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到最后，我终于没忍住，还是问出了最诛心的话：“姐，你还在吃那东西没有？”
一
2015年7月，夏日炎炎，地面被晒得发烫，出完一个警回到车上，在空调的作用下才发现，后背上凉嗖嗖的那一大块警服已被汗水完全浸湿。正打算粗鄙地抱怨下盆地的湿热气候，这时我接到了同事的电话：“你在哪里？”
“出警。”
“哦，这儿抓了两个贼娃子，你来看一下。”
挂断电话，我火急火燎地就往派出所赶。抵达派出所后，停下车，又一路小跑上了留置室。
刚用手推开留置室的玻璃大门，一高一矮的两个男人就出现在眼前，他们戴着手铐，垂着脑袋站在墙的一角。
我一眼就认出了这两个人，他们是我们单位的“熟客”，都是“瘾君子”，不久前因吸毒被处理过。
他们两个也把我认出来了，嬉皮笑脸望着我，然后一本正经地接连讲出几个“抱歉”。
我气不打从一出来，高声厉色地问道：“你们两个偷了啥子？”
两个人立即收起笑脸。其中一个矮个子伸出他戴着手铐的双手，指了指一旁的几袋调味鸡精，十分羞愧地向我递了一个眼神，又倏然垂下目光。
我斜视了一眼堆在墙角的调味鸡精，默数了一下，3袋，顿时觉得可气又可笑，嘲讽道：“你们偷鸡精做啥子？做饭啊？”
一阵沉默后，矮个子抓了抓鼻子，害羞地回答我：“我们毒瘾犯了，想偷点东西来换钱买药（毒品的意思）。”
他的回答使我赫然一惊，我不曾料到面对我的嘲讽，他会向我和盘托出此番令人嗤笑的作案动机。他们以盗养毒的行为，让我联想到被我当作是至亲的大姐，她和他们俩如此相似，毒品、盗窃，都是贴在她身上的标签，难以磨灭。
我痛苦地抬手按住额头，紧闭双眼，面孔扭曲。
二
大姐是我一个远亲的女儿，大我4岁，住在离我老家不远的地方。由于住得近，因此常走动，就特别亲。至于这个远亲关系有多远，我也不清楚，但是不晓得为什么，我们两个样貌长得很像，总会被人误认为是亲姐弟。
农村有串门的习惯。在我小时候，大姐的奶奶总喜欢带着大姐来找外婆话家常。老年人聊的东西，我们小朋友不爱听，所以大姐就经常趁她们不注意的时候，带着我溜到田间、地里去玩泥巴、捉螃蟹，每每遇到农忙完的大人们，总会有人逗我们说：“你看，老大又带着老二来捣乱了。”
我和大姐也从未反驳，因为在我们心里，或许早已心照不宣地认定我们就是至亲。
2002年仲夏，我小学毕业，举家搬进了城里。距离隔得远了，和大姐的联络也少了起来，我很想询问大姐的近况，但当时通讯尚不发达，只能从父母和奶奶的口中获悉一点有关大姐的消息。
据奶奶说，我们刚搬走没多久，表叔（大姐的父亲）因犯罪被抓去坐牢了，现在家里只剩下大姐和婶儿（大姐的母亲）相依为命，日子好像过得没那么幸福了。不过，尽管家里出了这么大的变故，婶儿还是费尽力气把大姐送到城里来念高中，思忖一下，估摸着是不想大姐再重蹈她父亲的覆辙。
三
2002年国庆节刚过，母亲接到婶儿的电话。婶儿在电话那头十分难为情地请求母亲收留大姐一段时间，具体原因也相当含糊不清，只说是大姐调皮，学校不让住了。
母亲疼大姐，想到她小小年纪就缺失父爱，青春期调皮也情有可原，于是就不假思索地答应了。
我们家就住在大姐学校附近，是一栋两层楼的小别墅，大姐住在1楼，我和父母住在2楼。
大姐刚搬进我家那会儿，我十分激动，久别重逢的兴奋感涌上心头，带着大姐围着屋子各种参观，和大姐天南地北地聊了整整一下午，仍意犹未尽。
最开始住在我家的那几个月，大姐非常乖巧，按时上学放学，周末还会帮母亲干点家务，甚是讨人喜欢。可是日子越往后走，大姐回家的时间越晚，也没人知道她到底在外面干些什么，甚至有时候夜里根本不回家，第二天一大早才回来，一睡就是一整天。
我读初二那一年，一天晚自习下课回家，简单刨了两口稀饭就马上到书房复习功课，准备期末考试。母亲黑着脸把书房的门隙开一个缝，探半个脑袋进来恶狠狠地对我说：“你爸要问你一点事，过来。”
