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国电影《天才枪手》近期大热，获得很高赞誉。它让观众体验了一次绝高智商的碾压，一幕紧张刺激的作弊大戏，一种因贫富悬殊导致孩子发展机会不均的扎心反思。其实除此之外，它还着力布置了另一条暗线，就是两个天才主人公的对比。你有没有发现，他们是一样的天才，却是不一样的枪手？

一样的天才，不一样的枪手

小琳和班克的智商势均力敌。无论是在电视竞赛中的答题，在平常考试中的做题，还是在做枪手过程中的记忆，他们都有相似的高水准表现。而他们的家庭环境竟然也十分相似。单亲家庭，经济状况不好；他们都很体谅家长，小琳不希望转学，想给父亲省钱，班克看见母亲给人洗衣辛苦会替手帮忙。这两个孩子都是典型的“寒门贵子”，有天分，很努力，在家都体谅父母，在贵族学校里都是另类“贵族”——拿奖学金，一同被印在横幅上的“示范生”。当然，他们最后也都为了钱当了枪手。

然而，编剧设置了两个这么类似的天才枪手，绝不只是为了让他们在最后的作弊中可以合作——一人负责背50道题。其实电影中着力刻画的是两个不一样的枪手，而这种对比，才是更深意的。

小琳是个重感情的人。她不愿意转到贵族学校除了想给她爸省钱之外，还有另一个原因：不想离开原来的朋友。在她刚进新学校的时候，葛瑞丝主动的关心弥补了她适应期的孤独，两人成了新朋友。因为想帮助葛瑞丝完成她的舞台梦想，她做了第一次枪手。后来，虽然她为了钱两度策划了群体作弊，但在发现葛瑞丝的男朋友竟然为了使班克能够加人枪手计划而策划了一场阴谋，导致班克失去了奖学金时，出于对班克的感情（其实她对班克是有朦胧好感的，比如电视大赛前为他整理衣服和头发；比如班克被开除后她愿意用自己曾经拒绝的钱帮他开洗衣店），她愤而随班克之后离开，哪怕葛瑞丝怎么求情也无法改变她放弃枪手计划的决心。葛瑞丝求情无效，也没有强求，只希望小琳不要因此怨恨她，可见她们之间除了利益关系还是有真感情的。班克做枪手被发现后，小琳没有为了保护自己（她如果被抓失去考试机会，即使有钱也无法出国留学）而及时撤离，却坚持考完试，假装生病出来想发答案，不料考官已经发现，她一路奔逃也主要是为了及时发送答案（如果不是一边发答案她可以跑得更快）。被抓回到考场时，她本想删掉与班克的合影，却最终为了情义而没有删，并敲门想进去与班克共患难，最后是班克示意她离开她才离开。回国在机场面对两个来机场接机的兴高采烈的“粉丝”，她却在为班克被捕而伤心，自己顺利逃脱却不再计划下一次的考试，而是打算彻底洗手不干，放弃拿酬金，准备读国内大学，做一名老师来“赎罪”。可见，虽然小琳很想赚钱，但是在钱和感情之间，她一直选择的是感情。情义是她的底线。也就是说，小琳始终坚持着自己的原则——不为了利益而伤害关系和情谊。

而班克却不一样。他在学校两年从来没有朋友，性格应该是比较孤僻的。他坚持不懈举报同学抄小琳的试卷的行为，也似乎不只为了维护考试的公平正义，是否同时也为了自己的成绩能不被作弊而超越？他最后参与作弊固然是被恶人陷害而失去奖学金，却也还是有选择空间的，如果他继续像之前一样维护公平正义，可以拒绝参与，选择就读国内大学，甚至可以及时举报阻止“阴谋”，然而这一次，他却因为自己的利益而放弃了他之前严苛坚守的道德。电影情节在此第一次因他突转，眼看已经泡汤的计划却起死回生，道德圣人瞬间变成凡人，他竟然回头继续计划。更出人意料的是，作弊过程中情节再次因他延宕，这个凡人在考场发送信息的紧急时间突然想起自己被打的屈辱，威胁“队友”多付自己酬金，否则就忘记答案。如果说他对葛瑞丝及其男友恨之入骨，借此报复也挽回尊严可以理解，但是他也明知此举也可能会影响小琳（小琳虽想过让他入伙，却没有参与策划陷害他）却没有丝毫顾忌，可见小琳对他的感情他完全没有收到，在他那里，自己的利益是第一位的。在自己利益面前，没有什么道德坚守，没有什么私人情谊。圣人自此甚至显得有点邪恶。勒索成功后，他和小琳同时从厕所出来，小琳看他的眼神里，已经多了几分不解和恐惧。

