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一直很好奇一个问题，为什么像陈胜吴广这样的平民揭竿大起义会爆发秦朝，而没有提前爆发在夏商周与春秋战国时期。要论残暴，根据《史记》的记载，夏桀商纣是有名的暴君与昏君，和秦二世不相上下。但是夏朝与商朝却并没有爆发大规模的“揭竿起义”，推翻他们的是另一个贵族阶层。西周虽曾爆发过“国人暴动”，但这个暴动规模并不大，只是局限在西周的首都镐京，并没有席卷天下。“国人暴动”的对象也仅是针对周厉王而已，他们把周厉王赶跑后就罢了手，并没有“宜将剩勇追穷寇”地革了周厉王的命，更没有推翻西周姬姓贵族统治。周厉王是跑到一个叫彘的地方又活了很多年后才过的世。
如果要论民不聊生，春秋战国时期各个诸侯国之间战火纷飞，连绵不绝。特别是到了战国中后期，战争规模不断升级，战争频率不断增高，老百姓的徭役与赋税十分地沉重，并不见得比秦朝时期轻。而且各个诸侯国之间经常爆发大规模的战争，老百姓随时笼罩在家破人亡的阴影之下。虽然老百姓生存环境残酷，但各个诸侯国也并没有爆发大规模的“揭竿起义”。在这个时期唯一出现过“盗跖”，《庄子·杂篇·盗跖》写到：“孔子与柳下季为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盗跖。盗跖从卒九千人，横行天下，侵暴诸侯。穴室枢户，驱人牛马，取人妇女。贪得忘亲，不顾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过之邑，大国守城，小国入保，万民苦之。”虽然盗跖“横行天下，侵暴诸侯”，但是他们并非“揭竿起义”，而是更像水泊梁山。盗跖固然猖狂，但是没有见任何一个诸侯国灭于盗跖之手，更不见盗跖推翻任何一个诸侯国的贵族阶层。盗跖所率领的人马更喜欢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大秤分金。另外，盗跖出身鲁国贵族阶层，也谈不上平民起义。
文章一开头，我所用的词汇就是“揭竿起义”与“平民”。在这里我并没有使用“奴隶起义”或者“农民起义”等带有鲜明阶级标签的词语。因为在中国就没有完全纯粹属于某个阶级的大起义，特别是“农民起义”。因此，我不愿意对于凡是来自民间的起义加入阶级意识形态，更愿意统称他们为“揭竿起义”或者“平民起义”。这样也可以避免在农民、国人与奴隶等阶级身份与界定历史时间上进行纠缠。
二
那么为什么“揭竿起义”只会爆发在秦朝，而不是提前爆发在同样有暴君有昏君的夏朝与商朝，或者提前爆发在同样民不聊生，朝不保夕的春秋战国时期？我认为有两大主要原因：
（一）秦朝大一统后，士人缺乏晋升的通道，平民缺少生存选择的机会。士人是封建社会除王侯将相等贵族阶层以外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社会阶层。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瓦釜雷鸣，乃是一个大争之世。在这个时代，每个诸侯国都对人才十分渴求，对于能帮助自己富国强兵的士人，诸侯国君们都虚位以待。所以士人们在春秋战国时期有着十分宽广的择业空间和多样化的晋升渠道。良禽折木而栖，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每个士人都可以凭借自己与众不同的才华找到适合自己的平台。而且在那个时代，士人这种稀缺资源是十分受尊重的，即使面对国君也不需要低三下四，反而是很多国君需要对士人满面春风。试举一例，比如邹衍。《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记载到：“是以驺子重於齐。適梁，惠王郊迎，执宾主之礼。適赵，平原君侧行撇席。如燕，昭王拥彗先驱，请列弟子之座而受业，筑碣石宫，身亲往师之。作《主运》。其游诸侯见尊礼如此。”魏惠王亲自出宫到郊外迎接邹衍；平原君亲自为邹衍拂擦座席；燕昭王亲自拿着扫帚走在前面为邹衍清理道路。试问还有那个历史时期对士人的重视能超越春秋战国？但是秦朝一统天下后，士人们可选择的服务对象由各个诸侯国的国君一下子变成了单一的目标，即秦朝皇帝陛下。原本条条大路通罗马，现在却是千军万马挤一条独木桥。以前是百家争鸣，各个诸侯国君萝卜白菜各有所爱，现在却是崇尚“以吏为师”。如果学问方向选错了，就业就更难了。秦朝以耕战立国，但是这个体制已经不适应一统天下后的形势。而秦朝高层又没有及时设计出对士人进行招抚与吸纳的新国策，更没有“科举取士”这样的体制诞生。那么有学问、有思想、有能力的士人阶层形成了一潭死水。在这潭死水里面充满了怀才不遇、充满了怨声载道、充满了离心离德。一潭死水则久必生蝇蚊。
