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王守仁从龙场赴庐陵，途中便教诸生于僧寺静坐，目的很简单，只是让大家收收心。人人平日里总是事物繁多，千头万绪，倘使不能收心，便很难专注向学。今天很多心灵修炼类的畅销书仍会教人静坐，静心澄虑，这对人总有一些好处。静心澄虑说来容易，难在大脑的活动总是不由自主的，即使在我们自以为无梦的睡眠时间，大脑也不曾有片刻闲着。最常见的纯技术性的解决方案是所谓的专注冥想，将注意力集中中在自己的呼吸节奏上。佛经里就载有许多默数呼吸的禅定训练。再如正念冥想，既留心每一种感觉，又不让注意力被某一种特定的感觉带走，这是精神减压的一剂良方。还有一种慈悲冥想，只将注意集中于无私的同情和博爱，默默重复一些“愿众生幸福”之类的短语，真要做到“什么都不想”，还要依靠第一种，即专注冥想的技术。

卧轮有伎俩，能断百思想。对境心不起，菩提日日长。（专注冥想）

慧能没伎俩，不断百思想。对境心数起，菩提作么长。（正念冥想）

这样一种对静坐的主张，根源其实在庄子身上，只是后来被不同立场的人做了不同方向的发挥。慧能站在佛教立场，以这样的静坐方式斩断业力的因果链，跳出轮回，证入涅槃，王守仁站在儒家立场，也标榜“用心若镜”的境界，只是加入了存天理、灭人欲的成分：“纷杂的思虑没法强行禁绝，我们要做的只是在心念刚刚闪现的时候去省察克制，等到天理充盈的时候，对一切事物都可以兵来将挡，水来土淹，完全应付裕如，不使它们在心中纠缠不去。如此的话，心会自然呈现出精专的状态，那些纷杂烦扰的念头也就自然不会产生了。《大学》所谓知止而后定，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王守仁的理路是，我们心中一切的纷扰和焦虑归根结底都是患得患失造成的，总有一些事情在我们心头盘桓不去，让我们费尽思前想后的功夫；推想患得患失的原委，无非是功利意识作祟罢了，换言这，都是“人欲”这种不道德的因素造成的，那让让我们在静坐中“恨斗私字一闪念”，把每一个发自“人欲”的念头坚决扼杀在摇篮中；于是我们的心就像一面积满灰尘的镜子被一点点擦拭干净，终于恢复本来面目，那就是纯然天然的光明状态；保持这种状态的话，遇到任何事情都可以从容应对，因为天理会自然地指导我们每一次待人接物，从此再不会患得患失了；而我们遇到每一件事，都像明镜前晃过的事物一样，来时被明镜如实映照，去后不会在镜面镌下任何痕迹。

朱熹与陆九渊之争，简言之正是“支离事业”与“易简工夫”之争。陆九渊相信大道至简，讥讽朱熹哲学“支离”。这很像宗教与科学之争，基督徒只一句“因信称义”就足以应对复杂的世界，科学家却要做无数的实验，用无数次的调查取证来解决一个又一个细小的问题，无数人的无数时光的积累才给世界勾勒出一个模糊的轮廓。

湛若水是相当彻底的一元论者。物和理究竟在心内还是心外，湛若水认为划分内外本身就是错的，正确的说法应当是“理心合一”，无内无外。人对世界的最原始的看法都是二无的，因为二元对立最直观。

英国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告诉我们，很多哲学问题归根结底无非是词语陷阱造成的，只要把词语概念辨析清楚，那些哲学问题就会自然消解。湛若水看来，天地间只是一气，只是一理，而所谓阴与阳的二元对立只是一物两名给我们造成的错觉罢了，动则为阳，静则为阴，就是这么简单。（这让人想到中医黄元御的一气周流学说）

