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秘鲁新观察员乔治上尉的车轮飞出后，我再次提醒自己，每次巡逻前必须认真检查车况，一定不能步他的后尘。
记得那天，我们去第一军事缓冲区（摩洛哥与西撒哈拉人民解放阵线划定的边界线）巡逻。通常，每个巡逻队有两台车和四名观察员。巡逻队长乘一号车，导航员在二号车，另外两名观察员为司机。每名新观察员都要经历六周训练：依次是当二号车司机两周、当一号车司机一周、做导航员一周、做巡逻队长两周。典型的“边工作边学习”，以老带新，直到学会为止。然后，新观察员需通过巡逻队长资格考试，才能正式上岗，成为合格的联合国军事观察员。
当时，我们全队只剩下两台车，另外两台去西撒哈拉地区首府阿尤恩“行政巡逻”去了。所谓“行政巡逻”，其实是每月例行去一次阿尤恩，维修车辆及设备，领取配发物资，包括队员的任务区生活津贴等。从我们位于西撒人阵的提法里提营区开车七八个小时，全程五百多公里。当天到达，第二天办事，第三天返回。对于打发沙漠里枯燥日子来说，这样的巡逻自然视为难得的福利。
那天，我是巡逻队长，其他三名都在受训期。出发前，我很担心这么长距离的巡逻。严格来说，我们不可以这样编组巡逻。至少是两名老的带两名新的。队里人手紧张，不得已才这样安排。这次巡逻来回二百多公里，路况很复杂，沙土、碎石、险沟，到处坑坑洼洼，至少用六七个小时。
早上开过情况简会后，巴基斯坦的诺曼少校叫住我说：“你今天打算怎么走？”他是个非常有经验的观察员，再过一月就结束任务回国。
“你说呢？”我问。
“你还是短点吧，万一出事，我们没法救援。”
“我知道，争取下午二点回来。”我和他说完，一股暖流涌上心头。在沙漠营地，这个巴基斯坦哥们与我关系最好。自我下队以来，他对我的帮助让我感受到“深厚的中巴友情”。
一路上，我与一号车驾驶员巴西的罗德里格上尉聊着队里的车况。我正想说“我下队还没一次抛锚经历”，话到嘴边，还是咽了回去。我心想茫茫沙漠，还是默默祈祷不出状况最好吧。
当车队进入“军事限制区”（“军事缓冲区”之前的一段区域）后，我通过手台说“Peacekeeping”（译为“维持和平”），通知大家停车休息。这是个经常使用的口令，主要意思是“停车观察”，也为队友们短暂休息。大家下车，找到一颗矮树。就着巴掌大的一点阴凉，拿出随车带的饮料、饼干和水果，吃起午饭来。
每次出去巡逻，同伴们休息，正是我到处寻找各种奇异石头的时候。这个任务区很特别，能看到颜色、形状各异的石头。其中也有化石，贝壳、珊瑚、海螺、小鱼以及我叫不出名字的石头。我乐此不疲地搜寻，积累下很多“战果”。常常利用行政巡逻的机会，带一些到阿尤恩，送给同来的其他中国观察员。
等他们吃完，我基本把这片地方“巡逻”完了。我对大家说决定返回营地。两个新观察员问我为什么。
“前面路况更差，为了安全回队，我决定提前返回。”
就我们的安全而言，这样做完全符合联合国特派团规定。根据联合国观察员《标准作业程序》，有五种情况可以取消巡逻，更不用说我们实际已走了三分之二还要多。一是队员身体不适，无法继续任务；二是车辆机械故障；三是路况不允许；四是天气状况限制；五是安全形势恶化。其实，特派团工作非常人性化，只要拿安全说事，走到哪里都行得通。
返回路上，一直非常顺利。远远看见西撒人阵二军区建在坡上的两间孤零零红砖房时，我开始稍稍松了口气，心想，“今天平安归来。”
记得来撒哈拉沙漠前，我在国内培训三个月。当时教官讲到任务区车辆时，信心满满地对我们说：“不用担心任务区的车况，5000公里一保养，到时间零件就换，所以车基本没毛病。”我听后，真没把车况问题放在心上，人家是联合国特派团嘛，不差钱。可等我下队以来，看到的、听说的却远不是这样。日本产的这款尼桑“途乐”车，越野性能不错，但沙漠路况复杂，车上只要哪个零件“掉链子”，我们就要跟上吃苦了。尤其最近来了四个新观察员后，一周时间爆胎四个，创下周最高记录，我们笑称这些孩子们是“轮胎杀手”。
眼看胜利就在眼前，突然车载电台传出坐在二号车的导航员急促的喊声：“Peacekeeping, peacekeeping.”
