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说来薰阁之主陈济川（之二）
张范津
《新中国古旧书业·北京私营古旧书业的代表——陈济川》：“陈杭虽是书店老板、买卖中人,但具有较强的爱国心,为人豪爽正直,乐于助人。”
——郑州大学教授、古籍文献研究专家赵长海先生如是说
王锺翰先生分析北京琉璃厂古旧书坊时说：“厂肆书贾，非南宫即冀州，以视昔年之多为江南人者，风气迥乎不同。重行规，尚义气，目能鉴别，心有轻重。”（香港龙门书店，陈寅恪、钱钟书等《周叔弢先生六十生日纪念论文集·北京厂肆访书记》）这里的关键词起码有四：行规、义气、鉴别、轻重，这些在陈济川身上无不得到了充分体现。
实事求是的讲，陈济川尽管是坊贾书商，但终是一介商人，在商言商，逐利而为，这是本分，是行规，无可厚非。然而，面对来薰阁、面对陈济川，日本文献学家长泽规矩也则由衷地说“来薰阁陈氏（陈济川）欲求利而并非唯利是求”。（《日本学人中国访书记·中华民国书林一瞥补正（长泽规矩也文）》）这可谓是对陈济川直达心底的关照。
在陈济川的心目中，他所经营的古旧书籍是商品，是谋利的载体，但因其文化价值，更是文化的载体。在两者不可兼得时，他讲轻重，会毫不犹豫地舍利取文。所以他把古旧书籍的文化价值看得高于金钱，不苟取于小利，讲究货卖识家，宁肯少赚点儿钱，也要卖给靠书吃饭的知识分子，为的是让书能真正发挥作用，在他们那里派上用场，而不是放在阔人的家里当摆设。因此绝不谁出的钱多就卖给谁，这才恰恰是他与学者书友之间情谊的基础。
1942年来薰阁上海分店收进一部《太音大全集》两册，明正德、嘉靖年间刻本，附有精美插图百余幅，还有历代名家题跋。作家、文史专家、藏书家郑振铎闻讯大喜，心心念念欲购之，奈何其财力皆耗于购书，已“为之磬焉”，故而囊中羞涩。物以知为贵，郑振铎毅然重蹈每遇好书总是“力所不及，则节衣缩食以赴之，或举债以偿之，或售去他书以易之”之复辙（上海世纪出版公司、上海古籍出版社，郑振铎《劫中得书记·清代文集目录跋》）。陈济川见此，慷慨成全，不但以成本价把书“卖”给了郑振铎，还决定为其收集相关古籍，耐心留存，并以低价卖给他。对于陈济川作为书商不抬价居奇的行为，后来郑振铎曾不止一次提起。
显示其经营之道的另一典型案例就该是《平妖传》的售卖了。《平妖传》是明代罗贯中、冯梦龙创作的长篇神魔小说，据说二十卷本的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只有两套，可谓稀世珍本，但陈济川却“以洋钱若干把原本《平妖传》卖给马隅卿”，长泽规矩也闻之此事后曾讥之曰“见识还不够深”，并以此作为书林“笑柄”说之（《日本学人中国访书记·中华民国书林一瞥补正（长泽规矩也文）》）。而待经过若干岁月的观察，终有所悟后，遂将其对陈济川“见识还不够深”的评价做了更正，“我想他是知道这书的真正价值的”（《日本学人中国访书记·收书遍历（长泽规矩也文）》），因为他发现陈济川对于那些贵重书籍“在与我们联系前，则先请马隅卿、王孝慈等人过目。据称天下只有两本的二十卷本《平妖传》，也以很便宜的价格卖给了隅卿……当时，我常出入于隅卿处，隅卿常把从他处购得的善本给我看，令我羡慕不已。”（同上）要知道马隅卿、王孝慈两位先生都是近代著名的古籍收藏家，将书低价卖给他们，无异于物归其主，也恰和其“货卖识家”的经营之道。况且由收藏家给帮忙把关岂不更增加了其商场决胜的概率？陈济川的经营智慧可见一斑。
陈济川不但经营着他的古旧书店，也经营着自己的人生。
若论陈济川的交谊，当属与魏建功最为深厚，堪称莫逆之交，生死之交。
魏建功，语言文字学家、教育家，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开拓者之一，也是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的奠基人。抗战前曾在汉城京城帝大（今汉城大学）任教，当年他与未婚妻的信件往还，一般都是拜托来熏阁收转的。由此可见二人的关系。
抗战胜利后，魏建功作为“国语推行委员会”常委，赴台推行国语，任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主任委员兼台湾大学中文系特约教授。他带领师生四十余人从重庆赴台湾，途经上海时，便以来熏阁上海分店为中转站。之后其夫人王碧书携子女赴台在上海受困，甚至衣食堪忧。陈济川闻之，急派书店伙计送去面粉、猪肉和盘缠，以解燃眉之急。王碧书感激不尽，魏建功念兹在兹。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文革”中陈济川受到冲击，被抄家、揪斗，饱受精神肉体摧残，郁郁而终。陈家门庭冷落，室冷屋寒，谁都不敢跟陈家来往。此时让陈家人没齿难忘的一幕出现了：
