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七十年代，村里因学大寨出名后，老书记对科学种田也上了心，成立了村农业试验站，在高中刚毕业的学生中选拔了几位优秀学生，到试验站工作，从事科学种田的“试验”和“研究”。 试验站由五人组成，我和同学政社、菊芳从学校刚毕业，就有幸被选进试验站工作。还有一名叫占盈的青年，和我们同龄，虽没上过高中，但对庄稼很有研究，地里的农活样样精通，是种庄稼的行家里手，力气大，能吃苦，因此，是试验站里的主心骨。站长是村里一位姓石的老先生，当年已五十开外，皮肤白淅，一头银发，脸上架副眼镜，平日里穿着干净，根本不像当地的农民，倒像是一个老学究，颇有几分乡绅风度。 试验站成立那天，老书记把我们五人召集在村里的水库边，蹲在地头开了个会，他说：过去我们种庄稼，靠老天吃饭，凭习惯耕作，现在，上面要求科学种田，最近几年我出去看得多，人家有些地方，实力没我们强，力没多出，活不多干，但庄稼就是比我们长得好，产量比我们高，我琢磨就是一条，实干加巧干，懂得科学田。老书记越说越激动，亲切的把我们几个肩膀一拍，接着语重深长的说：叫你们几个来，我就是想争口气，别人能干的，我们为什么不能干，要学习人家，搞出点名堂来！最后指着石先生说，他给你们当站长，要钱给钱，要人给人，全力支持。说罢，指着下面水库边的抽水站房说，那就是试验站的用房，从今归你们使用。老书记说完，扭头就走，望着他远去的背影，我才恍然大悟，一下子明白了成立试验站的用意所在，淸楚了老书记对我们的殷切期望，顿时觉得身上担子沉甸甸的。 从此，我们放下了笔头扛起了锄头，从学生变成了农民，在家乡美丽的沣河岸边，在村里学大寨标志性成果的水库旁，在属于我们十亩田地里，几个男女青年一起，开始了我们快乐的试验站生活。记得有部农村题材的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我们当时的情景和电影里一模一样，欢乐与辛苦伴随着我们度过了试验站里的日日夜夜！ 要说真正的试验是从小麦开始的。冬日里，金色的阳光洒满关中大地，暧洋洋的驱走了冬日的寒意。老站长把我们带到地头，用铲子小心的连根挖起一株已生长成型的麦苗，举起来给我们从枝叶讲到根部。从那时起，我才知道什么叫小麦分孽，什么叫根系生长，什么时候是小麦分孽期，需施水肥，什么时候是小麦条绣病的发病期，该洒农药。进入五月立夏前后，小麦到了抽穗扬花期，老站长又把我们带到田头，不但给我们讲小麦抽穗、杨花与灌浆，还教我们选穗、整穗、去雄以及花粉的采集与授粉，使我们知道了什么是雄蕊，什么是雌蕊，什么是亲本，什么叫母本等小麦杂交的初步知识，不但使我们有了杂交创造新变异，从中选出新品种的概念，还实地进行了小麦杂交全过程实操训练。 后来，我们四个青年人，还到西北农学院（现在为西北农业大学）参观学习，知道了赵鸿章教授配育的碧蚂一号、碧蚂四号以及后来的丰产一号、西农881号等优良小麦品种，成为我国黄河流域种植面积最大小麦品种，创造出显著的社会和经济效益，他本人也被誉为中国小麦杂交育种之父，业界从此流行一句话：南有袁隆平，北有赵鸿章，在当时已与我国水稻杂交之父袁隆平齐名。接着，大队还出资，让我后去河南堰师小麦育种基地培训学习，可见当时村里对科学种田有多么的渴望。 我们在试验站里的另一项任务，就是在县农科站专家的指导下，花费了很长时间，对全村的土地酸碱度进了了抽样检测，并在此基础上，拿出了全村各大地块科学施肥的整体方案。老书记听过方案之后，大加赞赏，立即召开各生产队队长会议，让我们在大会上讲解。老书记最后还通俗易懂的说，为什么有的小麦爱倒伏，有的不抗病，原因就是该上氮肥的上成钾肥，该上磷肥的却上成了氮肥，从今往后，就按娃们家说的办，科学施肥，不许再胡闹了。我们听后深受感动，感激他对我们工作的莫大支持和肯定，同时，我也惊讶！大字不识几个的老书记，对科学种田是何等的热衷，接受新生事物的反应是何等的迅速。 村里在沣河滩上，有一大片果园，种有好多桃树苹果树。每年冬季，站长又把我们带到果园里，手把手传授果树的修剪和嫁接技术，使我们懂得，什么是“内芽外蹬，外芽内蹬”，初步掌握了如何保持好的树型等果树栽培技术，直到现在，对其都有浓厚的兴趣。 最有趣的是，试验站的屋顶是水泥平层，大概有三百多平米，我们突发奇想，在屋顶堆上土，引水栽上了水稻，而且长势喜人。过去村里经常有来参观的，屋顶种稻，成为参观者必看景点，当时的西安日报发表了《科学种田，水稻长在房顶上》并配有大幅照片的文章。 试验站里近十亩试验田，从整地、施肥、播种、浇水到收割，我们用学到的知识，精耕细作，科学栽培，所以年年长势良好，丰产丰收。记得有一年夏天麦收季，我们晚上加班进行小麦脱粒，干完活已很晚了，我们几个拉起草席，就地一铺就睡着了，半夜里下起了大雨，等我们盖好麦子，为了避雨钻进麦笕垛里，上面用塑料薄膜一盖睡了一夜，天亮醒来一看，个个满脸满身起了红包，都是晩上被蚊子叮的。 现在回想，如果不是当年考学出来，我们或许会在农业研究上有所作为的。如今，岁月如流，时代变迁，当年的老书记老站长已离世多年，与我们同龄的好友占盈也不幸病逝，政社上了航空学院，毕业后在西安航空发动机公司任处长，女同学菊芳在一医院任检验科长，我本人师范毕业在市教育局任多年处长，后在西安外事学院任党委副书记和副院长。当年试验站的团队人员虽阴阳两隔，但当年试验站里艰苦岁月，沣河岸边的欢乐时光，却永随逝者，永伴生者，百世永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