我一听，心就凉了。坏了，肯定出事了。
“出什么事了？”我们赶紧停下，通过电台问二号车。
“一个轮胎飞出去了。”导航员是加纳的黑兄弟迈克尔上尉。
“什么？”我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飞出去了？”
“是的。”
“好的，我们这就过去。”我说着，准备下车。
“不好，我们车的左后轮胎压不足，是不是也爆了？”我的一号车司机罗德里格突然惊叫。我立刻跳下车，上去冲那个轮胎就是一脚。本来二号车抛锚了，难道一号车也要出状况？
我冲着轮胎踹了两脚，再检查一下，感觉尽管胎压不足，但还能坚持一会。
“你赶快开回队里，给轮胎补气，叫上机械师哈马度过来修二号车。”我对一号车司机说。这个时候，必须让他先返回营地求助。
“营地还有多远？”他问我。
“二公里不到。”我有点生气地回了一句。心想你来三周多了，连这点路也没记住？
他应了一声，驾车就走。刚走十几米停下了，左手从车窗伸出来，竖起大拇指，意思说：“这样能行吗？”
我挥起右臂，像电影里将军下令全军出击一样，用力向前一掷，意思很明确，“赶紧给我冲。”那时候，我手上如果再戴一副白手套，就更像将军了。
他果真是个英勇的士兵，接到命令，一脚油下去，扬起一阵黄沙，不见了。
我走近二号车，瞬间呆住。左侧的后车轮哪去了？固定车轮的六个螺栓全部断裂。二号车驾驶员乔治上尉和导航员迈克尔上尉也不见了。过了一会，才看见他俩推着一个车轮从车右前方跑回来，边跑边笑，手上还比划着什么。
他俩把那个车轮一把推倒在地。车轮内圈上的六个栓眼就像被挖去珠子的眼眶，黑洞洞地瞪着我。我明白，一定是二号车驾驶员出车前没有用扳手紧固螺母，导致螺母松劲而受力不均，车轮的栓眼被逐渐掏大了。想到这，我真是后怕，这一路上是怎么开过来的？要是掉沟里怎么办？
“你早上检查车轮了吗？”我没好气地责问。
“查了，还用扳手紧过的。”
他的回答显然没有底气。接着，他开始惊魂未定地向我描述刚才的一幕。
“我正开车走着，忽然看到从我左侧蹭地蹿出一只车轮，咕噜噜绕过车头，向右前方跑走了。我还纳闷这是谁的车轮？”说着两个食指交替画着圈，比划着车轮在地上乱滚的样子。
我想笑，却没有笑出来。想继续骂他，也忍住了。毕竟他来营地一周多时间。
根据规定，巡逻队长对每次巡逻负责，所以随时准备处理各种状况，特别是保证巡逻队每名队员的安全。我俯下身检查车子。还算幸运，由于这段路是碎石掺沙土，非常颠簸，我们行进的不算快。当车轮飞出去后，车子正好在一个沙土堆上撑住，使车身没有太过偏斜而侧翻。曾经有一次，我亲眼看着队友的车在我前面就这样侧翻了。
“你真得很幸运。”我瞥了一眼乔治上尉说。
他和迈克尔上尉无声地站在那里，显得束手无策，好像做了错事的小孩。他们仿佛面对的这辆车是一座即将完工的坟墓，而我就是那个要放入的人。他们低垂着头为我默哀，脸上漠漠的，就差双手合抱放在胸前为我祈祷了。
我拿出相机对现场拍照，这也是联合国特派团的办事方式。凡事讲证据，用事实说话。这些是为回去做事故报告准备的照片。有的观察员英语不行，但在这里混得没有一点问题，主要得益于这个办法。假如一个门把手坏了，你尽可不必想“门把手”英语怎么说，在破掉的门把手位置用绳子系上坏的那个，然后拍照寄给工程部门。远在阿尤恩的人就明白你想装个新把手。
