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的大女儿今年读高三，在市社会福利院做义工已有三年左右的时间。

不想讨论孩子在繁忙的学业中坚持做这件事的意义，只是想记录令我印象深刻的一幕。

女儿第一次去社会福利院是在孩子她爸和我的陪同之下。

那个星期天，走进福利院的大门，女儿稚嫩的脸上写满了好奇。

院子里，三三两两的老人坐在轮椅上晒着太阳。

社会福利院的国主任带领我们来到一个小操场，在那里，一群孩子围坐成一个小圆圈，有两位女老师陪伴着他们。

这也是我第一次走进社会福利院的大门，说真心话，虽然说作为成年人已有一定的心理准备，但第一次见到这一群孩子时，我的心里还是感受到了惊讶，甚至有不舒适的感觉。

那群孩子，在视觉上，真的难以用美，或者可爱，这些通常用在孩子身上的形容词。

他们都是因为智障或残疾而被家人抛弃的孩子。

国主任介绍了孩子们的大致情况后，鼓励我的女儿过去与孩子们近距离接触，我也回头对女儿说：“对呀，去吧！去跟小朋友们玩玩。”

女儿紧紧地抓着我的手：“玩什么呀，妈妈？”

察觉到了孩子脸上的畏惧之色，我猛地醒悟到，这是当时15岁的女儿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到残疾儿童，而且是一群。

她心里害怕。

我握紧女儿的手，说：“玩什么都可以呀！你可以教他们唱歌！你不是会很多英语和中文的儿歌吗？”

孩子脸上仍然有畏难神色，她的心里大概想逃避吧？

孩子的爸爸轻轻抚拍着女儿的背，说：“去吧！爸爸妈妈陪你一起，妈妈还可以跟你一起教小朋友唱歌。”

我们走进小朋友们围坐的小圆圈里，我陪着女儿挨着小朋友们坐在一起，然后开始教小朋友们唱儿歌。

当然，是我在教。女儿那会儿，还处于紧张的状态。

坐在女儿左右两边的两个小朋友，一直紧紧拉着女儿的手，有一个还几乎趴在女儿的膝盖上。

我一边教孩子们唱歌，一边悄悄留意女儿。

紧紧握住女儿的那两双小手，不是正常的孩子的小手，跟那样的手紧紧握在一起，女儿心里会觉得害怕吧？

可是，在女儿脸上，我没看到一丝丝的嫌弃。

经过了最初的畏惧和紧张之后，女儿跟那群小朋友融洽地相处到了一起，她的稚嫩、柔软、健康的小手紧紧地回握着残疾孩子的手。

那几个孩子，从姐姐的手里感受到了爱与温暖，更加不愿意松开紧紧握住的姐姐的手。

渐渐地，女儿的眼眶红了，过了一会儿，她开始泣不成声。

我的眼眶也湿润了，母女同心，我明白她的感受。

在一旁目睹这一切的国主任，也湿了眼眶，她对我说：“你的孩子真是太善良了。”

后来，我们知道，国主任就是在这家福利院长大。

我明白她为什么姓“国”了。

（2）

那天，在回家的路上，我虽然没有多说什么，但在我的内心，却是思绪翻滚。

说来不怕大伙儿笑话，我虽说岁数一大把，却见识短浅，心智也并不成熟。

我的妈妈是非常标准甚至是超过了标准的中国母亲，在我的成长过程中，虽然生活充满了艰辛，但她硬生生将一切苦难、伤痛、不完美挡住，给了我最大限度的绿荫。

我非常感谢我的妈妈，因为她的过滤，我得以生活在爱、善良与纯净之中。

我成长为一个善良有爱心的人。

我是一个好人

但是，上帝不会因为你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善良的人就不让痛苦临到你。

痛苦的临到是平等的。

谁都会有痛苦。

我女儿六岁时，读学前班，一次在课间，从一个离地3米高的台子上，被一起玩耍的小朋友推撞掉下来。

所幸下面是一个沙坑。

孩子摔在沙坑里，下巴却磕在沙坑旁的水泥地面上。

下巴被磕出一个大洞，这还不是最严重的，最严重的是，孩子一侧髁状突骨折。

在医院急症室经过消毒缝合处理后，医生居然让我带孩子回家。

孩子她爸及时赶回来，说不能回家，必须住院治疗，他说：“估计孩子的脸下午就会肿。”

第二天，孩子的头肿得比肩膀还宽。

那段不堪回首的经历，在这里不想一一详述。

只想说，当时的我，一夜之间，完全变了样，几乎没了人形。

当孩子又能无忧无虑地到处乱跑乱跳时，孩子她爸有一天凝视着她的背影说：“这孩子，捡回了一条命。”

又看看我：“你也捡回了一条命。”

顿一顿又说：“我也捡回了一条命。”

我紧紧握住孩儿他爸的手。

幸亏有他。

当时的医疗条件，当地医院对孩子的伤情束手无策，唯一的治疗就是挂针水消炎。孩子头面部的肿胀消除后就让我们出院。

后来我们打听到，能做这个手术的只有两家医院，分别在北京和成都。

我们到其中一家医院，专家的助手在术前与我们夫妻谈话，听到那些可能出现的副作用，我再次崩溃大哭，哭喊着不做这手术了。

专家助手爱莫能助。

孩儿他爸说：“别胡闹，按计划做手术，命比脸重要。”