古人的世界里，一切哲学归根结底还是道德。以我们今天的标准看，让哲学为道德背书实在是一伯再荒谬不过的事情。在古代儒家的世界里，让哲学与道德划清界限甚至都谈不到狂悖或可耻，而是所有人都不曾想过，这正是历史局限性之一例。越到后来，王守仁一元化的倾向便越发明显，以至于提出“无善无恶是心之体”的命题。

王守仁所谓“高明一途”与禅宗的方法论简直如出一辙：慧能一脉的禅宗教人顿悟，说这是针对资质上佳的人而言，至于资质差的人，还是老老实实坐禅为好。上乘法门说来简单，“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只要力气使对了，成佛只在一瞬间。下乘法门却复杂难修，先要持戒，数百项戒律单是记住就不易，再要修定，每天都要花大把时间坐禅入定，以求最后因戒定生定、因定生慧，终于觉悟成佛。朱熹教人格物致知，就很像戒、定、慧的苦修，而王守仁教人舍外求内，尽管也有坐禅式的苦修，但自负资质的学生难免直接悟入心之本体，以为这就是老师龙场悟道的境界了。心学与禅宗，仿佛只有一线之隔。

王守仁要将社会学缩进心性学里，难免会与传统儒学渐行渐远，与禅宗的相似度却越来越高。

佛教东渐，在自觉不自觉中越来越中国化，即变得越来越入世了，甚至开始讲仁义礼智、爱国爱家、孝顺父母之类的话，而儒家的视野越来越从社会转向内心，精微的心性论酷似佛教的名相辨析，静坐功夫更与禅定难分彼此。

价值一元化的时代，正邪不两立观念枷锁太牢固。

道德意识来自社会习俗对我们的先天心理结构的塑形和贴标签的努力。但是在王守仁那里，心具务了亘古不变的一切道德范式，如孟子所谓“万物皆备于我”。

孟子有言，不得到上级的信任是不能够把百姓治理好的，而得不到朋友的信任便得不到上级的信任，要取得朋友的信任就必须先得到父母的欢心，要得到父母的欢心就必须要有足够的诚意，要有诚意就必须先明白什么是善。所以说“诚”是天这道，“思诚”是人之道。至诚一定会感动人，不诚便不可能感动人。

王阳明的十家牌法，其实就是保甲连坐之法，这是法家路线。其实全民皆兵大概是这种方法的扩大化？

法家治国，标榜的是编户齐民，全国百姓只是一盘散少，彼此小心防范，只会揭发、检举而不会团结，全无凝聚力可言，这才最便于集权君主的统治。“百代都行秦政法”，散沙精神和麻将精神是两千多年来最深刻的国民性。

王夫之认为用兵的关键就在于利用好以下三点：1、士兵短时间内凝聚起来的土气。2、士兵对作战习以为常的心态。3、打仗则有利可图，不打仗则无利可图的形势。

王守仁把心理战进行到底。一代心学宗师，丰功伟绩全靠诈术取得。

儒法两家都相信百姓的生活福祉取决于统治乾的管理水平，然而事实上，经济发展往往不是统治者“管得好”的结果，而是“放任不管”的结果。道家早早看到了经济规律的这一真谛，提出“无为而治”的政治纲领，政府不要干涉民间，只要扮演好守夜人的角色，惩罚一下坏人坏事也就够了。而儒家的原则是要干涉，要管理，但这一切都要分寸才好。分寸究竟定在哪里呢？统治者只要怀有仁爱之心，自然会找到正确的分寸，至少不会横征暴敛。

怎样破心中贼呢？对知识分子可以开内省、慎独之类的高端药方，但对于愚夫愚妇，只能申饬简单的戒律，告诉他们不要做什么：1、丧事不许用鼓乐、做首场；2、医病不许信邪术、事巫祷；3、婚事不许计较彩礼、嫁妆，不许大摆筵席；4、走亲戚只要有诚意就好，不许为送礼设立各种名目。

