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支持农业 Community Support Agriculture（以下简称CSA），作为一个解决方案（至少是替代解决方案），产生于当代社会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进程中的一系列问题，力图解决人类生存发展与环境之间的矛盾。

社区支持农业产生的背景

发达地区在经济达到一定水平之后，人们开始意识到在追求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进程中，社会普遍经历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食品安全问题。

这一过程同时产生了一大批中等收入群体，他们的需求转向高质量的食品和生态环境。日益频繁的食品安全事故加剧了中产消费群体对食品安全的担忧。即在满足了基本的温饱之后，人们开始追求更健康、更和谐的人与自然的关系。

同时，对城市化的反思和乡村重建思潮的兴起等因素也成为世界范围内替代农业食物体系的形成和产生。

社区支持农业作为解决方案

社区支持农业，作为一个解决方案，即产生在上述背景之下。

它的字面意思是由社区消费者参与支持的农业形式。通过“消费者预付生产费用，定期获得一定数量的新鲜食品”，在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形成的一种风险共担、利润共享的市场契约关系。

这种模式，让消费者得以亲身参与到食物生产的过程当中，或建立在一定程度的互信之上而形成社区层面的合作关系。

这个定义中的“社区”，与我国城乡中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等行政区域所表达的概念有所不同，它更指广义的一群互动的有机体，共同分享同一个居住环境。在这个居住环境中，意愿、资源、偏好、需求、风险以及其他的一些条件都是相通的，影响参与者的个体认知以及凝聚力。因此，社区支持农业除了具有提供健康保真的食品这一层具体功效之外，还蕴含着一种与自然更加融合的生活理念和价值取向。

社区支持农业的发展历程

社区支持农业最早于20世纪60年代的日本，由城市消费者发起。

“在蔬菜上看到农夫的脸”

在1971年的日本，一群家庭主妇开始关心化肥和农药对于食物的污染；此外，加工和进口食品越来越多，而本地新鲜的农产品却越来越少。于是，她们开始主动寻找有机农产品的生产者并与其达成协议，规定生产者按照有机的方式生产，这群家庭主妇则预先支付高于一般农产品价格的货款，这种方式叫做Teikei（日文原意为“提携”），是共识或一起合作的意思，希望创造一个替代销售系统，而不依赖传统市场。为实践这个原则，生产者与消费者会直接对话接触，加深相互的了解，双方都要提供人员及资金支持运输系统。

随着这个相互承诺的关系--农场养育了人；人支持了农场并分担内在风险和潜在收益的理念为越来越多的人和社区所接受，CSA在欧洲、美洲、大洋洲及亚洲都开始落地生根。

美国的第一个CSA农场，成立于1986年的马萨诸塞州。美国的CSA多半由农户发起运营，进而招募消费者参与，大部分CSA农场的消费者不需要参与农场的劳动。少部分的CSA农场中，消费者和农民的关系非常紧密，二者都是CSA农场的理事或者股东，消费者甚至参与农场劳动、管理和行政方面的工作。消费者群体以白人中产阶级家庭居多，底层人民多依靠工业化的低廉食品体系维持生存需求。

在欧洲，瑞士与1970年代成立了类似日本Teikei的农民-市民联合组织“莱斯加迪斯德科卡涅”。德国于1986年建立了第一个为成员提供蔬菜的集体农场-“托克南堡”。九十年代遍及英国的小型有机农称成立了“箱式计划”，农场给预定服务的人们提供常规的箱装产品。丹麦西部的巴黎特思考农场于1999年开始为100个家庭配送份额，它开始以网络为基础进行有机食品的配送，到2004年已经增长到44000个顾客。

国际社区支持农业的形态

社区支持农业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兴起，虽然其核心理念和兴起的背景是相似的，但由于各国的农业形态不同，其模式有所区分。按照本身的农业形态可以分为三种：

1. 前殖民地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为代表，特点是以产业化规模化农业为主的大型农场，对应的是资本化和产业化的农业政策。

2. 前殖民主义宗主国的中小农场农业，如欧盟国家，因人口增长绝对值大于移出人口而导致资源愈发有限，只能实现农业资本化与生态化相结合，并且60%的农场有兼业化中产阶层市民自营，导致一方面其农业普遍没有自由市场体制下的竞争力，但另一方面与农业生态化高度相关的绿色社会运动得以兴起。

3. 未被彻底殖民化的以原住民为主的东亚传统小农经济国家，以日韩为代表，其特点是农户经济，因人地关系高度紧张而只能在国家战略目标之下进行发展。

【问题1：中国属于哪一种农业模式】

我国的农业形态也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户模式。而新农村面临的劳动力短缺，乡间缺乏吸引力的问题，都为CSA的发展提出了较大的挑战。

中国的CSA发展现状及模式

在中国，日益频繁的食品安全问题同样催生了CSA模式的兴起。中国的CSA模式最初由学者发起，2006年，温铁军、何慧丽等学者发起了“购米包地”及2007年发起的“国仁城乡互助合作社”，即是社区支持农业的雏形。

