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刚读了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感触颇深，明朝的人物众多，而发生在万历年间的历史事件也多的不胜枚举。其中印象最深的是两任首辅张居正和申时行，他们是师生关系，都学富五车，在职期间的做法却颇为迥异。张居正是一个很厉害的人物，从明嘉靖一朝开始崭露头角，进入翰林院，后入内阁，斗倒徐阶、高拱，隆庆皇帝时成为首辅，万历一朝初期则大权在握，身为帝师，深得太后和朝臣信任，开启属于自己的时代，他任首辅时实行的“一条鞭法”政策从经济、政治制度的不同层面入手，解决了当时很多问题的弊病，明朝开始走向中兴。他的一系列改革触及到了文官集团的利益，又打破了某些政治生态的平衡，本人也有经济上的作风问题，生活奢侈，为少年皇帝所忌惮。张居正死后被彻底清算长达十年之久，不禁让人扼腕叹息。初衷是好的，人也是极为有才的，天才的政治家，在治国时也用到了一些勾结宦官的在很多人看来不齿的手段，也在极力维持着文官集团中的平衡。
改革就要疼痛，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甚至性命，这是必然的，但张居正推行的新政不得不说给明朝后期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张居正死后，好多政策被修改回来，家被抄，世间再无张居正，张是生前荣誉加身，政绩拙著，死后清算，惨不忍睹，说到底还是触及了文官集团的利益，打破了该有的政治生态平衡，这是改革需要付出的代价。在治理国家的最底层末梢神经处，即和百姓最常打交道的知县、知府都需要以道德代替法律，需要乡绅们来维护一个地域的纪律，百姓做事是否合理的判定常常依赖于道德。人们往往凭借私人关系来弥补制度之不足。这种固步自封的、不健全政治制度，使得国民心智被压抑，官员之中也无可以提出高明政策之人，就算有，也要顾及很多，党派之间，个人利益等等很多方面，这样下来，很多很显而易见的东西不能被正确化，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如对武官的任用及武官的地位永远不如文官，这就给了辽东努尔哈赤可乘之机，长期对明朝边境进行骚扰抢掠。明实亡于万历。
申时行由于受所处时代政治环境和社会制度、朝局形势的影响，加之他对时局冷静的判断，他在张居正死后接任内阁首辅，只能选择遇事隐忍，调和矛盾，尽量避免不必要的冲突，要说没有一点作为也是不客观的，至少在当时的环境我觉得他的选择是正确的。在那样的政治环境下，朝廷由文官集团全权掌控，皇帝尚且年少，他作为帝师的角色和文官集团之首被夹在中间，上不能当众驳斥皇帝的某些意见让小皇帝难堪，下不能被文官集团群起攻之，指责其不作为，只能尽力调和矛盾以维持其间的政治生态平衡。但这种方式只能是一味缓和矛盾，无法真正解决问题的根本矛盾，其结局必然是要走人的。一个立储立长还是立幼的问题争执长达三年之久，既让皇帝失去了对文官集团的信心，也耽误了皇子们的学习，为以后的阉党横行埋下祸患。不过比起张居正还算幸运些，虽是自己请辞得到恩准，回家颐养天年，让朝臣矛盾暂得缓解，终归是全身而退，保全身家性命，这在当时很不容易。
如果没有张居正一般的才能和远见卓识，那就做一个像申时行一样的人吧，审时度势，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积极面对挑战。人有时候是很复杂的，只愿能在人生的关键时刻，有良知、有正义、有底线。我仰慕张居正那样的大才，也欣赏申时行的人生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