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齐白石，1864年出生。
黄宾虹，1865年出生。
很明显，简单比较就是俩人在年龄上貌似相差了一年。
但详细比较，却发现，他俩的年龄不仅真的整整相差一年，而且还都是在一月份出生。
齐白石，生于1864年1月1日，标准的元旦当天。
黄宾虹，生于1865年1月27日，只比齐白石相差仅26天（当然，还要加上一年）。
而1865年的1月27日，也更有意思，因为这一天虽然不是元旦，却是那一年的春节。
这样，他们出生的日子就更巧了。
一个元旦，一个春节，都是在新年，都是重要的日子。
似乎也都在暗示着各自的生命，将来都有一些重大的表现！
他们都生在了那个改朝换代，战乱纷纭，民不聊生，饥寒交迫，但也同样伟大的时代。
他们共同存世的九十多年间，世界格局动荡，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三次换代更迭。
而最终，两人都成为了那个时代，绘画界里的顶尖人物。
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这是偶然还是巧合？
他们虽然经历了同一个时代的风起云涌，却又被命运裹挟，不由自主走了一条各自不同的坎坷之路。
因为各自出生的家庭父母影响？
还是因为他们在每一次决定命运时的不同选择，最终导致了他们后来也绝然不同的结局？！
也许，并不尽然。
二、
最近一次拍卖会上，齐白石的《山水十二条屏》卖出了9.3个亿的天价。
而同样在一年中的上半年，一次拍卖会上，黄宾虹的《黄山汤口》卖了3.4个亿。
这是目前他们两人所卖作品，迄今为止，最高的价格。
2017年6月19日晚，嘉德2017春拍黄宾虹巨制《黄山汤口》以3.45亿元成交，创其个人作品最高成交价，买家是山东一家新能源汽车集团。
若是黄宾虹今天还活着，也许就会很自豪的再次说出他曾经说过的那句话：
我的作品，要五十年后才真正会为人所认识。
但同时，心里也许会有那么一点小小的不服气。
凭啥，大家都是画画，他齐白石的就可以卖9个亿，而我的才卖3个亿。
生前就不被重视和认可的黄宾虹，死后这么多年了，难道还是被世人所误会，所冷落吗？
又或者说，黄宾虹真的不如齐白石厉害？
凭什么来判断？
就凭卖价高低？
但相对于齐白石来说，黄宾虹从来没能，也不曾以画画来成就自己的人生事业。
他不像齐白石那样，从一开始就以画画来养家，最终一辈子靠画画，来作为自己的职业乃至终生事业。
并且还很自得，作为一个56岁高龄的北漂，就靠一支笔，画出了一个新天地，养活了自己养活了亲人，还养活了自己的一世英名。
而比起齐白石的这些，黄宾虹似乎差远了。
纵观黄宾虹的一生，似乎不知道他想做什么，而对于画画来说，更是从来不当主业，也在心里对卖画深恶痛绝，不耻为之。
当初的黄宾虹则是和谭嗣同一样的人物，是以推翻清朝建立民国，改变当时那个旧时代的落后，来作为他的奋斗目标和事业的。
画画只是他每次革命落败，逃亡之后的隐居消遣和打发时间的爱好玩意。
直到后来，他被那个黑暗的时代消磨的再也没有斗志的时候，似乎才一头扎进绘画，但却又总不被世人接受。
最终也没有像齐白石那样，靠卖画来养活自己和家庭。
也许有人会拿卖价的高低来判断他们作品的高低，乃至身价的高低。
齐白石流传身后的作品有3万多件，黄宾虹才有5千多件。
数量上就差了6分之一。
当然，艺术家本人身份量级、市场价格、作品稀缺性，这三点的确是衡量他们作品价值的关键因素。
而这两幅打破他们各自卖画最高纪录的作品，齐白石在画《山水十二条屏》的时候，是62岁，黄宾虹则是92岁，而且还是黄宾虹的绝笔。
同时，这两幅画，又都是他们赠送朋友帮助后的感谢，心怀一片赤诚，最终流传后世，造福今人。
