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儒董仲舒的历史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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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石禄生

前言

上下五千年，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古代中华思想，形成了庞大的体系，产生了诸多伟大的先哲，涵盖儒家、道家、法家、墨家、内圣外王、理学、心学等百家思想。

这些中华思想流派，以及它们的圣贤代表人物，在漫长的时空中，散发出耀眼的思想光芒，照亮了中华历史，引领着无数古代读书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福建品藏文化公司现藏有一套，书写并制板于清道光五年的“中华先哲格言”精典字板，全套共计十块字板，分别记述了从先秦战国至明代各个时期重要先哲人物的思想语录，殊为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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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套思想语录字板，每一块都独立成篇，阐述了古代先哲在某一方面的认知心得。为便于有序推出，笔者以相关语录诞生的时间为顺序，对全套字板语录予以解读。

01

“中华先哲格言”全套字板第二块，载述的是西汉大儒董仲舒的警世名言：“积善在身，犹长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积恶在身，犹火之销膏而人不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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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句话的意思是说：一个人身上积累了善行，就好像在昼夜时长变化的季节，白天的时间变长了，但人们不知道（意为没注意到）；而一个人身上积累了恶行，则好比灯火耗尽了灯油，但人们看不见（同样指没注意到）。

此格言警句，用比喻的手法，阐述了高超的哲理：小善积累能助人长进，小恶积累则能使人毁灭。

当然，它也能引申理解为一个比较唯心主义的儒家观点：善行可以增寿，恶行则会折寿。

说到唯心主义，不得不说，董仲舒本人就是个历史上数一数二的唯心主义儒家大师。

从董仲舒开始，儒术有了一个新趋势：试图用主观意志来解释或左右自然天道。这也是千百年来儒术受人诟病的一个方面。

将唯心主义跟儒家文化联系在一起，可能多少会伤及一些推崇儒文化人士的感情。

但是对不起，董仲舒是汉代儒家圣贤第一人是不假，但用今天的眼光去看，他同时的确也是个超级大神棍。

董仲舒

按照历史的线性时间顺序来看，就影响力来说，截止汉代，董仲舒无疑是继孔子、孟子之后最大牌的大儒了。

儒家思想之所以会成为影响中国人几千年的主流价值观，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董仲舒这个人。

为什么董仲舒会成为儒家思想大众传播的千古第一人？这点我们后面再谈。

单单从董仲舒的历史影响力来说，喜欢他的人视他为儒学传播的第一大功臣；而不喜欢他的人则视之为“毒害”中国人思想的千古罪人，顺便把儒家文化也贬损了。

这个问题涉及到儒家思想的正负能量问题，本文无意深究。

就笔者本人而言，我对中华儒文化是持中庸之道的，主张糟粕的部分要正视它，改之或弃之；而睿智的部分，要大力发扬，不惜为之呐喊，这也是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意义所在。

02

董仲舒于公元前179年出生于今河北景县的一个大地主家庭，家里良田万顷，十分富有，所以藏书也很多。

董仲舒故里

董仲舒对富有或金钱没什么概念，但他乐于读书，而且凡是世面上有的书，他都几乎读了个遍。很显然，他的大学问就是经此形成的，所以他后来有资格统领汉代儒学。

学问大了，自然就要输出。差不多在三十岁的时候，董仲舒开始招生讲学，一时学徒甚众。

但董仲舒为人比较低调，他不想让学生看见自己的模样，所以他在课堂上挂了一块幕布，将他和学生隔断开来，学生只闻其声，不见其人。

如此一来，很多学生都“毕业”出师了，还不知道董老师长什么模样。董仲舒的教学风格，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

但由此也可以想象，董仲舒的学生跟他的师徒感情也不会好到哪里去。

这不，历史上大名鼎鼎的史学家司马迁，也曾师从于董仲舒，但他在《史记》中对董老师的评价并不高，而且对董仲舒其人的记述，仅有寥寥数行约三百字。当然这是题外话。

汉景帝时期，董仲舒被朝廷任命为博士，这是教授儒学的最高官职。

这说明当时董仲舒的儒学水平已经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所以他得以在朝廷内外广为传授各种儒家经学。