而电影结尾，情节再次因他突转。他被抓后，自己声称“考试中用手机使用电子词典”，被学校开除，看起来是保护了小琳和其它人，好像挺讲义气，但原来他是为了顺利拿着酬金扩张自己家的洗衣店。他发短信招呼小琳去洗衣店的时候，氛围很温暖，小琳以为这份友情（甚至可能是爱情）还可以维持下去，看见他因为有钱而扩张了洗衣店也为他高兴（读不成大学，至少不愁生计了），以为他完全可以选择凭自己的天才走另类的发展道路，没想到他却计划联合小琳接着做国内的考试的枪手生意，小琳以为他缺钱，握着他的手说愿意把自己本来拒绝的酬金送给他，他却冷冷地推开小琳的手，说自己不是缺钱，而是想因此接着赚钱，甚至在小琳拒绝同流合污之时，不顾情谊，拿出“再次举报”来威胁她，多少让人觉得他之前隐瞒团伙也不是为了情谊，是为了自己的酬金能到手，甚至是为了日后可以借此要挟小琳和其它人，以维护自己新的利益。此刻，小琳眼中的他完全从凡人变成了魔鬼，“为了钱的天才枪手”变成“想凭天才赚钱的枪手”，性质完全变化，而他的理由竟然是“我发现原来作弊也不会被抓”，这说明他内心根本没有真正的公平正义的观念，只有对自己利益的维护和对法律惩罚的畏惧。在自己新的利益面前（以前举报作弊是保护自己考试公平，现在策划作弊是为了接着赚钱），在对法律惩罚的畏惧消除之后，他已经完全从“圣人”变成了“魔鬼”。

相反，小琳内心却是有真正的“公平正义”的追求的。她得知学校表面上为了“爱才”而免除自己的学费并提供免费午餐，暗地里却是为了“爱财”而照样收自己父亲一笔高额赞助费，在作弊败露后当面以此诘问校长。在这个曾经相信公平正义的孩子眼里，学校对贫困生缺乏真正的慈善之心，甚至为了“揽才装点门面”而欺骗孩子，公平正义何在？而她自己虽然为了钱而干了违反公平正义的事，但是最后却还是出于良知，主动放弃自己拿钱再次考试顺利出国的机会，想当一个老师来“赎罪”。

不一样的枪手，不一样的人格

这两个不一样的天才枪手，其实是人格完全不同的人。小琳是一个人格整合较好的人。她人际关系良好，重感情，第一次做枪手是为了友情；后由于贫困，在内在欲望满足（弗洛伊德人格结构学说中的本我）的怂恿下，自我两度难以把控，突破了公平正义道德原则（超我）的控制，选择为了钱而做枪手。当然，学校的“阴险做法”是让她突破道德的重要诱因，因为这严重动摇了一个青少年对公平正义的信仰，在信仰危机和欲望满足的双重催逼下，她出现了道德危机，连续犯下了两次大错。然而，在这个危机中，对客体的爱成为她的第二个底线，她总是为了坚持情谊而放弃自我满足。当然，最后她也选择了再次相信公平正义，不但金盆洗手，还勇敢到媒体面前澄清事件。在这个过程中，她整合了对外界的看法——世界虽然不全是一片美好，但也不是只有黑暗（作弊过程中她见识了美国入学考试对公平正义的坚守）。于是，人没必要因为一点黑暗而失去对美好的信任，而依然可以选择让自己美好。

而班克则是一个缺乏整合的人。他的世界似乎是非黑即白的。在贵族学校里，穷人跟富人是泾渭分明的，所以非我族类，都不能交朋友；考场作弊是非常糟糕的事情，一定要坚决予以举报，却没有想到作弊策划者其实是跟自己一样艰辛的孩子，虽然邪恶，却也有着美好的愿望。心理学上把这种非黑即白定义为一种叫作“分裂”的防御机制。这是一种婴儿式不成熟的防御机制，婴儿起初会用它来对抗早年感到的无助和痛苦（如对母亲不能及时满足自己需求的不满）。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婴儿会慢慢发现，母亲并不完美，好的坏的都是母亲的部分，于是人格就整合起来，对世界的看法也不再那么“极端”，会容忍更多事物的兼容和连续。而如果早年养育环境过于恶劣，婴儿就难以放弃这种“分裂”，成人人格就会体现出一些刻板和极端。而由于这种“分裂”的防御机制，他们容易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为了防御焦虑，不停地把让自己痛苦的东西分裂出去。班克自己已经成为枪手，此时对枪手的否定就是令他痛苦的，于是他就感觉不到枪手的罪恶，而把小琳坚持上大学（这曾经也是他的梦想）贬斥为不好的（你读四年大学，做个老师一个月也就那点钱，哪里比得上干这个？），于是他就会渴望从作弊中获得更多利益，把“生意扩大到国内考试”，从圣人一路堕落成魔鬼。生活中，我们也常常惊讶地发现类似的人，起初极端好，后来却会变得极端坏，其实这类人的眼里是没有绝对的对错好坏，让自己开心的就是好，让自己痛苦的就是坏。