三、
咱们先说齐白石的《山水十二条屏》
此画第一次展出是在1958年1月1日至1月20日，在齐白石遗作展上。
这幅画“诗书画印”四绝俱全，“齐白石为这套作品编了号，从‘之一’一直到‘之十二’。每幅作品都有自作诗一首，每幅作品还都提了不一样的笔名。”
《山水十二条屏》12条屏的每屏画面尺寸纵180厘米、横47厘米。
分别为：
《江上人家》《石岩双影》《板桥孤帆》《柏树森森》《远岸余霞》《松树白屋》《杏花草堂》《杉树楼台》《烟深帆影》《山中春雨》《红树白泉》《板塘荷香》。
此画的第十二屏《板塘荷香》上有题款“子林仁兄”。
意思是这画当初是送给子林仁兄的，原来在1925年，齐白石63岁，齐白石已经在北京城寄居7年，原因是为避家乡兵匪祸乱。
前几年，老家湘潭白石塘附近的那些山林土匪们，扬言要齐白石主动纳贡，否则下一个抢劫对象就是他。
那时的湘潭白石塘十里八乡，都知道齐白石是一个大画家，画画赚了不少钱，光为人画一幅像，就赚20块大洋，家里的地都是大洋铺的。
所以，家乡的匪也罢，兵也罢，都把齐白石当做了最肥的羊。
齐白石听到这些，自然是心惊肉跳。
自己本是穷苦人家出身，好不容易，半辈子积攒这些家财，如果被抢，那不是要了自己的老命了吗。
齐白石思来想去，最后痛下决心，与其被抢，比如主动离开。
所以，为了避祸，他来到了北京。
来到北京做北漂，又是一番历经辛苦，好不容易积攒了一些钱财，却在63岁这一年，突然生病。
这场病来得不轻，一连七天七夜，人事不省，汤水不进，未知死活。
而就在他生病期间，北京城的名医——陈子林（子林仁兄）汤药伺候，寸步不离，也是七天七夜。
齐白石大病痊愈后，曾作日记说：
“六十三岁之火坑即此过去耶？”
病愈后万般感谢这陈子林，思来想去，无以为报，便精心绘此十二条屏，亲手送于陈子林，以示感谢。
为孤居异乡，生活不保，齐白石一向是以吝啬出名的。
而这次，能够慨然相赠十二条屏山水，简直非同小可，在当时可是重礼，堪称豪举。
那天，正好也是同时为祝贺陈子林50岁生日，所以，一并心意都在里头了。
四、
陈子林，生于1879年，父亲是晚清一代名士、维新变法思想家陈虬。
是近代著名的改良派思想家，是造诣很深的中医师，也是最早的新式中医学校利济医学堂创办人。
陈子林在民国年间于北京做馆名医，他是专门为国民党高官、北京缙坤、著名书画家、文人雅士看病，如蔡元培、徐悲鸿、张大千、于非问等人都请他为家人看病。
陈子林与他们都保持着密切的友情。
陈子林熟谙经典，慎求古训，又能别出心裁。
先后著《利济医药讲义》八册、《元经宝要》二卷、《瘟疫霍乱答问》一卷、《利济本草》六卷、《利济医统》六卷、《医雅》四卷、《医绎》四卷等医书多种。
其中，《瘟疫霍乱答问》一书，已被辑入《中国医学大成》，为发展中医科学作出贡献。
新中国诞生后不久，陈子林拜托北京著名裱画师刘金涛，希望将自己收藏的齐白石《山水十二条屏》卖掉。
据刘金涛回忆，当时，他曾去找过张仃和艾青。
二人到他家，看见此画后，张院长双腿跪地，赞不绝口。
后二人商议一人买二条，但主人低于4万5千元新币不卖。刘金涛只好继续找下家，最后找到黄琪翔和郭秀仪夫妇。
黄琪翔和郭秀仪夫妇看罢此画，没有讲价，即以4.5万元新币将齐白石《山水十二条屏》买下。
那时，这笔钱是天文数字。
据1955年实行工资改革，毛泽东的工资才404元。
黄琪翔先生曾为国民党上将，也是北伐名将、抗日功勋和爱国将领。
其夫人郭秀仪的祖母徐莲，是上海招商局会办徐润（字雨之，以字行世）的胞妹。按大家族的辈分算，黄兴还应该是郭秀仪的姑父。
此后又在1986年，台湾人白先刚（白崇禧第六子）敲开了黄家的门。
1938年黄琪翔任国民党军训部次长的时候，白崇禧是部长，两家关系友善。