另一方面，老百姓失去了生存选择的机会。虽然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徭役都很繁重，到处都有战争，但是老百姓可以选择其能忍受的诸侯国进行逃亡。各个诸侯国为了增加自己的人口，防止国民的过度逃亡，也会及时调整徭役和赋税政策来迎合老百姓。因而，如果把徭役和赋税看做一个商品，春秋战国时期尚处于市场经济时代。虽然老百姓在任何一个诸侯国都逃不脱徭役和赋税，但毕竟每个诸侯国的政策有轻重缓急之分。老百姓通过逃亡来缓解自己的生存压力，各个诸侯国也为了互相竞争而进行徭役和赋税的调整，因而生存环境虽然残酷，但是社会矛盾还相对缓和。但是到了秦朝，车同轨书同文，天下什么都一样了，老百姓失去了选择的空间，跑到天涯海角都是然并卵。更无语的是，作为秦朝的“黔首”还没有权利进行自由流动，他们都被秦朝严格精密的户籍制度牢牢地困在原地。如果说春秋战国时期是市场经济时代，那么秦朝就是计划经济时代。因而随着秦朝徭役和赋税的增重，社会矛盾找不到缓和的出路，只能等待量变引起质变。士人缺乏晋升通道，百姓缺少生存选择，天雷勾动地火，外部情况只要稍有变化，必然发生“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二）秦始皇消灭了六国王室贵族阶层，同时也开启了民智，秦朝平民思想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夏朝有夏桀，商朝有帝辛，根据司马迁的说法他们的残暴与昏庸都不亚于秦二世。但是推翻夏朝和商朝的并非平民，而是由另一个贵族阶层所领导的“汤武革命”。因为那个时代民智未开，思想文化完全处于鸿蒙时期，老百姓敬天地畏鬼神，绝对相信王室贵族乃是天赋之权利，理应世袭相承。同时他们也绝对相信自己就是刍狗，世世代代都是刍狗，是绝对不能造王室贵族的反，因为那是逆天违神的行为。所以“国人”暴动，平民只敢撵跑周厉王，但是不敢弑杀周厉王，更不敢推翻西周王朝。他们暴动的结果就是继续接受西周另外一个王室贵族的领导。所以“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更别说王室贵族。即使到了春秋时期，有曹刿发出“肉食者鄙，未能远谋”的声音，但终究也只是一个吐槽，最终平民还得通过为贵族服务而实现自己的价值。即使再到了战国时期，孟子到处呐喊“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虽标志者平民士人阶层思想的进步，但也止于民众可以选择君主而并非自己可以替代君主。但是到了秦朝一统天下后，平民的思想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有那么一部分人已经产生了要下海创业，先让自己富贵起来的思想了。
刘邦在咸阳出差看到秦始皇出巡，情不自禁地感叹道：“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项羽看到秦始皇东巡车队则脱口而出：“彼可取而代也。”陈胜吴广更是喊出了名垂千古的口号：“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更有趣的是连当时身为刑徒的英布都有“人相我当刑而王，几是乎？”的想法。为什么平民的思想会在秦朝发生这么重大的转变？我认为的原因就是在于秦始皇消灭了六国的旧贵族阶层。前面说过夏商周三代，王侯将相是有种的，乃是世代相袭。虽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一些士人与平民的布衣将相和“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社会思潮，但是社会的主流思想仍然是王室贵族乃天赋神授，他们的权利与地位神圣不可侵犯。但是在秦始皇消灭了六国贵族阶层，在全国实现郡县制，完全断灭六国旧贵族的世袭传承后，这一举动让老百姓明白了一个道理：传承数百年的诸侯世袭制度是可以改变的，贵族也是可以沦为平民的，他们的权利与地位并非是一层不变的，上天是可以抛弃他们的。既然六国贵族可以毁灭，那么秦朝的贵族阶层难道会是亘古不变的吗？你能灭六国贵族，必然也有人能灭你。所以秦始皇在消灭六国贵族的同时，也开启了民智，为秦朝与后世朝代的灭亡写好了序章。刘邦建立汉朝后，黥布造反，两军对垒时刘邦质问黥布为何造反，黥布答道：“欲为帝耳。”当平民对王室与贵族失去了敬畏之心后，后面接着的就是“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社会思潮。刘邦能做得皇帝，那么黥布、窦建德、方腊、黄巢、朱元璋、张献忠、李自成、洪秀全等都做得。则中国历朝历代一到末世与乱世，则人人思乱，四海鼎沸，草泽竞奋。布衣、亡命、无赖之徒，均有机会裂土封王。整个秦以后的“揭竿起义”，不论喊出的是“均田免赋”还是“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归根到底还是那响彻寰宇的一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