整合好的人自尊往往是稳固的。自尊是人格的核心要素，它是维持一个人能正常生活的重要因素，每个人都需要维护自尊，但是自尊不稳固者，往往需要借助各种过度的方式来维护自尊，比如不敢承认自己的错误，过度需要外界的肯定。小琳最后敢于为了情谊中断自己的计划，敢于选择放弃留学留在国内，并向媒体纰漏自己的罪行，这来源于她坚固的自尊心——不因放弃留学，不因否定自己而觉得自己没有价值。面对考官“你这么优秀，不出国难道不觉得可惜？”的提问时，她敢于坦诚“有别人更适合”，并承认自己不是什么道德高尚的人，但知错就改，做老师是为了以自己的教训来影响人；而班克则在被学校开除，往日以“示范生”来维持自尊的方式行不通后，因“作弊也不会进监狱”而放弃反省否定自己，并将之合理化（也是一种防御）来维护自尊，并且将错就错，想用迅速更大量赚钱来维持自己的自尊。

人格决定行为，如此看来，这部电影的结尾着实是很棒的“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最遗憾的不是贫穷，而是人格不健康

虽然班克是被恶人捉弄，“逼”为魔鬼的，但是我们在小琳与她的对比中，就会看见外因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而这个内因，就是人格。成功的教育不是永远把孩子放在无菌房里，不是一味期望社会中完全没有不良的诱惑（这种想法本身也是分裂的），而是能在早年尽量营造一个良好的家庭养育环境，让孩子拥有较为健康的人格之后，有信心走出去经受各种社会的考验。小琳和班克同样因失去奖学金机会而选择以作弊来赚钱让自己能出国留学，但小琳在计划出现意外后小琳选择为了情谊完成计划并放弃自己的追求来赎罪，班诺虽也一时保全他人，但最后却将错就错，肆无忌惮地以举报来威胁别人配合自己“把生意做大”；在这个过程中，小琳看到的是美国考试的严格公平，产生了对世界的信心，从此改邪归正，班克看到的却是“作弊也不用坐牢”，可以放心大胆赚钱。小琳和班克的人生似乎走了一条完全相反的路线，一个人看似主动犯错却也能主动改正，一个人看似被迫犯错却一发不可收拾，变成一个更加主动的魔鬼。他们的结局令人深思的是：最遗憾的不是贫穷，而是人格的不健康。两位天才虽然不如富二代们那么轻易可以出国留学，但至少可以有新加波的奖学金机会，即使错过了这次，相信很多世界名校也有更多的奖学金机会可以供他们申请。但以班克这样的个性，即使顺利去新加坡上学，会不会在走入社会后遇到别的诱惑而堕落，也是一个未知数。

我们的早期人格基本是由遗传和养育环境共同决定的，而养育环境又包括了养育者的人格和养育方式。从电影透露出来的细节来看，小琳的父亲显然是个人格比较完善的人，他关心女儿，为女儿前途着想为她转学；为人正直，女儿做枪手被学校发现后，在校长面前承认自己教育失败，又让女儿退回赚同学的钱；误以为女儿谈恋爱之后，也能宽容理解，到机场迎接并希望见到女儿的“男朋友”，女儿说自己做错了事，也能以拥抱来支持安慰，而不是一味地批评指责；最后女儿选择面对媒体说出真相，也有他在旁温暖陪伴和支持（不是怕丢脸而躲开）。这样的父亲对女儿人格健康的形成，当然是有积极意义的，得到足够的爱的孩子会比较自信，小琳的自信和心理素质也显然比班克更强（上电视台前班克紧张不已，小琳给她放松；在澳洲做枪手期间，两人的心理素质也有明显差异）。

而电影中班克母亲的形象则非常模糊，只出现过一次洗衣服的背影和一次儿子被开除时签名的侧影（只有摇头，似乎也没有说话）。我猜想，这种模糊的表现形式，或许就是母亲教育正面影响和教育职责缺位的艺术表现？当然，从两位天才的家庭经济条件来看，小琳是明显比班克好一些的：她母亲在世而班克父亲去世；小琳父亲是个老师，即使缺钱可能也比班克妈妈给人洗衣服赚得多（还能让女儿学钢琴）。这种家庭经济情况的差别，可能也影响了父母的养育方式，小琳爸爸至少是有时间来关心孩子的，而班克妈妈完全忙于生计（活都干不完），似乎根本没有时间来关心孩子，作为孩子，班克不但得不到充分的关爱，还提早承担家长的责任（帮助洗衣和送货），这也是一种伤害。因此，家庭贫穷一些也许没有问题，但过于贫穷也容易导致对孩子关爱不够，影响孩子的人格健康，这可能才是问题。

虽然小琳的人格比班克可爱，但其实我们更应该同情的却是班克。因为不管怎样，我们人格的形成并不主要是我们自己的责任。我们无法选择自己的先天遗传，无法选择自己出生的时代和家庭环境，无法选择自己的父母（我们的父母也一样）。

然而，在对人格缺陷的理解之同情（不管是对自己、还是对他人）的基础上，我们还要重视后天主观努力的空间。这个世界不乏能不断觉察自己，积极借助自己和他人的力量（比如心理治疗师）来不断完善自己的人，也不乏能努力通过学习养育知识来更好地对待自己的孩子的父母。这些人让我们明白，人格不由自己决定，但可以凭自己去完善。或许我们应该努力地去成为这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