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注：本文引述史实和各方引文材料等都来自陕西人民出版社、陕西出版集团在2011年出版的戴茂林、赵晓光著作的《高岗传》第十九章“最后的结局”。

两位传记作者，在全书的倒数第二章节“最后的结局”中，引述了一段高岗的十宗罪：

——七届四中全会后，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召开高岗问题座谈会，由周恩来主持召开。高岗问题的座谈会从1954年2月15日下午开到2月25日下午，共开了7次，由43人发言。高岗参加了15、16日的座谈会。从17日自杀未遂后，就再没参加揭发和批判他的座谈会了。

在座谈会的最后一天，周恩来做总结发言，列举了高岗分类党和国家权力的阴谋活动的“十大罪行”：

（以下是两位传记制作者在本书这一章节的原文）

“一、在党内散布所谓“枪杆子上出党”、“党是军队创造的”，以制造“军党论”的荒谬理论，作为分裂党和夺取领导权力的工具。高岗硬说中国党史有二元论，即所谓毛泽东同志代表红区，刘少奇同意代表的白区：说中国党的骨干是军队锻炼出来的，白区干部现在要篡夺党；因而1、认为编党史要对党内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加以修改，重下定论;2、企国以这种荒谬理论来煽动和影响一部分军队中的高级干部，并准备八大代表团，围谋夺取党的领导地位。

二、进行宗派活动。反对中央领导同志。从1949 年起，高岗即将中央领导同志的某些个别的缺点和错误有计划地向不少人传播，后来更将这些个别的一时的而且已经改正的缺点和错误说成是系统的错误，到处传播，有些更抄成档案，作为攻击资料;同时，又加上种种无中生有的造谣诽谤。

三、造谣挑拨，利用各种空隙，制造党内不和。高岗伪造中央领导同志提出政治局或书记处的所谓“名单”有某无某，污蔑中央领导同志不赞成某同志担任中央某部工作，不支持某同志在某省工作中的正确领导等等，以挑起党内的不和。他利用某同志错误地提出的关于中央政治局及中央各部名单的个人意见，制成各种流言，广为挑拨。他利用他已有的权位，寻找矛盾，连甲说乙，逢丙说丁，或施挑拨，或行拉拢，或两者兼施。

四、实行派别性的干部政策，破坏党内团结，尤其是对干部私自许愿封官，以扩大自己的影响和企图骗取别人的信任。高岗的干部政策是无原则的有派别性的，他常常拉拢一部分人，打击一部分人，企图在党内造成派别,發坏党内团结。尤其是他私自许愿，说要提某某同志为候补中委，提某某同志为政治局委员，说某某同志可为部长等等，实为党章党纪所不许。

五、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看作个人资本和独立王国。高岗在任东北局书光时,对工作报喜不报忧。不愿意检讨，受不得批评。他来中央工作认为是调虎离山，后来仍兼东北局书记才放了心。高岗历来不愿中央及中央各部门对东北工作检查。一遇检查即利用检查人员的某些弱点大肆攻击,使人望而却步。

六、假借中央名义，碳坏中央威信。高岗对于中央政治生活作了许多的曲解，并散布许多流言蜚语，攻击别人，吹嘘自己，因而也影响了一些同志对他发生错觉，破坏了中央领导同志的威信。

七、剥窃别人文稿，抬高自己，蒙蔽中央。高岗为了便于夺取权，就处心积虑装潢自己，卖弄自己，其办法不是自己努力学习，却是冒人之功。以为己功。高岗在讨论马林科夫报告时有关商业问题的发言，完全是列》发言文稿，竟窃为已有，以之蒙蔽中央。高岗在中央会议上许多发言稿。不但是由别人代笔，而且并非都由其本人授意起稿，亦非都由其本人仔细研究后才提出的，但高岗却企围以此来骗取中央信任。高岗对马列主义懂得极少，而且在实际活动中已经走到马列主义的反面，但却常宣传自己如何努力学习马列主义，以图扩大自己在同志中的影响。

八、在中苏关系上，拨弄是非，不利中苏团结。高岗在东北时，未向中央请示，就与个别的苏联同志乱谈党内问题。在去苏回国后的个人谈话中他亦有不少拨弄是非的话，并借此吹嘘，抬高自己。且有不少言论和观点显然是不利于中苏团结的。

九、进行夺取党和国家权力的阴谋活动。从财经会议前后及从中央提出是否采取部长会议的国家制度和党中央是否添设副主席或总书记的问题后，高岗就迫不及待地积极进行夺取党和国家权位的活动。高岗假装举着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伪造毛泽东同志的言谈，积极反对两个中央领导同志，假装推戴另外两个中央领导同志，同时提出自己作为党中央副主席的要求。实际他并不是真正赞成他所推戴的同志，而只是想拿他们作为自己上台的跳板和护符。正是在这个问题上，高岗的-切阴谋活动的本质便被最尖锐地暴靠来了。

除了上述分裂党和夺取权力的阴谋活动以外。根据同志们最近的揭高岗的私生活也是腐化的，完全违背共产主义者的道德标准。应当指出,”种私生活的腐化是蛋产阶级思想腐蚀我们党的表现的一个方面，我们必须对并坚决地抵制这种腐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