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我说过要讲讲香港的政治制度，今天我就来说一说香港最具特色的反腐机构——廉政公署，英文简称ICAC，说说他的前世今生。
现在的香港已然是一个廉洁程度比较高的地区，在国际廉政组织的调查廉洁度排名中高居14位，高于美国和日本等国。但是香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却是个乌烟瘴气，腐败丛生的地方，那么香港是如何解决腐败这个世界性难题的呢？
香港的腐败是有原因的。首先香港的经济较为发达，商业繁荣，上世纪七十年代被称为“亚洲四小龙”，这也是腐败的经济基础。“末日情结”推波助澜，由于中国大陆实力的增强，香港人已经预见到了香港的回归，香港迟早会“变天”，那么香港高层的英国官员地位和前途就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种“末日情结”的环境中，官员普遍产生了“能捞一把，就捞一把”的想法。
总之，在各种原因的共同作用下，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香港政府从上到下，一贪到底，反贪机构形同虚设，香港的警界更是贪腐的重灾区，收黑钱，打保护伞，只要有好处，什么都干，香港的治安可想而知，香港人民怨声载道。有一部香港电影《五亿探长雷诺传》就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原型就是前香港最高华人探长吕乐，影片真实地展现了当时的糟糕情况。
民怨的导火索——“葛柏案”，葛柏是香港九龙司司长，香港政府的高层官员，1973年，香港爆出了葛柏的贪污丑闻，而且数额巨大。这一下子引爆了积压已久的民怨，香港人民要求必须将葛柏绳之以法。结果葛柏听到风声，潜逃回了英国，这就更加坐实了贪污罪名。香港人民走上街头，示威游行，要求将葛柏抓回香港，严惩罪犯。
在民众巨大的压力之下，香港政府将葛柏引渡回香港，准备审判葛柏。但是香港民众不信任香港政府，认为你们会“官官相护，蛇鼠一窝”。在这样的压力之下，港督想了一个办法，由港督牵头，组织一批全新的人马，只对港督我一个人负责，可以越过任何的政府机关调查案件。这也就是廉政公署的雏形。
但是万事开头难，廉政公署作为一个全新的机构，公信力还未建立起来。不少民众怀疑它就是“一阵风”的产物。但是廉政公署并非他们想象的那样，一上任就开始调查“葛柏案”，并且找到了证人和葛柏贪污的确凿证据，将葛柏送进了监狱，同时也赢得了民众的信任和支持。
1974年廉政公署正式成立，继续进行着不留情面的肃贪工作，接连扳倒了几个警界的高层，揪出了众多的小探警。香港警界大为震动，一时间人人自危，害怕被调查(因为他们都不干净)。但是与其这样坐以待毙，还不如主动出击，警界联合起来做困兽犹斗状，准备殊死一搏。警界家属在公园集会，示威抗议，并且冲入廉政公署，打伤了廉政公署的工作人员。与此同时，警界向政府继续施压，以全体警察集体罢工72小时相要挟，抗议廉政公署对警界的“赶尽杀绝”。
面对香港治安随时崩盘的危急局面，到底是坚持原则，还是向警界让步。港督也是犹豫不决，如果选择前者，那必将是一场鱼死网破，虽然很有可能获得胜利，但损失恐怕是难以承受的。如果选择后者，廉贞公署就会夭折。权衡利弊之后，港督最终选择了后者，宣布了特赦令：1977年1月1日之前的贪腐罪行一律不予追究，但是在1977年1月1日之后的罪行严惩不贷。剑拔弩张的警界获悉后，同意了政府的处理意见，重新回到了政府的怀抱，继续履行起维持香港治安的职责，危机就此解除，香港重回和平。
不得不说这是个睿智的决定，在今人看来这样的选择有失原则，但这却是最好的解决办法，以退为进不失为另一种智慧。
经历了这场生死风波之后，廉政公署蓬勃发展，至今独特的廉政公署已经成立了四十余年，香港的长治久安，清正廉洁，廉政公署功不可没。
有人会问既然廉政公署这么厉害，只对港督一个人负责，可以超越一切政府机构进行调查，那么他的权力不是太大了吗？而且还有点类似于明朝的东厂。一点不错，他又被人成为“现代东厂”，但是他不同于东厂之处就是他的高明之处，廉政公署看似权力巨大，但是他只具有调查权，至于审判，关押之类的权力都属于法院等机构，这也就避免了廉政公署的“一家独大”。
面对大陆的反腐困局，有人建议将廉政公署复制到大陆。但是我个人认为，时机并不成熟。最大的问题就是，香港与大陆的政治制度不同，如果将廉政公署引入，权力的对接，分配，合作都会很混乱，若要引入，与之相符的政治制度是基础。再有就是，香港是个弹丸之地，可以直接向最高长官负责，工作人员不多也就千余人，但是到了大陆，应该向谁负责？，又需要多少人呢？说起来都是问题。
在我看来，照抄照搬并不现实，但蕴含其中的道理经验借鉴一下还是可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