董仲舒的历史影响力，真正崛起于汉武帝刘彻即位之后。

大家知道，汉武帝是个雄才大略之人，所以他想解决一个困扰了古代君王已久的问题：“为何天下兴亡治乱的历史一再重演，如何才能长治久安？”汉武帝登基第二年，他把这个问题抛给了董仲舒。

汉武帝的困惑很好理解：自夏商周以来，到春秋战国，再到秦汉轮转，历史一再证明，谁的拳头硬或兵马壮，谁就能登上君王之位。如此循环往复，何时是个头啊？

汉武帝自己的太爷爷，即汉高祖刘邦，就是靠武力夺取的天下，所以汉武帝本人对上述问题是有着切身体会的。

电视剧《卫子夫》汉武帝剧照

董仲舒是被汉武帝点名回答这个问题的，因为后者刚刚即位，试图想到一个长久之计来巩固江山，而董仲舒作为大儒，自然在皇家顾问之列。

董仲舒絮絮叨叨回答了一大堆，我们不深究，只需记得他给汉武帝灌输了这么个前所未有的理论：天授君权。意思是说，谁来当皇帝，其实是由上天安排的。

看看，董仲舒作为大神棍的一面，这就开始粉墨登场了。

03

天授君权理论，汉武帝骨子里并不一定相信，但的确击中了他的内心或软肋。

道理很简单，古代皇帝需要有一个拿得出手的执政合法性舆论基础，而“君权天授”就很体面。所以汉武帝很喜欢。

也就是因为董仲舒的这句话，从那以后，千百年来中国古代封建帝制下，皇帝都喜欢以天子自居。

某种意义上，历史上中国人对于皇权的奴性遵从思想之广泛，也与此有关。当然这是题外话。

反正神棍董仲舒这一下马屁拍得，相当成功。不过他还是没解决汉武帝的另一个疑问：“既然皇帝是上天指定的，那为什么武力夺权的现象还是一再发生并且行之有效？如何避免？”

董仲舒又说了：天子既然由上天安排，那就必须遵守天道来执政，否则，“天子不能奉天之命，则废。”

实事求是地说，董仲舒这一次是站在天下苍生的立场上来说话的，不过是以天道的名义，要求天子推行仁政，才能确保其位长久。而且这也很有道理：如果皇帝施行仁政，自然就没有人造反了。

汉武帝当然也觉得董仲舒这番话说得有道理，但他内心很不喜欢。道理也很简单：“董仲舒这是打着上天的旗号，要限制我的行为呀。”

换做你是老板，你愿意被员工牵着鼻子走，说这个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吗？所以打这一刻起，汉武帝对董仲舒就没了好感。

但问政还得继续，于是汉武帝说了：“遵守天道我懂了，但你别给我整这虚的。说点儿实在的，我该怎么治理国家，要具体的措施。”

董仲舒一介文人，哪懂什么具体的治国措施？他只会抽象答辩：“皇上您要通古今之变。”意思是说，你要研究以往的君王社稷，兴盛的方法尽管拿来用，衰败的教训要吸取，避免再发生逆天道行事。

这话说得也是对的，吸取历史经验和教训，永远都是有意义的。但在汉武帝本人听来，董仲舒说得还是虚，不过眼见他说不出更具体的，只好作罢。

于是汉武帝又发出了第三问：“既然皇帝是上天指定的，那如何才能实现天人感应？”换句话说，我做什么，不做什么，上天如何才能感知到？这个问题，说的是人和天的沟通方法或途径。

这一问，就又牵出了一个影响中国人几千年的思想理论。

前面说过了，董仲舒骨子里是个神棍。所以这一次他发明了“三纲五常”专用名词，并把“五常”当中的仁、义、礼、智、信，分别对应于“五行”理论中的木、金、水、火、土。

“五常”是用来规范人的行为的，而“五行”跟自然天道有关。如此一来，人和天的沟通渠道就疏通了；董仲舒也就把天人感应的问题，“圆满”地予以诠释了。

“三纲五常”中的古代道德思想，其实最早是由孔子提出来的，孟子等人予以光大。

但董仲舒把它们提高了几个珠穆朗玛峰的高度：不但发明了“三纲五常”专用总结词汇，还“发明”了它们跟天道的关系内涵。

所以说，董仲舒作为儒学大家兼超级神棍，智商一级棒，当然也可以说是鸡贼。眼见这套天人感知理论让汉武帝听得一愣一愣的，董仲舒一鼓作气，又提出了“大一统”理论。

04

政治地理概念上的“大一统”思想，早在夏商周时期就成形了。这不足为奇。关键是董仲舒提出了思想层面的“大一统”，这就影响中国几千年了。

自春秋以来，中华古代思想原本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儒、道、墨、法、兵、释，及诸子百家等，各有千秋。但董仲舒的横空出世，改变了这一格局。