事实上人类生活的绝大部分开支都属于“不必要的”。以我们今天的生活为例，住宅内部的地板、壁纸、装修项目里花钱最多的那些，没有哪个是真正必要的；我们的穿着方面，百亿规模的时装产业并不使我们穿得比中山装、军大衣的时代更温暖、更舒适。。。我们辛勤工作所换来的薪水当中竟然绝大部分都“浪费”在那些审美和虚荣的项目上。至于那些富商大贾，凡人标准的“浪费”早已不足以打动他们。

知足常乐的生活哲学，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我们偏偏是群居动物，注定要在人群里寻求生存，别人的态度在极大程度上决定着我们的幸福感，这是几乎全部心灵痛苦的根源所在。生活是一场接一场的竞赛，我们跑出了多快的成绩并不重要，重要的只有名次。一言蔽之，我们所争夺的并不仅仅是物质资源本身，更是我们在“人类食物链”当中的位置。没办法，谁让我们生性如此呢，正如任一群居动物一样。要造一个人人向俭的社会，道德和法律很难维持长久的效用。在这一点上，只有宗教与宗教性质的意识形态才能做得好。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世界上，任何缺乏竞争冲动的物种都注定灭亡，面虚荣生竞争性只是一体的两面，倘若不是不会彼此的话。

王阳明推行儒家标准的道德教化，推支的手段却带着相当程度的法家风格，除了十家牌法外，还有配套的乡约制度：每月聚会，表彰好人好事，批评坏人坏事，救人急难，平息纠纷，将屡教不改者扭送入官。

依照王守仁的训诂，心念发动就是“意”，我们只要时时刻刻狠斗“私”字一闪念，将所有不道德的念头扼杀在摇篮中，使“意”纯洁无暇，这便是“诚意”了。将诚意做到极致便是“止于至善”，这个时候心里纯然天理流行，再没有人欲的污点了。

王守仁的格物致知，是格去心理的坏念头而致良知。朱熹的格物是向外用功，王守仁的格物是向内用功。

阳明心学发展下来，迅速退变为一种过于简单的学术：太多人束书不观，但求心之所安，信心高涨到几乎爆棚的地步，而那种时时处处格除心中人欲萌芽的苦功夫，能坚持下来的人从来都是凤毛麟角。

所谓儒将，往往被人误解为具有温文尔雅气质、良好的修养和仁慈的心怀，而其最核心的特质，却被人们一再忽略了：就算天下人都反了，我辈固定如此做！道义原则第一！

小人永远比君子更重视情报工作，毕竟这是他们的立身之本。

“着相”是佛教术语，粗略地说就是拘泥于世俗之见。事物是因缘和合的产物，缘起则聚，缘尽则散，每时每刻都发生着细微的改变。人之所以患得患失，之所以像小人一样“常戚戚”，在佛家看来就是“着相”的缘故，或者说是心有挂碍。《心经》有“无挂碍帮，无有恐怖”，只要一切不挂心，人自然就什么都不怕了，对一切大悲大喜都可以淡然处之。

中国思想史上的很多争议性的问题，其实都是语言的乏力造成的。周敦颐的《太极图书》开篇每一句就是这样一句话：“无极而太极”。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是一个叫作无极的东西派生了太极，抑或无极只是用来形容太极？朱熹和王守仁都将无极当作太极的修饰语。朱熹观点的最简约的表述是无极者无形，太极者有理，那么无极而太极意味着无形而有理，天理是一种无形的存在。圆圈指的是周敦颐太极图里表示太极的那个圆圈，是太极，也是天理。既然人人心里都有这个太极，有这个天理，那就应当洗净内心来寻找天理，而不是向外寻求，那注定是徒劳。

“良知”与“致良知”可以看作“知行合一”的升级版。

人确实有先验的知识与能力，比如逻辑能力。再如数学这门与逻辑高度相关的学科，究竟是被我们“发明”的还是“发现”的，这是一个在思想史上被争议了上千年的问题，正反方都聚拢着令我们望而生畏的精英人物：爱因斯坦、康托尔站在“发明”的一边，哥德尔、罗杰.彭罗斯站在“发现”一边。