我当时心里一震，有种大难临头的感觉，但是心里也一直犯嘀咕，我到底又犯什么事儿了，需要父亲亲自“审讯”我。
我忐忑地跟在母亲背后，亦步亦趋走进父母的寝室。
父亲躺在床上看报纸，都没有正眼看我一下，母亲先发话了：“我放在洗手间的钱是不是你拿的？”
我立即否认：“什么钱？我没拿过。”
母亲看我态度坚决，又没什么确凿证据，就瞪着我，没说话。这时候父亲发话了，“好吧，你去看书吧。”
我十分迷惑地出了门，实在是想搞清楚缘由，就偷偷趴在门上，耳朵贴着门听到底出了什么事儿。
“我给你说了，咋可能是他拿的吧，你放在卫生巾的袋子里面，只有你侄女才会去翻嘛，哪个男娃娃没得事去翻你卫生巾吧。”
“会不会是遭贼了？”
“那你放在桌子上的戒指咋没被偷？”
一阵无言后，我听见母亲的一连串叹息。
第二天，母亲就打电话给婶儿，让婶儿把大姐接回家去住了。
四
大姐回家后，母亲也时常带着我回老家去看大姐，但每次去，大姐总是不在家，每每提到大姐，婶儿也总是一阵叹息。每到这时候，母亲就把我支开到一边去，由她独自和婶儿谈论起来；而回家时，母亲总是一言不发地开车，手握方向盘，像是走神一样。万幸的是，每次我们都是活着回家的。
自此以后，我就很少再见到大姐了，连听到她的消息都十分难得，更加诛心的是，传到我耳朵里的关于大姐的消息几乎都是坏消息，尽是“大姐早恋了”、“大姐又和谁打架了”、“大姐和一些社会上的小流氓走得太近了”之类。
2008年，我去外地读大学，刚入学没几周就碰上国庆节，放假7天。第一次独自一人跋山涉水跑到另外一个陌生的城市去学习和生活，思乡成疾，刚刚放假就迫不及待地冲去车站，买了第一班回家的车票。
由于出发前一天兴奋得睡不着，所以刚上车就睡虫来袭，不出一会儿就不自觉地靠着窗户打起了瞌睡。
手机的震动把我从睡梦中唤醒，我迷迷糊糊接起电话，电话那头是父亲低沉的声音，“你读书多，我问你个事？”
“嗯，说吧。”
“偷别人2000元钱，被发现后把钱退了，要判几年？”
我是读工科的，这明显是关于文科生的法律问题，我怎么会知道。
父亲不会莫名其妙就问我这些问题的，我预感到家里肯定有人出事儿了，于是告诉父亲我问一下学法律的同学后再给他回电话。
我惴惴不安地接连拨通好几个学法律同学的电话，整合各方结论后给父亲回拨过去。接电话的是母亲，她哭哭啼啼，从电话这头都能感觉到她的怅然若失。
“儿子，这个到底要判几年哦？”
“我学法律的同学说了，积极退赃，金额也不大，有可能被法院认定成犯罪情节显著轻微，不构成犯罪。”
母亲一下子打起了精神，声音提高了分贝。
“那就是说你姐可能就不得坐牢吧？”
听到是我姐，我的脑子突然毫无征兆地陷入空白，耳朵再也听不到外面的嘈杂声，周围陷入一阵静默。
后来大姐积极退赃，被公安机关取保候审。再后来人民检察院真的认定了大姐犯罪情节显著轻微，不认为是犯罪，遂没有提起公诉。大姐成了“无罪之人”，然而她却对自己行窃的原由只字不提，任凭所有人威逼利诱，也绝不松口。
后来，在派出所上班的小姨父主动找到父亲，让父亲多“注意”大姐，还告诉父亲，大姐在被讯问期间向办案民警交代过她吸食过毒品的事实。
小姨夫的话朝我们全家所有人当头压下，几乎碾碎了我们所有人的心，大姐盗窃的动机似乎也寻见了合理的答案，过去母亲现金被偷的事情也好像不再扑所迷离。
然而过去的事已然过去，不必深究，只是回想原来拘谨但不失可爱的大姐，此时的她无不让所有人痛心疾首。我心中感到一阵沉甸甸的失望。
五
2013年的夏天，大姐结婚，6个月后，她在妇幼保健院产下一个女婴，小名叫“童童”。
起初家里人还十分担心童童会因为大姐吸毒的原因有什么病症，万幸，童童生的健康，据说像极了大姐小时候的模样。
2015年2月，大姐和姐夫去了江苏打工，把童童留在家里让她爷爷奶奶抚养，这样一来童童就彻底成了留守儿童。我们所有人都打长途电话到江苏，指责大姐如何狠心，而她却始终未做过多解释。
六
2015年11月。