与此同时，香港社区伙伴（NGO组织）和其他一些社会组织也开始在国内推动小农户做生态农业，其中包括：成都河流研究会从2007年开始以治理农业面源污染为出发点，号召四川成都郫县安龙村村民转变化学农业种植方式为生态农业，几经波折形成了9户农民参与的生态农业种植小组，并以CSA的模式销售农产品；广西横县、贵州流芳村等乡村也在NGO项目经费的支持下开始转型生态种植模式。2008年，小毛驴市民农园以社区支持农业“额风险共担、收益共享”为核心理念，对外招募消费者份额成员，所有成员预付份额费用，农场根据当地应季产出定期给配送份额成员配送蔬菜，劳动份额成员则因为自己的劳动投入而收获健康的蔬菜，由此形成农场参与式保证系统，并在短时间吸引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目前，据小毛驴市民农园的不完全统计，迄今为止在北京、上海、深圳、广东、广西、重庆、四川、福建、辽宁、山西、山东、陕西、浙江、湖南、湖北、内蒙、河南、河北、云南、贵州等地出现了80多家CSA。此外，还有NGO、企业等发起的由农夫市集、市民组成的消费者组织其他相关形式，构成了中国的另类农业与食物网络。

对这80多家CSA农场按发起者身份进行分类，可分为以下几类：

1. 由小农及合作社作为生产主体的CSA。优势在于不需要支付土地租金和过高的劳动力成本，从而实现低成本的有机农业，劣势在于缺乏资金及社会成本，不利于构建城市直销渠道。

 国仁绿色联盟、河北安金磊、程度郫县安龙村、北京大兴活力有机菜园、山东济南我家裁员、河南兰考南马庄、贵州流芳村、广西横县南塘合作社与三叉合作社

2. 由市民个体或合伙作为生产主体发起的CSA，主要集中在一二线发达城市，市民凭借丰富的城市社会资本，投资生态农业以支持农村社区的可持续发展和农民增收。

 重庆合初人、北京天福园、德润屋、芳嘉园、圣林、厦门土笆笆

3. 由高校、科研院所等官方机构发起的、带有实验性质的CSA，尽管数量较少，但是借助高校社会资源形成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并通过媒体、培训班、会议等多种形式推广CSA。

 北京小毛驴市民农园、常州大水牛市民农园、北京分享收获

4. 由NGO发起的CSA，尽管这种模式的案例还不多见，但是NGO在CSA发起和运作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案例却为数不少。NGO的经费和社会关系都对CSA运作起到积极作用。

 上海生耕农舍由NGO发起；NGO参与的有河南郑州大草帽市民农园（自然之友河南小组）、程度安龙村CSA（程度河流研究会）、广东南领会对当地你农户CSA的支持

5. 由餐厅与有机小农和农场直接联系的CSA，餐厅凭借强大的购买力支持有机小农和农场的生产，成功树立品牌的农场也可这几参与有机餐厅的运作。

 杭州龙井草堂、柳州爱农会、北京“吃素的”餐厅

6. 由政府发起的CSA。2009年，贵阳市在全国率先倡导，将“社区支持农户”的绿色纽带模式写入政府文件，让农业生产与社区居民需要直接挂钩，促进城乡相互支持、共同发展。

 浙江丽水市遂昌县

社区支持农业发展的经济学基础

就本质而言，无论由谁发起、内涵如何丰富，CSA都是消费者与生产者以“自利”为切入点而做出的符合自身利益的制度选择。其持续发展的经济学基础在于：

第一，消费者有从CSA农场购买食品的意愿，并在市场价格条件下具有一定支付能力；

第二，农业生产者有建立CSA农场以销售食品的意愿，并在市场价格条件下有一定的供给能力。

具体来说，CSA发展具有一定的经济合理性。

1. 从需求层面考察，CSA是有追求健康食品的细分市场驱动的制度创新。

根据消费者行为理论，消费者选择何种渠道获取食品的行为逻辑在于实现家庭效用最大化。而CSA具有的直接性、本地性、新鲜性、健康性等特征，都更好滴契合了那些对健康赋予更高效用权重的消费者的需求。大量研究表明，加入CSA后，消费者的饮食习惯更趋健康，例如减少外出就餐率、摄入更多新鲜蔬菜和水果，进而对身体健康产生积极影响，如肥胖发生率降低等。还有研究表明，加入CSA的消费者普遍感觉心里满足感有所增强。

而且，相较于其他销售渠道提供的绿色或有机食品，CSA更注重在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建立了直接联系，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消费者长期以来面临的与生产者之间的视频信息不对称问题，并能够降低食品质量监督成本。

此外，虽然CSA所提供食物的单价通常更高，但是，一次性交易便可保证消费者定期在生产周期内获得有CSA农场配送新鲜食品的交易形式，是的消费者无需再频繁选择及外出采购，有利于减少消费者购买食物的总交易成本。

2. 从供给层面考察，CSA是小规模生产者应对风险、增加收入的制度选择。

其优势体现在：第一，在生产周期开始前就获得较稳定销售收入的形式，形成市场等风险共担，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保障农业生产者利润的稳定；第二，CSA是小规模农业生产者表现出了更强的生存能力，通过拒绝中间商，将农业生产的大部分利润保留在生产者手中；第三，“面对面”联系方式便于生产者即使了解消费者需求信息，调整生产计划，从而更好滴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社区支持农业发展的现实困境

