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我是个有些理想主义的人。
我相信善恶终有报；相信只要身子正，不怕影子斜；相信只要我们努力，总会有结果。
然而现实像是一个炖煮着毒鸡汤的大锅，在里面游得时间长了，毒鸡汤喝多了，对有些曾经坚决不肯相信的事，竟然无法辩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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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参加工作以来，一直在传媒行业打圈，先是在出版社，然后在报社，现在开始做新媒体。并不敢说自己在某一行业已经做到透彻了，只是希望能够趁还不老，多学一些东西。
但也让我看清了一些事情。
在出版社工作，让我知道当作家太难太难。有才华的人那么多，无奈图书市场早已经饱和，能够卖得出去的书都是大IP。知名作家的书抢着要，不知名作者要是没点热度没点话题，基本出了书也卖不动，这就是悲剧的市场现实。
在报社工作，让我知道坚持做真正的新闻十分不易。想要深入调查，就可能面临相当多的危险，而稿子做出来，还要面对众多读者的不理解。在记者一度被成为妓者的时代，能不沦为跑会拿车马费的老油条的记者，都是铁血真汉子。
做新媒体，让我知道头上还有头发就已经算是上天眷顾。日更能把人逼疯，推文能让人崩溃，年起轻轻地姑娘小伙子，一个个累的像小老太太小老头，每天最大的愿望就是按时吃饭睡觉，然而也是奢望。
深深意识到：“没有好挣的钱，没有难吃的饭”是一句至理名言。好在我的工作还不太需要勾心斗角，也没怎么遇到职场潜规则，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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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与生活的压力，并不足以让我沉默。但有些事情，真的无从说起。
正如刚刚落幕的江歌案，善良不仅限制了我的想象力，还让江歌失去了生命。我也参与了签名请愿，并且一直跟踪事件进展，然而每一次看到陈世峰和刘鑫上演戏精的诞生，都气得我想打人。真的不好说，如果陈世峰出现在我的面前，会不会忍不住上去暴力相向。
当判决有期徒刑20年的结果公布，我的心里和江歌的妈妈一起大喊了一声：“不接受！”然而我还能怎样呢？想到日后这个人渣可能会被保释回国，并且仍然有可能幸福的生活后半辈子，想到刘鑫一家面对姐妹为她的牺牲，暴露出来无线的自私自利，而我竟然除了气死自己毫无办法，只能发出一声叹息，愿生者为了逝者，珍惜自己痛苦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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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北京大火之后一波波清退、拆除来袭，当全国开始大范围的亮出“发际线”，拆掉招牌，我无能为力。
自己还居住着一居室出租房的我，为当初选房的眼光庆幸，也为同事、朋友、陌生人们两三天内找房、搬家的连滚带爬心痛。这也是我第一次真正意识到，在这里呆了这么多年，原来这真的不是我的家，而我和天天见面的卖煎饼的阿姨、送快递的小哥一起，被归为那四个被屏蔽的字：“**人口”。
我希望在清理的时候，能够顾及情理，稍微放慢一下步调；我希望所有人能够赶快回归到正常的生活轨迹中，不要被太多影响。但除了把地方空出来让同事临时存放一下行李，我又能怎样呢？虽然我们都没有错，但这一切还是发生了，留给我们的唯有一声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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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芳华》是我母亲那一辈的记忆，她记得同款军装，记得同款搪瓷缸，记得同款大白兔奶糖，还能认出背包和那时的有些不一样。
而刘峰作为一个典型的好人，却更加典型的没有过上好日子。
经历过战争出生入死的英雄，却沦为人人嫌弃的“残废”，即使到了现在，这种现象仍然存在着。我能做到，当面对身体残障的人事，尊重他，把他作为平常的一员来对待。但是就连最繁华的都市北京和上海，无障碍通道仍然是一句口号，他们想要无障碍出行根本就不可能实现。对此我除了叹气，又能做些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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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原色时间热度已经过去，有些人已经忘记，但我没有忘。
我没忘那些孩子身上的点点针孔，也没有忘当时舆论一边倒的相信谣言，似乎不把部队拉下水就不算完的惨烈战况。我的签名是兼听则明，我希望每一位幼儿园的老师都能够爱护孩子保护孩子，也希望网民能够像我的个性签名一样，对消息做一些分析再去相信。虐童事件背后，是整个幼儿教育产业资源与需求的不对等，而总是把事件夸大、恶意揣测的舆论走向背后又是什么呢？我说不清，也只有发出一声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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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绿城纵火案，那么美好的一家，竟然毁在一个利欲熏心的女人手里，而本应承担一定责任的物业公司，却仍在不断推诿。逝者已矣，唯一活着的孩子他爸，仍在努力为家人讨回公道。想到他们曾经的美好再也回不去，我仍然只能叹一口气。
我希望把这些写下来，或许有一天，能够起到哪怕一点点的正面作用，让我不用总是用一声叹息结束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