于小伟坐在审讯椅上，手被拷在椅子上面的桌盘上，目光略闪躲地瞄我。
审讯室烟雾缭绕，烟灰缸里插满了各种牌子的烟头，看样子已经来过几批同僚来围观这位大名鼎鼎的“超哥”（混社会的人）了。
“你把你老乡抓了，你还不来招呼哈他嗦？”同僚用夹着烟的手指指着于小伟对我说。
我刻意缓慢地从审讯室门口踱步靠近于小伟。在确认于小伟系吸毒人员及有犯罪前科后，我开始和他拉起家常。
“你是我同乡嗦？”我略带挑衅。
“我户口上到我大伯那里的，所以身份证上地址是我大伯的家，但我实际上住在X市X镇X村的。”
“哦，真是同乡，只是村子不一样，那你认识李文丽不？”
“认识，那个女的是我小学同学，也在吃药（吸毒的意思），吃了好多年了。你们要抓她不，我给你们说她在哪里，算是立功不？”于小伟立马打起精神，亢奋地回答我。这是整个审讯过程中于小伟与我唯一的一次眼神交流，他的眼神里充满了希望，像是看见了未来。
“那是我姐！”我睁大眼睛狠狠瞪着他，目光如炬，向他咆哮，已全然忘记了在我背后的同僚。
“别激动，来坐下慢慢问。”同僚感觉到气氛不对，立即从凳子上窜起来把我往座位上拉。
接下来的审讯工作十分顺利，于小伟对他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但是我根本没有一点胜利的喜悦和释然，反而陷入了一阵自卑和尴尬中，好像周围的一切都在睨视着我，诚惶诚恐。
七
今年春节，我和父母回老家祭祀先人。在回家的路上，我收到一条短信：“川娃儿，我看了电视才晓得你当警察了，好好干。”
看短信的口气，我猜应该是一位长辈，只是我当时在开车，见号码归属地是江苏，寻思了半天也没记起来是否有江苏的亲戚，于是便放下手机，之后竟忘却去理会。
祭祀完，我走回外婆的住处，去给外婆拜年。在外婆家，我碰见了众多来给外婆拜年的亲戚们，婶儿也在那里，大家像过去一样，每个人坐在一个小板凳上，围在一起话家常。
亲戚之间总是非常热心，巴不得将别家的事儿当作自家的事儿来办，于是大家和婶儿的聊天话题怎么着都避不开大姐。
不过这一次提到大姐，婶儿竟一改过去的愠怒面色，欣慰地告诉大伙“她们两口子现在每个月都在给家里汇钱，还长胖好多哦，肯定没吃那个东西了。”
婶儿坐在小板凳上，四周围坐着亲戚，她像在演说，音调抑扬顿挫，手还随着故事的情节和语调扬起、落下，小板凳被她扭得吱吱呀呀的，像在配合她愉悦的心情。
大伙儿一阵热闹，看得出是替婶儿松了一口长气。
正当我深陷思绪中，灵敏的鼻子嗅到身后飘来的一股清香，我猛一回头，一张熟悉的面孔出现在我眼前。
“川娃儿。”大姐凝视着我，漾出一朵微笑。
如同过去一样，大姐亲昵地唤出我的名字，只是年华细碎如流沙，一晃已经数年没见，我没想到会在外婆家碰到她，一时无言，楞在那里，只能从喉头发出几个简单的音符，算作回应。
大姐和亲戚们逐个问好。亲戚们围着大姐，乐呵呵聊了很久，言语中蕴含着关切。
待到亲戚们无所可言，大姐又像小时候那样，递给我一个眼神，我俩便先后逃出了亲戚们的视线，漫步到离外婆家约500米的小池塘边。
我记得那是一个流霞千里的黄昏，我俩并排坐在石头板凳上，大姐斜坐着，我跷着二郎腿。我俩聊了很久，话题之宽泛，无所不及。
聊到最后，我终于没忍住，还是问出了最诛心的话：
“姐，你还在吃那东西没有？”
“为了娃娃，去江苏戒的那东西，现在已经彻底断了。”
大姐边说边打开钱包，里面有一张童童的照片，大姐用拇指温柔地反复搓揉着。
我一时语塞，憋了好久才尴尬地问道：“姐，你在外面想家吗？”
大姐背过脸去，良久，艰难地从嘴里挤出一个字“想”，语气里蕴含着难以形容的哀怨。
我起身，俯视着大姐被霞光映射的侧脸，此时的她已泪眼婆娑。
（以上人名皆为化名）
作者杨一川，刑警。想将自己身边经历的暴戾、无奈和剧痛都付诸笔端；不想被人认为徒有颜值。
编辑 | 宏伟星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