名刘鸿霖，辽宁锦州人，比萧红年长4岁。
两人的笔名“萧红”、“萧军”，合在一起便是“小小红军”。
二萧的通信中，彼此常用“小海豹”、“小狗熊”等外号相称。
萧军回忆道：我称萧红“小麻雀”，是形容她腿肚细、跑不快，跑起路来一跳一跳的；
称她“小海豹”，是说她一害困、一打哈欠，泪水就浮上了两只大眼睛，俨然一只小海豹；
称她“小鹅”，是形容她一遇到惊愕或高兴的事情，两只手就左右张开，活像一只受惊的白鹅或企鹅。
而她称我“小狗熊”，则是因我苯而壮健爱你，像狗熊似的……
正因为我们有着这种乐观的共性，因此虽然很穷，但过得很快活、很有诗意、很潇洒、很自然……
甚至为一些人所羡慕！
谁还没为爱情做过一些天真可爱的傻事，
萧红的天真让中国整个文坛都记住了她。
在萧军帮助下的创作，进展的很顺利。
《生死场》完成后为了能发表出去，两人寻到鲁迅，并在鲁迅帮助下在上海安定下来。
平淡美满的生活不会持久，似乎是每一对情侣都逃不掉的命运。
纵然萧红在创作上有着异常禀赋，然而才华也没能牵住萧军的心。
有话常说：花儿盛开，蝴蝶自来。依我看来，萧军并不值得。
在与萧红在一起的时间里，萧军并不是从一而终，而是与其他三个女人都有说不清楚的暧昧关系。为了求得解脱、缓解矛盾，情绪低落的萧红决定用暂时的离别来弥补裂痕。
1936年7月16日，萧红离开上海，只身东渡日本，并且经常给萧军写信以诉衷肠。
在写给萧军的信中可以看到，萧军并没有像萧红思念他那样思念萧红，来信经常不回。
1936年11月19日，萧红在信中写下“窗上洒满着白月的当儿，我愿意关了灯，坐下来沉默一些时候，就在这沉默中，忽然像有警钟似的来到我的心上：‘这不就是我的黄金时代吗？它是那么自由”。
如果说萧红的小说从侧面展示她的独立坚强，对封建贫困的反抗挣扎，那她写给萧军的信就完全的表露出萧红的性格和她对萧军痴情的爱了。
在日本的那段时光，“自由和舒适，平静和安闲，经济一点也不压迫，这真是黄金时代，是在笼子里过的。”信中所说的“黄金时代”，究竟指的是那个破旧立新、激扬文字的大时代，还是她难得衣食无忧、品味片刻安稳的心境自况，外人无从得知。
然而，只身飘零海外的萧红，当时正面临着爱情的危机、身体的伤病、舆论的微词，以及恩师鲁迅逝世的重重打击，她与她所想望的一切均隔着万水千山。
回到中国的萧红与萧军分手，她这样描述跟萧军的爱情：
在人生的路上，总算有一个时期在我的脚迹旁边，也踏着他的脚迹；总算两个灵魂和两根琴弦似的互相调谐过。
1937年4月回国写了《拜墓诗——为鲁迅先生》，后发生“七七事变”，从上海辗转到武汉，三八年应李公朴之邀到山西临汾民族革命大学任教，后随丁玲到西安，同年夏，与萧军分手，那时，萧红已怀孕。之后与端木蕻良到四川重庆，此件写了《朦胧的期待》等作品。
四零年春，与端木蕻良抵达香港，专心于创作。萧红的文学作品没有像张爱玲那样表达过多个人情感，萧红笔下生活在底层困苦人民的奋起反抗，与贫寒作斗争，与压迫作斗争。萧红所谓的反叛其实更多的是作为一名女性作家对女性生命个体本身的觉醒。她在文坛上独具魅力之处，是她本身的遭遇。
1942年，萧红病重，被跑马场养和医院误诊为喉癌，开刀手术，又加重了病情。
转入香港玛丽医院救治，确诊为肺结核和恶性气管扩张。
1月21日，玛丽医院被日军占领，萧红被从病床上赶走。
第二天，萧红离开人世，年仅31岁。
萧红曾在病重无法说话之际在纸上写下：
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得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
半生遭尽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
萧红的文学能力在萧军和鲁迅的鼓励指导下，渐入佳境。
在日本独居那段时间，远离爱情的漩涡，独自精心写作，被萧红称为这就是自己的黄金时代。
她一生都在追逐，安定的生活，稳定刻骨铭心的爱情，然而时代捉弄，她这些所求一无所得。
她的作品在当时的文学历史上别具风格，在写《呼兰河传》的时候，她不知道自己究竟要写一个什么样的东西，但她就是要写，这就是她的目的，纯粹的去写。却是在她爱情之路最为坎坷之际，生活最为潦倒之时。
“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黄瓜愿意开一个花就开一个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若都不愿意，就是一个黄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有人问它。”萧红就是这样，她的精神世界就是如此，一切都应当是自由的，她可以让自己做到对世事置身事外，也希望社会能让自己如愿以偿。
然而动荡的时代，时局在萧红身上烙下的印痕，对她的伤害，那段岁月里的阴暗，共同造成了她的局限，加之遇人不淑，萧红香消玉殒，没能如愿。
她像一个小孩子，她一直都在自己情感世界里做一个任性的小女孩，与萧军的结合，是饥饿与严寒的逼迫，与端木则是她的主动选择，她的身边来来去去的男人，只能算是一种陪伴。
萧红的一生都在漂泊，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从一个男人到另一个男人，从她1933年逃婚出走故乡呼兰算起，到她1942年客死香港为止，短短几年间，她的轨迹遍布各地，从北国到粤港，从西北到日本。
一生总在为自己寻一个陪伴，她认为她身边总得有个人，爱着她，陪伴她，如果没有爱，只是陪伴也好。如果萧军对萧红来说是激情，爱恋，那端木蕻良对萧红就是平淡，安定。她原本可以停下来，但她依然选择了漂泊。
萧红曾对好友聂绀弩说：“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不错，我要飞。但同时觉得……我要掉下来。”萧红的成长，还需要再经历几个萧军，将爱情的依附看个明白，才会在文学上有更高的成就。然而那个动荡的冰天雪地，萧红为自己的这份感情与生存方式的再选择，让她在这个兵荒马乱的时代里付出了生命代价。
她欲冲破封建牢笼，寻一片安静天地，却在爱情里打转。
她的独立、勇敢、自由，为后人做了先锋。
只是，
在她的生命里，需将男人看的轻一些。
女人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完全依赖男人。
爱情是最无法永恒的东西。
即使你很有才华。
你身上值得尊敬的地方，是除去爱情后的，
勇敢、独立与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