董仲舒提出：西汉王朝自上而下，不但要在国家政治上整齐划一“大一统”，而且要在思想文化上高度集中实现“大一统”。

由此，西汉中央集权制度的形成，算是基本找到了理论基础。

这个主张，远远超出了汉武帝本来的预期，他听后大喜过望，一拍大腿：“对，就该这样，这事儿定了！”道理很简单，思想文化上的“大一统”，不但无缝对接“君权天授”理论，还能使汉武帝非常高效地统治天下。

那么董仲舒提出思想的“大一统”理论，该用什么作为工具或道具呢？就是儒家思想，这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对汉武帝来说，只要实现思想统治“大一统”，用什么道具无所谓，既然董仲舒说尊儒家，那就规定儒家为唯一正统思想好了。

就这样，在秦代被秦始皇“焚书坑儒”政策打压得低迷的儒家文化，终于卷土重来了。这一来，就兴盛了几千年。

05

如前述可知，董仲舒对汉武帝的帮助是极大的，帮助他解决了君权舆论基础、思想大一统等中央集权要素问题。

而董仲舒也由此成为西汉中央制度的上层建筑师或隐形设计师，影响中国历史数千年。

中国古代封建帝制与千年儒家文化，是是非非难以说得清楚。所以说，董仲舒到底是历史的功臣，还是罪人？

这也是见仁见智难以定性的。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在历史的坐标上，董仲舒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巨人。

然而话说回来，即便董仲舒对汉武帝帮助极大，但汉武帝在骨子里并不喜欢董仲舒。原因有两点：

一是董仲舒的主张都是触及皇权灵魂深处的，不由得汉武帝不听。但如此一来，汉武帝心里难免有疙瘩：“意识形态层面的大事都是董仲舒定的。到底我才是天子，还是他董仲舒说了算？”

二是董仲舒反复提醒汉武帝执政要“遵从天道”，否则逆天而行，上天是要废除你这个皇帝的，不然对不起“天授君权”之名。这让汉武帝非常不舒服。

在品藏文化公司“古代先哲格言”字板中，董仲舒的名言“积善在身，犹长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积恶在身，犹火之销膏而人不见也”，据分析就是董仲舒在劝汉武帝要施行仁政的时候，所说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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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心而论，哪个皇帝会喜欢一个孔夫子样的人，在他耳边说这种“忠言逆耳”的话？说者无心，或许董仲舒是出于好心才这么说的；但听者就未必无意了，汉武帝或许觉得董仲舒在旁敲侧击威胁他也未可知。

公元前135年，西汉皇室陵园发生两起大火。对此，董仲舒不合时宜地再次搬出神棍的那一套，起草了奏疏准备递交给汉武帝：“两次大火，说明上天已经发怒，陛下您要反思自己的执政行为。”诸如此类，云云。

奏疏写完了，董仲舒很犹豫要不要呈送给汉武帝。正在犹豫间，一个叫主父偃的同僚，无意中在董仲舒家里看到了这份奏疏草稿。这个主父偃也够小人的，偷偷把草稿拿走了，直接给了汉武帝。

如此激烈的奏疏内容，如果是由董仲舒自己私密呈送给汉武帝，后者看到即便不快，也未必会表现出来。

但如今被第三者呈送，汉武帝看到内容后，难免脸上挂不住吧？果不其然，汉武帝看了奏疏草稿后大发雷霆，差点没把董仲舒斩首。

从此以后，董仲舒也不受重用了，慢慢地淡出了皇家视野，只好转而专心从事儒家教学工作。

但不管怎样，董仲舒作为西汉第一大儒，他对后世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当时朝野上下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