读书人厌烦五经，只喜欢陈献章、王守仁的语录，原因很简单：前者烦难而后者简易。方献夫解释:他（王守仁）自己所以能够以一心贯万物，是因为有长达二三十年的书本知识的积累和实践经验的总结，因为总是常见得自己走过弯路，便想让学生和世人不走弯路，一步便踏上为圣为贤之路，却不知由于没有尝过求知的困惑，没有经历实践的艰辛，不少弟子小看天下的学问，轻视实践的作用。于是，看似在教人少走弯路，实在教人空疏不学。”（《旷世大儒王阳明》）

政治就是这关残酷，人一旦踏入政坛，树敌几乎是必然的事，这不是主观意愿能决定的。即使在相对和平的局势下，譬如苏轼，只因为和旧党元老渊源深，所以哪怕他什么事情都不梆，什么意见都不讲，也自然会被当做旧党一员，成为新党的敌人。

☆命，指人力无法改变的注定性。

天命谓之性，意即性是天所赋予人的。在程朱理学里，天理着落在具体的事物上，便构成了这一事物的性，所以有性即理的这个命题。今天我们骂一个人“没人性”，这话但有着程朱理学上的源头，意味着这个挨骂的人不具备人之所以成为的“天理”。在这个体系里，“性”是抽象的、规则性的东西。“心”是理与气的结合，可思可感，具有认识能力。然而在心学系统里，陆九渊认为“心”与“性”的差别只是词语上的差别，实则是一回事，所以说“性即理”亦可，“心即理”亦可。

理学以支离、分裂的眼光看世界，所以看到世界既有抽象的、规则性的理，又有具体的、质料性的气，理与气的结合才构成了我们的宇宙；心学以笼统的、综合的眼光看世界，所以看到天地万物与我同为一体，不分彼此，“心”与“性”的划分自然没必要了。☆

六经的实体就是天理，天理就在每个人的心里，人们应当借助六经的文本来彰明心中的天理，然而世人像某些愚蠢的富家子弟，任凭农业败散，却指账簿说：“这就是我家的全部产业啊”。这样的论述，实则是将六经等于良知。这确实有了“解放思想”的意义，因为儒者争论是非，通常都要在经典文本里寻找理据，但问题是，一旦经典文本对某个问题论述不明，就会拖进精疲力竭的口水官司里去。阳明心学令人眼前一亮：以良知来验证是非。良知是天理，天理是不会错的，即使是经典文本，只要不合你的良知，你就有理由不接受它。

所谓“尽心”，也就是把自己的良知发扬到极致，这和“致良知”是同一个意思。那么怎样才算极致呢？阳明心学的答案正是今天的自由主义者最嫌恶的那种：良知的极致就是把一元化的价值观----其实也就是自己的价值观----加到所有人头上，一个人都不能遗漏，哪怕对别人的夫妻关系也要干涉到底。当然，干涉未必就是强制，尽管它常常表现为强制。儒家最注重感化，注重榜样的力量。试想你身边的一名同事有了致良知的决心，他对你的生活作风不太满意，但碍于同事事关系，他毕竟不方便直接教训你什么，那就感化你好了。他常常带着夫人参加你们的活动，不断在你眼前表现自家良好的夫妻关系，面对此情此景，不知道你会有什么感受。

幸而世间那些“一生伏首拜阳明”自我标榜的人，大多并不曾认真研习过王守仁的思想主张。儒学真的是一种没有侵略性的思想吗？这里显然遇到了一则反例。

无善无恶是心之体。

有善有恶是意之动。

知善知恶是良知。

为善去恶是格物。

“事举而远近不知有兵兴之役，敌破而士卒莫测其举动之端”，这是王守仁用兵的一贯原则。一切指挥调度尽在烟雾下进行，非但远近百姓都不知道有战事即将发生，即使士兵在破敌之后仍然不明折为什么胜了，而且都是以微小的代价换取惊人的战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