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及屈原，自然无法绕过他伟大的作品《离骚》，后世常把《离骚》称作“屈骚”，又把屈原称为“骚人”，可见在人们心中，这二者早就是一体的、不可分离的。屈原的生存印迹在《离骚》，屈原的思想情感在《离骚》，甚至屈原整个的灵魂都在《离骚》。想要走入屈原的内心世界，就不得不叩开《离骚》这道屈原的心扉。
我想，每一个读过《离骚》的人，大概都会为屈原那种高尚的人格操守、执着的理想信念以及赤忱的爱国情感而深深感动，甚至发出像司马迁那样“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的感慨，更会对屈原投江的悲剧人生结局而感到扼腕叹息。然而，当我们再深入思考屈原的悲剧时，除了一些客观原因之外，屈原的性格是不是也应该在某种程度上为屈原的悲剧结局负上那么一点责任呢？
我们读《离骚》，首先很容易便能够感受到弥漫其间的一种悲痛愤懑而又沉郁低回的情感氛围，给人一种既激荡又压抑的感觉。这就有必要了解一下屈原是在怎样的情形下写下《离骚》的，按《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的说法是：“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汉代班固在《离骚赞序》里头也说“同列上官大夫妒害其宠，谗之王，王怒而疏屈原。屈原以忠信见疑，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大致上都是说屈原一心效忠楚国，却受到小人的谗谤排挤，使得楚王逐步疏远他，最终将其放逐。屈原“信而见疑，忠而被谤”，心中积郁了太多的忧愤悲怨，又不能“忍而与此终古”（忍受着跟他们一块终老），终究发而为诗，写下《离骚》这一千古绝唱。但在屈原之前，像他这样“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忠臣节士恐怕也是大有人在，为什么独独屈原能留下这样一篇伟大的作品呢？我想这大概和屈原那种非常理想化的人格有着十分重要的关系。
从屈原的作品中，可以看出屈原是一个极端的完美主义者。“举世皆浊我独清”，这标榜的是怎样一种理想人格？“伏清白以死直兮”，这表达的又是怎样一番精神宣言？读了《离骚》，我觉得或许还可以用“精神洁癖”这样一个词来形容屈原的这种完美主义的人格追求。所谓“精神洁癖”，顾名思义，也就是精神层面上的洁癖，即要求始终保持精神上的清白高洁，在精神层面上追求不染一丝污浊，执着于自己的理想，决不为混浊的世道作出任何妥协，直至体解未变、九死不悔。屈原的“精神洁癖”，在《离骚》之中是最能得到体现的，以下我就根据屈原的《离骚》谈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屈原在《离骚》之中，多用香草美人之喻。《离骚》里面名目繁多的各种香草，大都比喻一些美好的品质或拥有美好品质的贤人。屈原一再强调自己是“好修”的，喜欢以这些香草来修饰自己，比如
“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
“掔木根以结茝兮，贯薜荔之落蕊。矫菌桂以纫蕙兮，索胡绳之纚纚。”
“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
等等。关于屈原的“好修”，我们应当从精神层面去理解，表现为他对美好精神品质的一种执着的向往与不懈的追求。屈原自身是有“内美”的，是有内在的美好品质的，再以香草来佩戴修饰，一方面表明了自己高洁的品德节操，另一方面也突出自己一种理想式的完美主义的人格追求，这其实也可以看作屈原“精神洁癖”的一种体现。屈原的“好修以为常”，显然并不仅仅要求自己，也是要求他人的，如对楚怀王“不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乎此度？”的苦谏，又比如对那些自己寄予厚望的所谓“众芳”即司马子兰之类的楚国后生的失望：“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岂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 萧艾一类的臭草，《离骚》中也出现了不少，与香草相对，臭草自然就是不好乃至恶劣的品质的象征。对于这些臭草，屈原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判独离而不服。”就是划清界限，一丁点也不肯去沾染。然而楚国的现实却是“薋菉葹以盈室”的，是臭草满天飞的，尤其那些当政者，即屈原笔下的“党人”：
“民好恶其不同兮，惟此党人其独异！户服艾以盈要兮，谓幽兰其不可佩。”