据陈济川长子陈传广的回忆，那是父亲去世后的第二年，1969年开春的一个夜晚，“我和小弟弟在床前守着卧床不起的母亲，忽听有人轻轻推屋门进来——当时我家被勒令，街门是不许插上的;来人身着一件深色的长大衣，戴一顶蓝色的帽子，帽沿压得很低，进屋小声说:‘我是魏建功……’他不说话，也不坐，只是环顾四壁叹息，神色悄然。在昏黄的灯光下，他慢步走到母亲床前，俯身安慰。大家眼里噙着泪水，相对无言。接着，他又低声询问弟妹们的去向，并掏出小本，一一记下。临走时，他连连摆手示意不要送。我只好目送他走出去，消失在寒冷的夜色中……”（北京大学内部资料，《纪念魏建功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暨〈魏建功文集〉出版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来薰阁与魏建功（陈传广文）》）魏建功的到访，对于凄苦无助的陈家人是多大的安慰和恩情，只有身临其境才能体会。
这恩情让陈家人念念不忘，直至魏建功百年诞辰纪念会上，陈家人又再次公开提起。
而来薰阁、陈济川对魏家的恩情也让魏建功先生铭记一生。1980年魏先生临终时叮嘱子女“你们不能忘了来熏阁的朋友和陈先生一家。他们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给了我们很大帮助。”
“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相逢开口笑,过后不思量。人一走,茶就凉。”这是阿庆嫂智斗刁德一的唱词，无疑说出了一般商家的经营之道。但异于常商的陈济川却从不这样，他总是急书友之所急，想顾客之所想，一面之缘亦珍视。
他对被誉为“中国大陆上甲骨研究的第一人”胡厚宣先生在文献资料上的“资助”，便是典型一例。
在人们的印象里，八年抗战带给我们民族的是战火纷飞，山河破碎，生灵涂炭，这是普遍共识的问题。然而，岂不知在日本侵华史上，文化侵略是与军事侵略、经济侵略并行的三种基本侵略行径。他们除了公然以轰炸、纵火、劫掠等暴虐手段，肆意摧残和毁灭中国文化外，还使用一把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掠夺文物与典籍，给中国文化造成了难以挽回的巨大损失。为了达到文化侵略的目的，对其占领地的文物古籍严禁外运，甚至不准邮寄整本的书籍刊物，而且管控甚严。这一禁令势必影响从沦陷区流亡在大后方的那些教育单位、学者教授们的学术研究，没有书籍资料谈何研究？
“南渡”四川后，著名甲骨文专家胡厚宣教授，深感那里书籍匮乏，学术资料奇缺给教学研究带来的困难，因此写信向陈济川求助购买《双剑診殷与骈枝》、《双剑診古器物图录》等书籍。对于陈济川而言，书籍可找到，但邮寄难上难。不过他毕竟是一个驰骋商场的成功人士，而且足智多谋。为了避开日寇搜查，他别出心裁的把书拆散，然后装入信封，分次转经香港寄达。当胡先生收到辗转几地、被污得油渍麻花的“北京来信”后，如获至宝。抗战胜利后回到北平，他稍事安顿，便奔赴琉璃厂来薰阁，向陈济川当面致谢。当提出结付书费邮资时，陈济川一笑拒之，郑重地说:“这是我的份内之事，何谈钱为?”在随后的交往中，来薰阁还为胡厚宣等考古学家编印了《战后平津新获甲骨集》、《战后南北所见甲骨录》等印数少、读者少、工费多、盈利小的学术专著。因此胡厚宣教授说，和“来薰阁书店陈济川先生的这种深情厚谊，我非常感激，终身难忘。”
陈济川为胡厚宣教授买书寄书，表面看不过是一个帮助书友亦或朋友的小事，而从实际作用上分析，则是一种暗中用力，无为于外的抗日大为。
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他立足坊贾之身，通过身在北平的谢国桢教授的关系，把一批敌伪禁运的图书偷偷运送到解放区或敌后抗日根据地，尽管这也许只是千里送鹅毛，聊算缓解解放区图书缺乏之困的有益之为，但精卫之志显露无疑。
陈济川不仅头大，而且胆大。“七七”事变之后，上海很快就沦陷了，有抗日言行又发表过大量爱国抗日作品的在沪爱国文人郑振铎，自然被列入日本侵略者的通缉搜捕名单，处境十分危险。为避免日寇、汪伪追捕和迫害，他改名易姓“陈敬夫”设法躲避。国难当头，友难临身，陈济川岂肯袖手旁观，他毅然决定将郑振铎接到来熏阁上海分店，让其隐藏很长时间。其间，郑振铎还以来薰阁为聚会点，联络进步文化人士秘密开会。