孩子从手术室出来，专家助手所讲的副作用似乎真的出现了，我大哭大喊，要跟医生拼命，要跟孩子他爸离婚。

歇斯底里。

心中其实也没底，也无不担忧的孩子他爸说了孩子受伤以来第一句抱怨的话：“我都不知道你是来帮忙还是来添乱的。”

后来的事实证明手术的决定是明智的，而且手术也非常成功。

我们从外地医院回家，孩子的情况越来越好。

我们心情有所放松。

可是，上帝似乎还想磨练我。

有一天，我站在镜子前，孩儿他爸在我身后，他似乎想开个玩笑：“我的脖子好像一边大一边小。”

我回头,惊骇地发现，他并没开玩笑。

去医院检查，并不是什么大问题，甲状腺囊肿，但也要手术做掉。

是个小手术，但拆线时，实习医生毛手毛脚，将孩儿他爸的伤口拆出血来。

我的六岁的女儿，伏在枕头上，哭得小小的身体一抽一抽的。

可出乎意料的，这一次，我却没有流泪。

后来，孩子她爸半开玩笑地说：“老婆，以前一直觉得你娇滴滴的，心里老是为你担心。现在看来还能顶点儿用。”

和所有善良的人们一样，我希望苦难、伤痛远离人间。

我也不感谢苦难。

但是，我们必须承认，苦难、伤痛真的能够磨炼人，它会迫使你成长。

我的女儿，外表柔弱，但其实，她比很多同龄人更坚强独立，遇到一些小意外，她也能不惊慌失措，淡定处之。

我相信，她如今的性格，与她童年时遭遇的那一次意外伤害，一定有着某些关联。

“那些打不死我的，必将让我强大。”据说这是狂人尼采所言，但我相信，这一定是心血的凝结，而非狂言乱语。

（3）

中国的父母，总认为自己才是世界上最疼爱孩子的那个。其实，只要是父母，都是疼爱孩子的。

理念不同，方式不同而已。

中国的父母应该是赋予了自己最强大的信息过滤权的人。

完全由自己决定哪些是孩子可以知道的，应该知道的，哪些不是。

伤痛、苦难、死亡，这些，在中国父母看来，都是不吉利的，都是应该屏蔽掉，过滤掉的。

国外在这方面，与我们有所不同。

美国儿童教育认为，实际上，3周岁的幼童大多已接触到“死亡”这个词。对于孩子提出的“死亡问题”，美国家长总是做出最为直截了当、简单明了的回答，并尽量避免似是而非或模糊不清。

为此，美国的一些小学校甚至开设了别具一格的“死亡课”。在教育部接受过专门训练的殡葬行业从业人员或护士走进课堂当起教师，跟孩子们认真地讨论人死时会发生什么事，并且让他们通过演剧的方式，模拟一下突然成为孤儿的凄凉感觉，或走进火葬场参观火葬的全过程，甚至设计或参加一场模拟的“向亲人遗体告别仪式”等等。

在德国，教育界组织中学生参观殡仪馆，让16-18岁的青年人直面人生的终点。

日本，英国，都相当重视对孩子的“死亡教育”。

并不是盲目崇洋媚外。

其实，在我国，也有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在呼吁这个问题。

最近，在“追问生命尊严：医学的使命与关怀”的专题圆桌会议上，白岩松认为，中国人讨论死亡的时候简直就是小学生，因为中国从来没有真正的死亡教育。

在广州，华师大附中，“欧洲文化巡礼”选修课上，老师给学生留下一道作业题：如果有一天你离开了人世，在你的葬礼上，你的家人或朋友会如何评价你？啊，标题党会说：老师让学生自己设计“葬礼”。

这都是有意义的尝试。当然，也有人认为，这些做法可能会给孩子心中留下阴影。

但我仍然倾向于：别急着过滤，让孩子有机会真实面对伤痛、苦难与不完美。

信息可以过滤，但伤痛、苦难甚至是死亡降临时，没有谁有办法阻挡，这是上帝也无能为力的事情啊！

（4）

我们回到孩子去社会福利院做义工这件事情上来。

人们总是认为，健康人走进福利院，就是为了献爱心；甚至有人认为，走进福利院，是为了“秀”爱心。

不管别人怎么说，或者怎么认为，我觉得，走进福利院的人，多多少少总是有些爱心的。

好过那些冷漠的人。

好过那些自己不做还要指手画脚说风凉话的人。

但是，健康人走进福利院，真的只是在帮助他人吗？

我的女儿和我第一次走进福利院的时候，所见到的，冲击了我们的视觉，更冲击了我们的心灵。

在这个世界上，还有许多人，降临到世界时，苦难就跟随着他们。

好在，这个世界，仍然有温暖。

我的女儿，第一次走进福利院，在我和她父亲的陪伴之下，犹自颤惊惊，怯生生；

现在，我的女儿，在福利院，娴熟地照顾老人，热情洋溢地给孩子们上课。

我的女儿，她并没给那里的孩子和老人们带去多少实质性的帮助，但是，她在那里，收获的，却不止一点点。

我们的生命中，不仅仅有幸福和快乐，还有伤痛与苦难。

直面伤痛与苦难，需要勇气。

首先，我们得有勇气把那一份“直面伤痛与苦难”的勇气教给我们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