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国外的中国人，吃上一碗粥、一碟小菜，甚至一包泡面，都会让人想起家乡那熟悉的味道。
即便走到天涯海角，中国人那份自小舌尖的记忆，也是挥之不去的。
有位在赫尔辛基打拼多年的好友，总想把父母接到身边，一家团聚。父母第一次去时，住了近一年；第二次去时，只待了四个月；第三次去时，不到两个月，便闹着要回国，怎么也不肯再去。
赫尔辛基纵然有令人羡慕的自然环境，清新空气，可在父母眼里，这些都不足以留住他们。没有朋友，语言不通，甚至一日三餐都变了味。
虽也每天做中餐，可超市里翻来覆去的几样蔬菜，早已没了新鲜感；佐料也与中国不同，醋不太酸，酱油也少了纯厚。这让他们每到吃饭，便想起了国内。
1
西方人对吃的草草了事，让中国人怎么都难以接受。纵有好山好水，但饮食不习惯这一条，便已拦住了很多美食者的脚步。
中国人对吃的热爱，是渗透到血液里的。美食对中国人，是有治愈性的，像是桑拿于芬兰。
逢上喜事，以吃庆祝；遇到烦事，以吃消愁。考试失意、情感受挫，饱享一顿大餐后，乌云密布便开始烟消云散。
中国人把对吃的问候，当作嘘寒问暖的关爱方式，看成拉近距离的搭讪用语。
以前邻里见面，第一句话常是，“吃了吗？”“吃什么了？”像是西方人见面以天气作话题。曾经慢节奏的生活，准备一天三餐，占据了每天大部分时间，可人们却乐此不疲，觉得这就是生活。
广东人喜欢煲汤，汤的好喝靠的是工夫、是食材、是火候。备好棒骨、鲜藕，小火慢炖，炖上一晚上，第二天早起，骨头酥软，肉浸于汤中，汤味醇厚。再以汤作为炒素菜的汤底，做出“上汤菠菜”“上汤白菜”之类，蔬菜也一样有了肉的浓香。
《红楼梦》里，描写最详细的一道菜是“茄鲞”。刘姥姥吃过后说：“别哄我了，茄子跑出这样的味儿来了。”
凤姐笑道：“这也不难。你把四五月里的新茄包儿摘下来，把皮和穰子去尽，只要净肉，切成头发细的丝儿，晒干了，拿一只肥母鸡靠出老汤来，把这茄子丝上蒸笼蒸的鸡汤入了味，再拿出来晒干。
如此九蒸九晒，必定晒脆了，盛在磁罐子里封严了。要吃时，拿出一碟子来，用炒的鸡瓜子一拌就是了。”
刘姥姥听了摇头吐道：“我的佛祖，到得十几只鸡儿来配他，怪道好吃。”
2
中国人自古便喜欢在“吃”上花心思、下工夫，这常令一些老外不解，“吃饭这事，干嘛要花那么多时间”。
可在中国人眼里，吃是生活的头等大事，给人无穷乐趣。
它不只是填饱肚子，更是一种生活态度。
自古以来，中国人便不吝惜时间与精力，将各种聪明才智，各种创新想法，都放在了“饮食”上。
3
芬兰人花在“吃”上的时间，显然吝啬得多。
长期以来，单一的食物，简单的饮食习惯，让他们的“舌尖上的触觉”，显然没有中国人敏感。
芬兰人的日常饮食都很简单，在他们眼里，有很多比吃饭更重要的事，省下吃饭时间，放到自己喜欢的事上，更有意义。
不同行为，多是来自不同认知，吃的差异，也来自人们对“吃”的不同理解。
我曾在芬兰朋友Jussi家小住过一段。以前只觉芬兰人吃饭简单，可真正走进后，才更加刷新的我的认知。
在Jussi家，“吃饭”几乎是件被遗忘的事，甚至还没有他们去“遛狗”按时按点。
Jussi是位摄影家，妻子Ritta是残疾学校的校长，两人年近六十，依就忙碌，早出晚归。
早上两人出门时间不同，Ritta忙着去学校，早早吃完饭便出门了。Jussi则先去遛狗，回来后不急不慢，吃完早餐后，再带上器材，去工作室。
他们的早餐多是周末从超市采购回的食料，储存于冰箱中，或是直接放在厨房操作台上。黑麦面包、牛奶、黄油、奶酪、坚果、粗纤维薯片，想吃时，便自己搭配，在案板上切好面包，涂上黄油或是奶酪，自制一个三明治，再倒上杯牛奶，配些水果，早餐便解决了。
晚上下班，两人很少在同一时间到家，基本是谁回来谁先吃，而吃的内容，也与早餐差不多。
只不过晚上更加从容，有更多时间煮杯咖啡或是红茶，拿上份报纸，在餐桌前享受一份休闲时光。