白先刚小的时候，郭秀仪还抱过他，所以白先刚亲昵地叫郭秀仪为阿姨。跟着白先刚去黄家的还有一位，就是台湾的收藏家、画商王台庆。
1989年，王台庆成功说服了黄家，决定出让《山水十二条屏》。
王台庆说：
“购买郭秀仪家这组《山水十二条屏》时，我手头没有那么多钱，是一条一条买的。即，买了这一条后，拿到台湾去卖了，收到钱后再回来买第二条。”
王台庆还说，本来是想买给郑先生的，结果郑习惯性地要打折，所以没有卖成，于是转卖给了台湾长流画廊的老板黄承志。
黄承志回忆说：
“1989年底，王台庆兄来找我说有一套齐白石山水十二条屏要卖。
记得当时他拿了几张齐白石山水画照片，我看了觉得很好，一听价格要100万美金，合台币近3000万元，好一个天文数字。
当时虽然张大千的泼彩精品已有台币千万元的行情，而齐白石的画价仍然不高，一般作品的行情在六七十万台币左右。”
“交画付款的过程，也是曲折离奇。”
因为画在北京，钱在台北，卖方不愿把画交给中间人带走，而买方也不放心没有看到原作就把画款一次先行支付。
最好是买卖双方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当场货款两清。
但是中间人不愿让买卖双方见面，本人也不想身怀巨款赴约，然后再独自携带国宝画作闯关回台，冒二次风险。
因此最后双方同意一幅一幅地买，每次付10万美金，带回一幅画作后，再付10万美金去取第二幅。
有几次是由王嫂（王台庆妻子）送钱带画，这样来来回回地跑，前后花了将近3个月的时间。
到了1990年3月间，总算把12幅画全部买齐。
完成这桩美事，也放下悬吊在半空中的一颗不安的心。”
黄承志回忆说。
至此，黄琪翔、郭秀仪夫妇旧藏的这套齐白石《山水十二条屏》，一直珍藏在台湾长流画廊。
五、
而郭秀仪，则是齐白石的入室女弟子，年龄比齐白石小47岁，曾任北京齐白石艺术研究会副会长，
1938年，27岁的郭秀仪与宋美龄、邓颖超等各界知名人士创建并领导了“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 及“妇女抗日救国委员会”。
拯救、收容和培育了战争难童三万余名。
她把自己积蓄的2万余元捐献出来，并负担了442名难童的长年生活费用，每个难童每年生活费约60元。
当时郭秀仪的募款额位居第二，仅次于宋美龄。
1951年初，在老舍夫人胡絜青的引荐下，黄琪翔夫人郭秀仪与胡絜青、高尚谦和陶圣安共四位女士一起拜师齐白石，并举行了传统的拜师仪式。
从此郭秀仪师从国画大师齐白石，追随齐师杖履 , 侍奉笔砚达6年之久。
除专注领悟齐派精髓，苦练技法外，还善于博采名家之长。
向溥雪斋学兰石，从王雪涛习花卉，并常与胡洁青， 娄师白切磋研讨画技，多有合绘之作。
风姿绰约的郭秀仪，成为齐白石的女弟子之后，深受齐白石的信任与喜爱。
随后成为了齐白石晚年最得意的女弟子，称她是女弟子中最具发展前途者。
“只此人也！”
作为女弟子的郭秀仪家境富裕，出手阔绰，购藏了齐白石的大量作品。
更由于她交游甚广，人脉众多，还为老师齐白石作品的销售立下汗马之功。
在老师齐白石的生活方面，郭秀仪提供了无微不至的帮助，甚至她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指示下，亲自安排老师的搬家等生活琐事。
师徒间建立起的这种深厚友情，一直延续至1957年齐白石去世。
六、
而黄宾虹的《黄山汤口》，也是一段友情的见证。《黄山汤口》是黄宾虹送给一位叫做陈叔通的老友，杭州人。
《黄山汤口》五笔七墨具备，是黄宾虹画论主张在纸上“用兵”的有力例证。
晚年绝笔，力道老辣，堪称宾翁腕底山水翘楚。
此幅博物馆级的抗鼎力作，出版著录无数，一时不能穷尽，各处专着论及宾翁代表作，此件皆列于首。
此作品，是黄宾虹绘画生涯中的绝笔巨制。