“苏粪壤以充祎兮，谓申椒其不芳。”
在屈原看来，这些党人颠倒是非，以丑为美、以臭为香，源自他们自身品质的恶劣：“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羌内恕己以量人兮，各兴心而嫉妒。”屈原站在自己完美主义式的人格追求的角度上来看这些人的丑态，自然会感到非常的痛苦，这就好比把一个有洁癖的人推进一个肮脏的猪圈里，该是一种多么残酷的折磨啊！所以屈原才发出了“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的慨叹。由于屈原的“精神洁癖”，使他根本忍受不了楚国当政者的任何品质上的瑕疵，二者的矛盾也就突显出来，屈原始终坚持的立场是“夫孰非义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而楚国当政者则是“偭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竞周容以为度”的，“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异道而相安？”屈原尚且无法与之相安，更遑论共事，所以他在楚国受到群小的谗谤排挤乃至遭到放逐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必然的。
既然在楚国终不得志，屈原原本也可以听从巫师灵氛“勉远逝而无狐疑兮，孰求美而释女？”（赶紧远远离开，不要迟疑，哪一个求贤的君主会不要你呢？）的卜辞，离开楚国到其他诸侯国去发展，或者“退将复修吾初服”，干脆就唱着“渔父”的“沧浪歌”归隐而去。但是屈原做不到，他的“精神洁癖”与上古许由之类的隐士有着本质上区别，他并不单单为了保全自我的绝对的精神洁净，他有着执着的政治理想、有对故宇楚国的深入骨髓的爱以及对楚国百姓深深的关怀和悲悯。正是这种非常强烈的入世济世、忠君爱国的儒家思想和他自身“精神洁癖”交织在一起，使屈原的内心有如煎熬一般痛苦，他犹豫狐疑、徘徊不定，虽上下求索，终不知所往。正如刘熙载在《艺概•文概》中对其的评价“有路可走，卒归于无路可走。”一样，屈原注定实现不了自己的政治理想，也走不了灵氛所指的异邦之路，更当不成渔父之类的隐士，或许汨罗江才是他唯一的归宿。
汉代的班固在其《离骚序》中对屈原是颇有微词的，说他“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沈江而死，亦贬絜狂狷景行之士。”宋朝的朱熹也认为屈原“志行过于中庸而不可以为法”。这其实都可以看作前人对屈原的“精神洁癖”所提出的一种批评。前面已经说过，屈原在楚国根本无法与当政者共事，那么是否楚国的那些官员就个个如屈原所说的那样不堪？显然是不大可能的。屈原动不动就说“世”与“众”如何如何，恐怕也有“一竿子打死一船人”之嫌。所以班固说他“强非其人”也是有一定道理的，比如某物在正常人看来不脏，但洁癖之人偏认为它是非常脏的，那么在正常人看来这个洁癖之人便是在“强非其物”了。同样的道理，屈原的“精神洁癖”也造成了他对自己和他人在人格品质上的某种过分的苛求，在精神层面上就有点“强非其人”的意味。设想屈原没有这种“精神洁癖”，能够更圆融地处世，或许他就可以在楚国政坛上大展身手，可以在各个诸侯国间游刃有余，实现他自己的政治抱负，那么中国的历史上或许会多一个管仲晏子之类的政治家或者像苏秦张仪那样的纵横家。然而，屈原始终还是屈原，我们不可能像理学家朱熹那样一种儒家的中庸标准来要求他，他那种完美主义式的人格追求所形成的“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的“精神洁癖”，使他不愿意沾染半点世俗的污浊，在当时楚国那种情形下，屈原自然是不可能做到圆融地处世的，“举世皆浊我独清”，浊世容不下屈原，屈原更加容不了浊世，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就决定了屈原的悲剧结局。
今天我们再读《离骚》，仍然感觉它有无穷的魅力和感染力，这跟屈原的人格之美是分不开的。如果说屈原完美主义式的人格追求所形成的“精神洁癖”使他失去当好一个政治家的机会，那么同样也给了他成为一个不朽的诗人的可能。显然，屈原在中国历史上已经成了一个文化符号，千载以下，人们仍旧深深地怀念着这位伟大的爱国诗人，同情着这位诗人的遭遇，追慕着他高尚的人格理想。我想历史的天空也必将永远回荡着屈原的那声绝唱：“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尤未悔！”
（读大学时写的一篇文章，恰逢端午，想起屈原，翻出来读一下，还是蛮有感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