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川问：“自省念虑或涉邪妄，或预料理天下事，思到极处，井井有味，便缱绻(qiǎn quǎn)难屏。觉得早则易，觉迟则难，用力克治，愈觉捍格(hàn gé)。惟稍迁念他事，则随两忘。如此廓清，亦似无害。”

先生曰：“何须如此！只要在良知上着功夫。”

九川曰：“正谓那一时不知。”

先生曰：“我这里自有功夫，何缘得他来？只为尔功夫断了，便蔽其知。既断了,则继续旧功便是，何必如此？”

九川曰：“直是难鏖(áo)☆，虽知丢他不去。”

先生曰：“须是勇。用功久，自有勇。故曰‘是集义所生者’，胜得容易，便是大贤。”

九川问：“此功夫却于心上体验明白，只解书不通。”

先生曰：“只要解心。心明白，书自然融会。若心上不通，只要书上文义通，却自生意见。”

陈九川问了一个很有代表性的问题，即当我的头脑里在想一些邪思妄念时，如果早一点发觉那还容易摒除，如果发觉得晚了就很难抵抗那些思想；除非我把注意力转移到其他事情上，那就能渐渐忘掉它。

陈九川此时修为已经比较好了，邪思妄念只要发现得早就能克制。修为一般的普通人，不知不觉就被思虑、新闻、广告、娱乐等引诱，迟迟察觉不到自己在做什么，长期处于一种“无意识”的状态；在欲念、愤怒等情绪操纵下，甚至可能做出极端事件。修为更好的人，如王阳明，杂念一出现就能早早地发现和克制它。这是什么境界呢，就是他曾说过的：“人若知这良知诀窍，随他多少邪思枉念，这里一觉，都自消融。真个是灵丹一粒，点铁成金。”这需要多次有效的锻炼，才能达到这种境界。我们平时念念不忘“致良知”，就是在锻炼良知。良知是越锻炼，就越敏锐、越强大、越好用的（天理即是良知，千思万虑，只是要致良知。良知愈思愈精明，若不精思，漫然随事应去，良知便粗了）。这个良知，与冥想时那种觉察自己思绪和身体状态、让自己回到专注呼吸的觉察力是相通的。所以冥想也是在锻炼良知，所以王阳明会教初入门的弟子静坐。（冥想背后的原理参考此处）

对于陈九川的问题，王阳明的回答变换了观察的视角——功夫是主角、是主体、是要连续不绝的，邪思妄念是临时性的、是客体。我们的注意力不要放在邪思妄念上、哪怕是尽力对抗邪思妄念上，而只是集中在延续自己的功夫上。为什么会有邪思妄念，因为功夫断了；那么注意力回到功夫上，续上功夫就行了。好比冥想时发现自己走神了，那么重新专注呼吸就是了，如果非要跟走神的内容搞对抗，那不还是在走神吗。

九川似乎没有察觉到阳明的深意，还是以邪思妄念为中心地询问“虽知丢他不去”。当然这也确实是他和绝大多数普通人的困扰——天人交战，难以自制。对此阳明也给不出什么一蹴而就的好办法，只是依然强调对良知的锻炼，“用功久，自有勇”，就能更容易战胜它了（如果问题严重，那么意义疗法中的矛盾意向法与非反思法可以参考）。其实阳明的思路是一以贯之的，就是要持续不断地用功、持续不断地致良知，“见善即迁，有过即改”，从而“人欲日消，天理日明”。其余光景也好、效验也好、外在荣辱也好，都不要去管。（依此良知，忍耐做去，不管人非笑，不管人毁谤，不管人荣辱，任他功夫有进有退，我只是这致良知的主宰不息，久久自然有得力处，一切外事亦自能不动。）

阳明是极为强调“重功夫不重效验”的。他说“圣贤是为己之学，重功夫不重效验”，又说“汝且去着实用功，便多这些着想也不妨。久久自会妥贴。若才下得些功，便说效验，何足为恃？”，又说“立志用功，如种树然。方其根芽，犹未有干；及其有干，尚未有枝。枝而后叶，叶而后花、实。初种根时，只管栽培灌溉，勿作枝想，勿作叶想，勿作花想，勿作实想。悬想何益？但不忘栽培之功，怕没有枝叶花实？”好一个“为己之学”，做这些学问都是为了自己，不是为了显给人家看的。这才是真正的目的，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好。以心理学言，这就是内在动机，而非外在动机。

最后九川问，这个功夫心上明白，解书不通。阳明说，心明白了，书自然会通；心上不通，却要去通书上文义，就会产生各种错误理解。阳明与弟子讨论的学问都是实践性的学问，而非知识性的学问，因此心上明白、实际去做才是目标、才是最重要的；至于书上通是相对次要的，也是为实践服务的。我近年读书颇有此病——拿A去解B，拿B去解C，拿C去解A——书上文义似乎都通了，然而与我心体全不相干、与实践也全不相干。若A也能用心体解，B也能用心体解，C也能用心体解，一通百通，横说竖说都是，那就是心中明白了。因此，以后当思理之本身，当结合现实与自身经验；以深刻体悟为上，拒绝搬弄文词，最好忘掉文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