我用电台向队里报告事故情况，值班员说一号车已经回到营地，马上就过来。
大约半小时后，一号车回来了。除了机械师，诺曼少校也来了。机械师是当地的撒哈拉维人，只会讲阿拉伯语。诺曼少校似乎懂一点阿拉伯语，能够与机械师简单沟通。经过检查，需要六套新螺丝，机械师让一号车载着返回营地去取。
诺曼和我商量接下来要做的事。诺曼转过身对乔治上尉说：“你看来运气不错呀。”说完扑哧一下笑出声来。大家沮丧的心情一下化解了。的确，在沙漠里，遇到此类事故已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只有正确处置，生气又能怎样？我笑了。他俩也笑了，开始活灵活现地比划车轮飞出去的那个瞬间。
我打开后备箱，拿出铁锹，弯腰挖开车轴下的土，准备放千斤顶进去。碎石非常难挖，每次只能挖出一点土。我索性爬在地上用手刨起来，诺曼也和我一起刨，没一会千斤顶撑了起来。
机械师带来了螺丝。他将卡在车轴上的螺栓一个个敲打下来，重新拧上新螺栓。试了半天，发现几个螺栓尺寸不同。最后只装上两套。机械师围着车转了一圈，我明白他想“拆东墙补西墙”。他走到车后的牵引钩处，简单比对一下，然后像变戏法一样拆了下来，装在车轮上居然基本吻合。我站在一边，看得简直无语。
“你开二号车，我开一号车来拖？”诺曼问我。
我点头：“好。”
这时，我们发现机械师又在拆刹车片，我吃惊地问为什么。他嘴里冒出一连串天书般的阿拉伯语，并两手比划着。我猜可能由于左边刹车损坏了，右边的尽管完好，但也不能使用。
我正要上二号车，诺曼抢先上去。他想把车启动，发现没带驾驶许可证，伸手要我的。任务区的每辆车都安装有一个类似飞机黑匣子的行车记录仪。每次启动车子，驾驶员必须拿驾驶许可证在卡槽中刷一下，车上电路才能接通。行驶过程中，“黑匣子”记录下车速、位置等详细信息，通过队里的数据中心发送给阿尤恩的车辆管理部门，随时监控车辆。如果有司机超速，每月发警告通知，超速严重的，则吊销驾驶许可证。
“我来开吧，我们用一号车拖车走。”我说。
“不行，这车没刹车了，拖着走更危险，还是我来开。”
车子发动后，车轮缓缓驶过那个小土坡。没走几米，新换上的只有三个螺栓的车轮左摇右晃，像一瘸一拐的小孩，想拼命追上三个大人。我向诺曼摆摆手示意停下，机械师用扳手再紧固一下。车子又动了起来，还是和刚才一样，深一脚、浅一脚地开走了。
回到队里，二号车驾驶员乔治上尉上报事故情况。他必须为自己的错误承担责任。
诺曼成了我们的英雄。在为他举办的告别晚会上，我们称他是“伟大的飞行员”。因为在他即将结束任务回国的时候，却开上了没有刹车片、车轮跛脚的“途乐”车，驰骋在无垠的撒哈拉沙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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