令我印象最深的是，Jussi家厨房的案板几乎从来没有竖起过，永远是平摊着，旁边放有切刀，随时准备切那咬不动的全麦面包、黑面包。
他们的薯片，味道也不同于国内，没有烧烤烘焙的香味，没有佐料的味道，不咸不淡，毫无口感，而冰箱里的奶酪与黄油，从来没有断过。
到了周末，即便是家庭聚会，也不会像国内，来一顿丰富的大餐，有时烤个蛋糕，大家围在一起吃，便是庆祝了。
我曾在一个周末，一展我的手艺，烧几个中国菜。即便是盘土豆丝，也很快被一抢而光。可我说到教他们做中餐，他们却各个摇头，说中餐太花时间。
4
中国人的“请客”，是一种舌尖上的盛宴。
有朋自远方来，常会找个体面的餐厅，宴请以待。优雅的就餐环境，丰富的各种菜品，都透着主人的热情。可在芬兰不同，好友间即便请客，也多很简单。
一次出差去芬兰，一位芬兰朋友请我和领导喝海鲜汤。在去前，他像我们描述那里的三文鱼如何之多，各种贝壳类如何丰富，听完后，我们的大脑里已绘出一幅画面。
一个暖日的午后，我们坐在海边一个设计别致的餐厅里，在海风清风拂面中，享受着舌尖上的海鲜盛宴。
可实际情景是：我们到了约好的地点，在一个菜市场里。一侧卖各种肉类生鲜，一侧卖各种工艺品，市场的尽头，有一些小吃摊位。
我们有些质疑，是否找错了地，直到看到在一个摊位上，芬兰朋友已经等在那里。
芬兰朋友点了三份“海鲜汤”，不过一会，三碗汤外加一份切好的蒜蓉面包，一起端上来了。
碗里三文鱼、鲍鱼、海螺，各种贝类，的确满满一大碗。配着送的面包喝海鲜汤，芬兰朋友吃得不亦乐乎，告诉我们他是如何发现这里，在他眼里，这是赫尔辛基最好喝的海鲜汤。
我的领导一脸无奈，似乎写满了她的心里落差。
5
几天后又聊起这次吃请客，领导终于按捺不住，说道：“好吃是好吃，可芬兰人请客也太不讲究，连个正式餐厅都没有，竟在菜市场！”
我只好安慰她，这是文化差异。
相比法国大餐、意大利大餐，芬兰的饮食的确寡淡很多，吃饭同他们极简主义设计一样，已经被最大简化。
街头多是快餐店与咖啡店。一杯咖啡，一个三明治，便是一顿饭。
6
芬兰饮食中的“味”与中国不同。
中国讲究“五味”，酸甜苦辣咸，皆清晰可辨。仅是“醋”，也可分出微差。
喜酸味者用山西陈醋，好香醇者放镇江香醋，而无色的白醋，最适合调制各类凉菜。以不同醋烹制的菜肴，味道也会有些差别，这种微差，也正是中餐里的讲究。
而芬兰的醋，与欧洲很多国家一样，曾被当作酿酒失败的副产品，只不过芬兰不产酿酒的葡萄，多是用蓝莓等水果酿制成醋，与中国以谷物酿醋原料不同，味道也自然不同。
在凉拌菜或是做沙拉时，他们有时浇上些醋；而做肉时，则喜欢以柠檬取代醋，柠檬的酸味与肉调和，去腥的同时，还使肉有了清香。
7
人类对五味中“甜”的偏爱，是与生俱来的。
早在古罗马和中国古代，帝王们曾热衷服用一种“丹丸”。它实际上是一种铅物质，可却因为有“甜”味，让古代帝王不惜损伤身体，只为一解味蕾之瘾。
甜对人的天然亲和感，受文化影响不多，是基因里携带的。
甜味最早取自蜂蜜，直到十字军东征，制糖技术才传入欧洲。除了食用，糖还是医药界的良药，曾在欧洲大范围流行的黑死病，糖被用来治疗黑死病的热症、咳嗽等，效果显著，被看作当时的灵丹妙药，可惜那时一糖难求。
英语里，甜与糖都是“sweet”，而人们也以糖的甜蜜，作为祝福语。“sweet day（甜蜜的一天）”“have a sweet dream（做个美梦）”。
在五味里，只有“甜”一词，直接关乎幸福，作为一个常用形容词，频频出现在日常生活。欧洲人爱吃的巧克力、蛋糕、冰激凌，入口的瞬间，让人心情愉悦，对甜的痴迷，似乎代表了他们对生活的某种期望，像糖一样甜蜜。
含糖物质是一种高价值的能量载体，它还能消除人的饥饿感，在饥荒战乱年，能吃上糖，更是被当作生活里的奢侈。
糖消费量的增加，曾是提高生活质量的一把尺子。
每当芬兰经济不景气时，糖制品（糖果、果酱和食糖等）消费在食品中的占比便有所上升，而水果的消费比例则会下降。
