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天到了，红薯收获的季节来了。

小时候，最爱吃蒸红薯。父亲刚把红薯从地里挖回来，第二天早上，祖母就会蒸上一锅红薯。红薯刚熟，我们兄弟俩就迫不及待的揭开锅盖，一股甜腻的香味立即扑鼻而来，袅袅上升的朦胧雾气中，半锅红薯水晶般静静的卧在锅里，通体红彤彤的，泛着光亮，红得透明，如涂上了诱人的滑丝丝的麦芽糖浆。弟弟抢不过我，我第一个把手伸进锅里，没想到却烫得吓人，却也顾不了那么多，赶紧咬上一口，滚烫的红薯立刻烫得嘴巴都合不拢，根本来不及细细品味甜香，红薯就被我囫囵的吞进肚子里。祖母在一旁笑眯眯地说：“慢慢来，还有呢。”往往到最后，锅里只剩下一个红薯，我和弟弟互不相让。祖母这时候就成了裁判，她把红薯分成两半，均匀的分给我们哥俩，可弟弟总觉得祖母偏心，分给我的明显比他的大，都囔着嘴扭着脸跑到一边去了。

有一回我生病发高烧，两天都没好好进食。半夜的时候，突然迷糊糊地嚷着要喝红薯汤。祖母起身，在灶间给我熬了一碗俨稠稠甜丝丝的红薯汤，还特地加了点白糖，那次真的是一次吃了个够。那滋味现在回想起来仍然感觉唇齿留香。

乡村的红薯不好储藏，过不了一个冬天就会全部烂掉。祖母就会把红薯碾碎、过滤、晒干，做成红薯粉，或者蒸上满满一锅做成红薯果。记得那时候，祖母把蒸熟的红薯捣碎，掺上点白粥，再把他们糅合、揉捏，直至揉成一团。然后把红薯泥分成小团，每团用擀面杖压实、抻开，做成圆圆的薄薄的红薯饼。完成之后，祖母就会搬出几块门板，在门板上铺上新鲜干净的稻草，把做好的红薯饼一个个放在上面，等着太阳晒干。因为怕贪嘴的麻雀偷吃，我会主动承担看护的任务。一般的情形是，我端把椅子守在红薯饼前，看哪块红薯饼破了，漏下一小边，我就会捡起来吃掉。而这样的情形不是很多，有时候，我会故意掐破它，为的是多吃一点。祖母即使看见了，也不责问，还冲着我慈爱地笑。那时候，我家的红薯饼总也没有别人家的圆，没有别人家的好看。

红薯饼晒到半干，祖母就会用剪刀把它剪成棱形收藏起来，待到过年的时候，再放到锅里炒熟，就成了我们过年时候的又一个美食了。

那年冬天，天下着大雪，我从师范放假回来。汽车半路抛锚，十几里的山路上一个人都没有，只有簌簌的白雪和呼呼的北风，回到家，我已是又累又饿。祖母看着满身白雪，冻得发抖的我，眼里满是怜爱。她急忙下厨，为我做了一顿猪油薯粉大餐。祖母把薯粉和水兑在一起，搅拌后倒入冒着油烟的锅里，“哧啦”一声，薯粉一会儿就成了面饼。铲起来后切成条状，待锅里的水烧开，再放进薯粉条、猪油、大蒜、葱花。一会儿，一顿美味的猪油薯粉大餐就完成了。我就着海碗吃了两大碗，直到肚皮撑不住。那是我迄今为止吃得最美味的晚餐了。

后来，我师范毕业，参加工作，谈了女朋友。我总是向女友炫耀祖母的红薯粉条多么美味，直说得她不停咽口水。我也盘算着合适的时候，带女朋友回家，见见祖母，尝尝祖母的猪油薯粉大餐。

可是，这一愿望终未完成，2003年的时候，祖母患病去世了。

再后来，我结婚，有了儿子。儿子从小生活在小城里，对于老家，他的记忆和感情都是模糊的，他不愿意回老家。每次母亲催我们回去，我就诱惑他：“奶奶家有好吃的红薯，我们去背一袋回来好不好？”费尽口舌之后，他才不情愿的跟我回去。

一如我小时候，他也十分喜欢吃红薯。每次回去，母亲做饭的时候就会在锅底埋几个红薯。儿子一个人吃得尽兴，母亲在旁边总是慈爱的看着儿子：“慢点吃，锅里还有，又没有人跟你抢。”我恍若回到了孩提时代，熟悉又温暖的画面重又显现在我的脑海里，那个时候，祖母也是这样对我说的。

可是岁月沧桑变幻，时间转瞬即逝。一晃三十年过去了，当年的懵懂少年已为他人父，岁月在我的额头上刻下了印痕，也在我的心间留下了回忆。爱吃红薯的爱好至今都没变，只是做红薯的那个人变了，母亲替代了祖母，继续着爱的传递。对于儿子来说，我的祖母完全只是一个符号，一个爱的符号，她只存在于我的故事里。他的祖母给予他的是看得见的爱，是实实在在的关心和呵护。他愿意跟我回去，完全是贪恋母亲给予他的实惠。

母亲逐渐老了，她愿意把更多的爱和温情留给我和儿子。于是她想方设法跟我儿子亲近，变着花样给我们做好吃的，就像当年的祖母一样。

三十年过去了，红薯也伴随了我三十年，只要母亲还在，它就一直会成为我家餐桌上的美食，甜腻腻的香味将永远萦绕在我家客厅。

薯香飘过三十年，唯有爱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