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提醒:本文只适合于看过《明月几时有》的读者。

闲话少扯，在这里，我只试图描述该片表现出的两种维系抗日激情的方式，其他评论之种种，就不多说了。

这两种方式本不该是泾渭分明，被强行分开讨论的，它们应该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然而在电影中，参与革命的革命者们似乎统统进入了另一种境界，从而背离了我将要介绍的这第一种方式，而第一种方式之所以能够成为维系抗日激情的方式，从某种程度上，是具有偶然性的。

第一种维系抗日激情的方式就是母亲（叶德娴）采用的伦理道德式。它是以粤宗族祠堂文化辐射出的几千年伦理道德为准则来思考事情，做决策判断的。具体的，母亲（叶）的逻辑是，女儿抗日我就得帮忙，日本人造孽我就恨他们，这其实是很朴素的小市民思想。

持有稳定伦理道德的香港市民大体上是不会主动抗日的，“抗”这一个字，代表了行动，脑子里厌烦日本人绝对不能算是抗日。能将想法付诸行动，对于守护宗族伦理道德的小市民来说是一次飞跃。因为传统的伦理道德并没有要求我们，看到犯我国土，欺我人民的侵略者就必须行动反抗，相反，它推崇维护小家，宗族祠堂利益。小家很可能因为行动反抗而受到威胁，所以在这里，行动反抗很多时候是无用的。

支持女儿抗日却仍要维持小家太平的母亲（叶德娴）

但不“抗”并不意味着投敌，小市民的做法往往是，脑子里反感，行动上啥也不做，静观其变。

然而母亲（叶德娴）的具体例子打破了小市民的常态，她的女儿参加了革命，行动上反抗日本。这时伦理观告诉母亲，女儿抗日，我必须帮忙，因此她加入了抗日的队伍。

当遇见突发事件后，即母亲被捕，同样是基于伦理道德式的思考，她会产生相应的应对逻辑，1，根据宗族道德，人绝对不能背叛他人。2，根据伦理，绝对不能连累亲人，他人。

母亲的被捕就义之伟大，在我看来，绝不是我们一直宣扬的为了民族大义，为了解放事业的革命理想实现而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她的思想地图显然还到不了那么远，那么宏大。影片里多次暗示，不识字真可怕，可见她的死其实是很朴素的。为了女儿得到保全，为了做人对得起道德，如此而已。然而这种基于宗族伦理道德的死却似乎迸发出不一样的色彩，它奇妙的穿透了宗族伦理道德，达到了一种新的境界。死的真实似乎令一切都暗淡下来。

网上极少叶德娴剧照，请会意母亲就义场面

关于伦理道德，我们还可以看到，以母亲在侄女婚礼上坚持撒米仪式的段落为例，在市民宗族观塑成的道德礼数面前，她是只能被稳定束缚的。即使缺米也一定要撒米，祖宗的规矩是不能丢的。母亲的一系列行为告诉我们，她的伟大就义有很大的偶然性，但从效果上来看，却同样感人。

接下来的，是另一种维系抗日激情的方式，即革命者的民族，革命理想式，无论方兰（周迅），刘黑仔（彭于晏），李锦荣（霍建华），甚至爱国文人们都是如此。

他们其实都是充满崇高民族理想的革命者。方兰（周迅）背诵旗手茅盾的散文武装自己，并传播抗日宣传单渴望人民觉醒。刘黑仔（彭于晏）为了民族革命不惜粉身碎骨，早将生死置之度外。李锦荣（霍建华）渴望通过里应外合，打跑日本人，最终实现民族独立。而爱国文人就更不必说了，民族，革命理想，必然常常挂在嘴边。

英勇的革命者刘黑仔（彭于晏）

产生这第二种维系抗日激情方式的源头可能来自个体的民族觉醒。这里要掉个书袋了，根据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印刷术的普及是促成个体民族觉醒的关键因素。

因此我们看到，作为如方兰（周迅）这类革命者的首要任务是，让如同她母亲这类小市民了解民族大义。这就要求他们广泛派发宣传单，利用小市民的同情怜悯心激发他们的革命，民族意识，从而实现革命理想。

同样，爱国文人更是这类人，他们的武器是手中的笔，宣传单则是一本本有着革命意识的书。方兰的觉醒应该源自于爱国文人的宣传，茅盾的散文中，风走了，但风之后又回来了，还带来了雷，它们共同掀起了海的咆哮。这里面的韵味，不言而喻。

风带着夕阳的宣言走了。

象忽然熔化了似的，海的无数跳跃着的金眼睛摊平为暗绿的大面孔。

远处有悲壮的笳声。

夜的黑幕沉重地将落未落。

不知到什么地方去过一次的风，忽然又回来了；这回是打着鼓似的：勃仑仑，勃仑仑！不，不单是风，有雷！风挟着雷声！

海又动荡，波浪跳起来，轰！轰！

在夜的海上，大风雨来了！

然而，当革命者遇到突发事件后，这里面夹杂着的与伦理道德的复杂关系就很是有趣了。

具体的，当遇见突发事件，革命者的做法往往还是以实现革命，民族理想为基准。方兰的老妈/刘黑仔的善良伯母被抓了，为了革命前途，即保存革命力量，就必须牺牲伦理/道德而忍痛不救。日本鬼子要和李锦荣做朋友，做他干爹。然而李坚信民族大义绝对高于虚假伦理，他的目标是民族独立，所以必须坚决撕下鬼子虚伪面具。  这些革命者能做出这些行为，很显然早已脱离了伦理道德的束缚，他们的价值应是围绕着民族，革命理想的。

为了保存革命力量而放弃救母亲的二人组

关于革命，民族理想与伦理道德的悖论疑似还有一些。比如，李锦荣可以一声不吭的抛下女友，这在现在是渣男行为，以前的道德观也是始乱终弃，但是彼时因为他有正当理由，要去革命，也就显得很合情合理了。刘黑仔可以信口雌黄自己父亲的死来转移物资，对假扮自己爹死尸的汉奸（熊欣欣）又哭又骂，侮辱死者，这是否符合宗族伦理道德？我看答案多半也是消极的。方兰可以为了投身革命毅然决然离开独自在家的母亲，多年不归。这样的例子可能还有...

其实，这两种维系抗日激情的方式没有对错之分，它们可能和知识水平，思想高度，受本土文化影响等因素密切相关，只要最后殊途同归就好了。不过伦理道德式的抗日可能并不好推广，即我上述举的例子，因为达成伦理道德式的抗日激情就必须以日本鬼子违背港人宗族伦理道德为前提基础。

此外，在这两种方式的具体实践中，又呈现出不一样的表征。对于伦理道德式，只要人坚持，它就似乎没了边界，无意识实践起来会心安理得，无所畏惧。在我看来，这很多时候是一种情感驱动的方式，并且还没有什么束缚。而革命，民族理想式，因为身处革命组织而需要一定的规范教条，实践起来就需要考虑革命前途，有时候显得畏首畏尾。大体上，持有这种方式的革命者多数不会单打独斗，他们会加入组织，通过组织的确认而证明其革命路线的合理性。

刺探敌情但最终放弃营救的二人组

说了这么多，突然开脑洞联想到，是否当年某些农民抗日意识和今天母亲（叶德娴）这类小市民抗日异曲同工呢？

至于影片涉及的更多的隐微写作云云，这里就不谈了，停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