可糖摄入量的增多，令人心情愉悦的同时，也带来了烦恼，血脂高、血糖高，包括龋齿等一些列问题，纷纷而来。
在世界人民享受着糖带来的甜蜜，又苦恼于过量摄入糖带来的身体隐患时，芬兰人发明了“木糖醇”。
木糖醇是从桦树树皮中提炼出的天然糖醇甜味剂，口感甘甜如蔗糖，可满足人们的味蕾所需，给了人们更为健康的甜味选择。
木糖醇的热量低于蔗糖，而同热量的木糖醇甜度，却是蔗糖的两倍。它的代谢不需要胰岛素参与，可透过细胞被人体直接吸收，对血糖的影响很小。
这让木糖醇成了健康佳选，它是“三高”人群的甜味替代品，对糖尿病人一样非常友好。
在芬兰，90%以上的糖果中都使用了木糖醇，木糖醇也作为健康甜味剂，被广泛用于食品中。
拥有丰富白桦树资源的芬兰，一直是木糖醇的生产大国。芬兰儿童从长牙开始，便开始养成护齿习惯。
在世界各国儿童中，芬兰儿童龋齿患有率最低。这与他们所食糖果主要为木糖醇成分有关。木糖醇既让孩子们既获取了甜味，也成为他们最爱的健康护齿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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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味”里的“辣”，俘虏了中国大半个疆土。
“湖南人不怕辣，四川人辣不怕。”川菜馆遍及全国各地，除了少数省分对辣不感冒外，中国大部分省市，都被浓郁的麻辣味所降服。可以看到无辣不欢者，享受着火锅的色泽浓郁、味道浓厚。
川菜有“七滋八味”之说，“七滋”指甜、酸、麻、辣、苦、香、咸；“八味”则是鱼香、酸辣、椒麻、怪味、麻辣、红油、姜汁。重用“三椒”和鲜薑的川菜，麻辣是川菜最具特色的口味。
对于“辣”，芬兰人显然没那么友好，接受程度因人而异，可普遍望尘莫及。
赫尔辛基也有些中餐馆，有以川菜为主打菜系，麻辣原料、烹饪方法，甚至厨师，都来自中国四川。
一份夫妻肺片，虽只是个冷盘，却也有多道烹饪工序，这是川菜的精髓。
喜欢原汁原味“辣”口味的，很多是当地的中国人，毕竟从小留下记忆的胃，即便远在异乡，也还是会惦念起家乡的那道口味。
而对赫尔辛基本地人，吃辣常是他们的一种挑战。
9
各个民族，长年累月积淀下的饮食习惯，已将味觉喜好写于基因。
同一食材，各民族人们的味蕾喜好不同，使用方式也大不相同。
“大料”在中国是佐料，炖肉时放上几块，去腥的同时，也给菜肴增味。而到了芬兰，这种味道被用于糖果中。
芬兰乃至北欧，人们都爱吃一种名为“甘草糖”的糖果。浓厚的味道和中国的大料很像，且糖里实际上也含有大料成分，因此也被称为“大料糖”。
世界各国都有不同种类的甘草糖，但北欧的甘草糖，以氯化铵代替氯化钠，突出咸甘草味。加的氯化铵越多，意味着糖的口味越重、越咸。
刚到芬兰时，还没有领教过这种“甘草糖”的味道，只觉超市里花花绿绿的包装，总能吸引我的眼球。直到有一次，我从货架上取下两袋外包装最吸引我的“甘草糖”，包装设计是黑白色的大图形，很有视觉冲击力。可到家一尝，咸里带苦的味道，比中药还难吃，我实在想不明白，为何那么多人对它情有独钟，或许这正是不同民族味觉喜好的差异吧。
薄荷味，在中国食物里，多见于口香糖或是薄荷糖。它们总是清新爽口，令人想到口腔健康。可在芬兰，超市里各种口味的巧克力中，有一种薄荷口味巧克力，而很多菜肴里，也常有薄荷的身影。有时食物的味道令我们说不清道不明，只觉有限奇怪，这有时也是食料用法与我们的差异。芬兰人对薄荷味的喜爱度，远超于中国。芬兰著名巧克力品牌Fazar里，一款白色包装的薄荷味巧克力，在众多浓郁色彩的包装里，像是一股清流，摆在货架上总是很惹人眼，也深得芬兰人喜欢。可不少中国人却对薄荷味巧克力并不感冒，总觉有种吃口香糖的感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