此作绘于1955年，这年黄宾虹92岁，患有严重的眼疾。
他凭着记忆勾勒出了《黄山汤口》。作品流传有序，曾是黄宾虹知交陈叔通旧藏，曾入藏故宫博物馆。
陈叔通一生收藏了黄宾虹的许多精品。而在他所藏的黄宾虹佳作里，最重量级、最为精彩的之一，莫过于这件巨幅名作《黄山汤口》。
在黄宾虹生命中，陈叔通是一位实实在在的“贵人”。
令他一生充满感激。
解放之初，传统中国画正受到严重冲击。有一段时间内，黄宾虹状况并不好，许多事也都是有陈叔通在其中帮忙。
也正是托陈叔通的福，黄宾虹人生的最后，在杭州度过了一段简单又安心的日子。
为此，黄宾虹晚年每年都为陈叔通画不少好画，两人也经常通信。而陈叔通不仅自己向黄宾虹求画，也代他人求——比如为章伯钧。
陈叔通（1884年—1966年，享年82岁），名敬第，杭州人。
清末进士，留学日本。长期担任商务印书馆和浙江兴业银行董事，还是杭州女学和著名的私立安定中学的发起人之一，又是杭州《白话报》的创始人之一。
曾编写出版《政治学》和《法学通论》两书。
晚年又以古稀高龄投入反内战、争和平，反独裁、争民主的洪流之中，曾参与“十老上书”，反对国民党逮捕进步学生。
新中国成立，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华全国工商联合会第一、二、三届主任委员等职。
七、
陈氏为黄宾虹知交。
1919年秋，介绍黄宾虹任商务印书馆美术部主任。
两人在上海的时候就是邻居。黄宾虹太太宋若婴曾说：
“他每逢新春总画些梅花、水仙、天竹子、茶花赠送给友人，陈先生处总有的。”
解放之初，传统中国画正受到严重冲击。
黄宾虹所处的杭州艺术专科学校即现在中国美术学院前身，因为受极左路线的影响，说中国画不能反映新时代，从而遭批判，并有取消国画系的打算。
黄宾虹也备遭冷遇。
所下聘书填的是“暂不任课之教员”，却必须参加政治学习，有几次被学校领导点着鼻子训斥，说他白拿了人民政府给的工资，状况很是不好。
陈叔通听说黄宾虹的状况后，便在其中帮忙。
促使黄宾虹却被礼请参加了浙江省人代会，又被邀请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省领导也前往看望。
这些处境的改善，即与陈叔通等来自中央的直接关心有关。
可以说，他是黄宾虹人生最后阶段中最重要的一个贵人。
陈叔通当时很受器重，是政协副主席、工商联主任委员，分管中央文史馆。
他对黄宾虹走出困境提供了很大的帮助。甚至，在汪己文编黄宾虹年谱时陈叔通打招呼，要汪不要把这件事写进年谱。
在两人来往的信中，看得出陈叔通很记挂宾翁的身体及家庭状况。
1953年年底，陈叔通提到中央美术学院民族美术研究所想请黄宾虹赴京任职，替他全面考虑了住所、高龄等的问题，认为“不宜远迁”。
黄宾虹担任艺专教授搬来杭州后，陈叔通从上海来探望他也方便了许多。
两人在上海的时候就是邻居。
“他每逢新春总画些梅花、水仙、天竹子、茶花赠送给友人，陈先生处总有的。”
黄宾虹太太宋若婴说两人“交往甚密”。
1952年2月，陈叔通和邵力子先生一同来栖霞岭拜访，黄宾虹和太太拿出茶叶蛋来招待，按照黄宾虹家乡安徽的风俗，只有很要好的客人来才能吃茶叶蛋。
黄宾虹为陈叔通作画，题款时，陈叔通要黄宾虹称呼“老弟”，黄宾虹执意不肯，两位谦让了好些时间。
待黄宾虹逝世后，陈叔通主编并自费出版了《歙县黄宾虹书画集》。
1954年初冬，黄宾虹收到陈叔通11月16日信，殷殷垂问，关怀备至，并请他作画一幅以张挂书斋之中。
这就是《黄山汤口》图。
1955年2月，黄宾虹为陈叔通作画后，一病不起，最终去世。
此画，从此成为绝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