一个最忌火种的书店竟也冒出了对敌斗争的“硝烟”。
这就是堂堂正正的民族正义。抗日未必就是走向枪林弹雨的战场，暗中用力，兵不血刃同样也是抗日。
陈济川由魏建功介绍结识了韩国致力抗日的独立运动领袖金九后，他们一见如故，从此来薰阁便成了金九的临时避难所和食宿站。据陈济川之子陈传广后来回忆：四十年代，有一天，店里来了一个着装奇异之人，身上穿着类似和服的衣服，脚上穿着木屐。从伙计的嘴里得知他是个高丽人。这个人曾经多次来店里，每次都要住几日，还帮着柜上整理书籍，后来，陈传广才知道，那就是韩国独立临时政府领导人金九，他是来来薰阁避难的。
为抗日，他不惧杀头坐牢，这是何等的胆量气魄。
《日本学人中国访书记·琉璃厂后记》：“陈济川不愧是书林的英豪，有领时代之先的英明识断。在面对革命，其他书店都慌张失措之时，他很好地与新的政局协调了步调，成为古籍工会的工会长，很是活跃。”
——日本最具代表性的汉学家、京都大学教授吉川幸次郎先生如是说
陈济川有眼力，有魄力，靠见微知著的慧眼，乘势而上赢得了来薰阁的发展，终成为了旧书业界的领军人物，并当选北平旧书业同业公会的会长。作为会长的他没有尸位素餐，在涉及公众利益、民族利益的问题上，毫不含糊，他挺身而出，为业界发声，为业界聚气，为了业界该出手时则出手，不愧是书林英豪。
1947年至1948年期间，琉璃厂出现了这样一种稀见的怪现象“线装古籍版本的价钱,还不如约斤当废纸卖值钱。大批线装书成车地运往造纸厂,化为纸浆变成了‘还魂纸’（再生纸）。有的则被小贩买去做包装纸用,包花生米的竟是宣纸木刻的零页。按当时的币值,朱光潜先生作一对比:‘《古逸丛书》的零卖每册合到两万元,许多明刻本及乾嘉刻本也只要一两万元一册。……我买最平常的稿纸也要八万元一百页,一册旧书至多就只合到纸价的四分之一。’当时旧书卖废纸,一斤可卖二万元至三万元。一部《图书集成》定价一千余万元,若从架上取下来卖废纸,可得两千余万元。”（河北教育出版社《旧书业的郁闷·“书肆的灾难”三题（姜德明文）》）可谓“旧书之厄”，而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势。面对此情此景，陈济川心急如焚，他亲自出面找书友、时任北大校长胡适，吁请他向当局陈述问题的“严重性”。此举被小说戏曲文献、版本目录学研究专家吴晓铃在1948年1月16日发行的《现代知识》杂志上披露，文曰：“感谢我的朋友陈济川先生,来薰阁书店的主人,一个有见识的燕赵之士,一下子便看到了前途的危机,不肯默默地忍耐了,在我的老师胡适之先生这次到南京参与中华教会文化基金董事会和美国在华教育基金董事会之前,特意拜访倾谈,请胡适之先生把书籍变成造纸原料的严重性向政府方面提醒一下,看看是否想出一个挽救的办法。适之先生是何等眼光犀利的人,他请‘大杭’(陈济川先生名杭,旧书业者都叫他做‘大杭’)用书业公会的名义写一个意见书交给他带到南京去。”（《旧书业的郁闷·读书人的厄运与书的厄运》）在当时那样的背景下，这种呼吁究竟能够产生多大效果确实很难说，但陈济川即便明知自己是螳臂挡车、飞蛾扑火也义无反顾，这种急公所难的态度,表现的是他在紧要关头对古旧书业力挽狂澜的决心，堪称壮举，同时也赢得了同业们的尊敬。
积土成山，积水成渊，积善成德。陈济川在旧书业界“积”出了自己的威望、声誉和口碑。
1949年10月1日，随着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升起，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历史宣告终结，古老的中华民族迈进了一个新时代。
世界之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陈济川是顺势而为的智者，不是逆势而动的蠢汉。面对战火方熄，百废待兴的新中国，他在思索中逐渐向前靠拢，在理解中积极跨步融入。