尽管CSA的发展理念已受到广泛关注和认可，但是，与产业化农业相比，CSA发展得并不十分理想。以美国为例，截止到2012年底，全美仅有12617个农场采用CSA模式销售食品，进展全美农场总数的0.598%，仅比2007年增长0.031个百分点。甚至在发源地日本，经过最初的发展之后，受到内部管理等因素，以及外部的工业化有机食品产业的冲击，“Teikei”也日渐式微。

CSA发展，从宏观环境及实际操作层面上，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掣肘。

从供需机制上看，CSA先天的模式对消费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建立长期及稳定的信任关系，以保证CSA的持续有效运作，是最大的挑战。

首先，区别于产业化农业较强的顾客流动性，“会员制+预付款”的消费模式意味着，CSA的持续发展必须以较稳定的消费群体作为支撑，特别是由生产者发起的CSA，依赖性更强。然而，由健康饮食需求驱动的发展背景，一开始便决定了CSA的发展面临交突出的市场需求限制。

其次，由于缺乏政策支持，CSA所具有的非经济效益通常被内化于食品价格上，从而增加了消费者应当承担的生产成本，因此CSA消费模式需要大批中等收入及以上群体。

第三，作为一种新型的农业发展模式，CSA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消费者对它的认知和信任。但现实问题是，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如何有效地消除。同时，由于有机认证费用较为高昂，大多数从事CSA的小规模生产者其实并未进行官方有机认证。，这导致在信用体系伤胃健全的环境下，丧失新人有时的CSA在面对大规模产业化公司生产的健康食品时，并不具备明显的品牌及价格优势。此外，一些“空壳”及“挂羊头卖狗肉”的虚假农场，也降低了CSA的整体公信力，破话了其发展的整体社会氛围。

最后，健康作为一种无形产品，具有较长的滞后期，无法被立即评价，这就更加依赖于消费者具有更高的保护农业、农村和生态环境意识。

食品供给周期短、供给品种及数量有限成为发展短板。

由于CSA遵循更为符合自然规律的生产方式，要求在农业生产中减少甚至禁止使用化肥、农药，因此，自然资源及气候条件对农业生产的影响被进一步扩大。其结果是，在生态农业技术使用不充分的情况下，大多数CSA农场的食品供给周期都比较短，且食品品种和数量都较为有限。因此，各国CSA农场的经营规模总体都比较小，即使在土地资源相当丰富的美国，CSA农场的平均规模也仅为15英亩（约6万平方米或90亩）。这就意味着CSA很难满足消费者的多样化食品需求。即，即使成为CSA农场的会员，消费者仍然需要从其他渠道购买食品。

从实际操作层面上看，CSA发展中的劳动力短缺矛盾十分突出，“学徒模式”正在成为其最重要的人才培养机制。

由于CSA主要经营蔬菜、水果等劳动力较为密集的经济作物，以及主要采用有机或近似有机的方法从事农业生产，因此对劳动力的需求非常强烈，从而使得劳动力短缺的矛盾更为突出。

从美国CSA的发展经验来看，目前主要由四种劳动力来源：

1. 雇工，以年龄在45岁以上、长期从事农业生产的本地农民为主，此方式虽然较为稳定，但因为劳动力工资价格不断上涨，所以成本总体较高。

2. 学徒，以追求自然健康、有一定农业生产经验且愿意从事CSA的青年劳动力为主，学徒时间一般为1-2年。CSA支付给学徒的报酬一般较低，以维持基本生活为主，有些也包吃包住。相对来说，用工成本更低，而且也相对稳定。

3. 志愿者，主要通过媒体、网络（如世界有机农场组织）等平台咋木的对CSA感兴趣的志愿者，通常以农场提供食宿作为劳动的交换条件。这种方式虽然可以节约用工成本，但由于大多数志愿者工作周期较短、流动性较大，更重要的是农事经验并不丰富，因此，这种方式极有可能降低农场的经营效率。

4. CSA农场的消费者，主要是追求健康食品、且具有环保意识、热爱农业、希望体验农事活动的那部分消费者。但由于消费者劳动具有较强的体验性质，且劳动时间非常不固定，因此，此方式更多表现为锦上添花。

以上这些困境都决定了CSA的发展，并没有一个普适的、标准的模式，而是需要不断地进行制度、模式及自然农法机制的创新开拓，来适应当地的条件。

参考资料

1. 董欢，郑晓东、方向明. 社区支持农业的发展：理论基础与国际经验. 中国农村经济. 2017.1. p1-11

2. 张凡. 世界各地的社区支持农业. 万科周刊 2013.8.8  http://www.vankeweekly.com/?p=75590

3. Takeshi Hatano. The Organic Agriculture Movement (Teikei) and Factors Leading to its Decline in

Japan. 『農業・食料経済研究』第54 巻第2 号, 2008 年7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