1950年底北京市拟注入人民币旧币两亿元，探索性筹组第一家由“公营”控股的公私合营出版社——新大众出版社。由北京市新闻出版处出资6000万元，工人出版社出资4000万元，其余资金向私营书店募集。为了响应号召，陈济川带头以来薰阁的名义，一举出资2000万元，后又通过自己的影响力向其他40余家古旧书店集资6000万元，促成了出版社的成立，而堪当大任的陈济川也毫无悬念地出任了出版社经理。出版社推陈出新，大胆改革,编辑出版了我国“皇历”出版史上具有“创举”意义的第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阴阳合历全书》,并获得了良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此后，在他策划下，还出版了《说说唱唱》杂志，即今日《北京文学》前身。对照后来的《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 》第三条“合营企业中，社会主义成分居于领导地位，私人股份的合法权益受到保护”的规定，新大众出版社无疑就是书店出版业公私合营的先导。
历经风雨，在解放不久即已很快适应了新中国书业发展形势的陈济川，与时俱进,显然已经走入新中国旧书业领军人物的的行列。
1950年1月成立北京市图书出版发行业公会时，他被推选为主任委员。同年由经济界知名人士组成的民主建国会吸收他入会，还被选为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的代表，前门区人民代表。他曾将自己“珍存的数卷善本、稀见古籍呈赠毛泽东主席，主席甚为珍视，以重金酬谢，为济川所辞谢。”（三联书店《旧时书坊·古籍版本目录学者陈济川（陈来树文）》）毛主席对于陈济川对文化事业的贡献给予充分肯定，邀请他参加在中南海举行的知名文化人士座谈会，并与之合影。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以1954年9月2日政务院第223次政务会议通过的《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 》正式颁布为标志，公私合营工作全面展开。领风气之先的陈济川对此举起双手欢迎，并投入了巨大的热情。
为响应政府召唤，他以上海来薰阁之主身份积极联络在沪修绠堂等七家古旧书店于1955年8月1日，申请公私合营。
1955年底至1956年初公私合营已经进入高潮，从1月开始，全国各地私营工商企业天天都在敲锣打鼓放鞭炮，递送申请书，要求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在此热潮下，不甘落后的陈济川，率领北京的古旧书店修绠堂、春明书店、文光书店等，于1956年1月14日向政府郑重提出了实行公私合营的请求。随之北京市文化局成立对私改造办公室，组成“北京古旧书公私合营工作委员会”，制定《北京市改造古旧书业暂行方案》，并派出工作组进行清产核资，实施全行业公私合营工作。前期工作完成后，新华书店北京分店代表与111户私营古旧书店代表签署公私合营协议书，并成立了享誉全国乃至世界的“中国书店”，陈济川被任命为北京市中国书店副经理（负责书店除人事行政以外的所有经营业务）。
公私合营时，公私合营办公室领导对他说，你想留下些什么珍品，悉听尊便，陈济川果断回答“寸纸不留”。为了实现自己的承诺，他毅然把以五两黄金的重价，在津门购得之1589年刻版的《忠义水浒传》珍本，无偿地捐献给了国家(今藏北京图书馆)，以示其“态度和决心”。
从此也就彻底放弃了他建一栋“水西楼”的个人梦想，而全身心的投入到了“公营”大业之中。
“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在咱们家后院建一座二层小楼，就叫‘水西楼’，在楼中收藏咱们的镇店之宝”。曾几何时陈济川不止一次的向自己的长子陈传广谈起这样一个心愿，一种向往。陈济川所说的“镇店之宝”，就是来薰阁所珍藏的《水浒传》、《西厢记》、《红楼梦》三部名著的早期珍贵孤本，这也正是“水西楼”名字的由来。
以书为友的陈济川，当把自己视若生命的书籍捐出的时候，确实迎来了一片喝彩，是何等的豪气、仗义。而当他回到家里，看到藏书的库房密室空空如也的时候，也确实感到了心底由里而外的空寂。尽管那些书，每一本的身世来历、当年收购时付出的银两，他都记得一清二楚。但他在乎的不是钱，而是那些参与了自己事业构建后一扫而空的那一涵涵的善本、孤本书籍。
对此，郑振铎曾这样论及买书卖书的情感，他为了买到更心仪的书籍，竟把明清刊杂剧传奇七十种，明人集等十余种卖掉，当回头看时，“曲藏为之半空。书去之日，心意惘惘。大似某氏之别宋版《汉书》，李后主之挥泪对宫娥也。”（郑振铎《劫中得书记·序》）此情此景情何以堪。
此时的陈济川也同样经历着这样的“离别”之痛。
2024年8月14日（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