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1977
（一）
1983年，我接到上头指示赴阿富汗进行战地采访，那时阿富汗战争已经持续四年了，我跟着一个苏联的军队，白天拍摄战争留下的废墟和残骸，晚上在帐篷里一遍遍地筛选照片。我把第一个月拍到的照片发回报社，却没有被出版，他们说都是些别人拍过的东西，没有任何价值。
于是我打算拍摄我跟着的这个苏联军队，但当他们的头目得知我的想法后，毫不客气地威胁道：“我们的军队就是国家的高级机密，我们会把任何一个触犯苏联高级机密的德国佬扔到地雷区去。”
我的主编回复我，继续待命。
三月末的一个下午，我所在的军队展开了一次突击，一个苏联士兵就在我面前被炸开，身体七零八碎。我的腹部一阵剧痛，在短暂的耳鸣后，我彻底晕厥了过去。
醒来已经是三天后，我睁开眼睛看到了正在给我挂点滴的护士。我渴地不行，用蹩脚的俄语一遍遍重复着水这个词，我的声音很小，小到我自己都怀疑自己到底是不是在说话。那个护士听不懂（我怀疑她是听不见），僵持了半分钟后，她离开了，过了一会又回来了，还带来了另外一个护士。那个大眼睛鹅蛋脸的女人用一口流利的德语问我，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后来我才知道，那个女人叫特雷曼，乌克兰人，是那所临时医疗点唯一会德语的人。我也知道了炸弹没有炸掉我身上任何一处，我只是被它的冲击力造成肝脏破裂。
特雷曼是典型的乌克兰美女，一头棕色的卷发，鼻梁微挺，眼睛深邃富有灵气，笑起来很甜美，认真严肃的时候冷艳十足。我觉得她是那些护士中最好看的一个，最耀眼的一个，她的皮肤白皙动人，阳光下如同宝石般闪闪发光。
因为语言的沟通，特雷曼成了我在异国他乡唯一一可以说话的人，她很喜欢欧洲文学，从莎士比亚聊到歌德，再从莫泊桑到茨威格，跟特雷曼聊文学像是在聊灵魂。我问她为什么来阿富汗，她用她那甜美迷人的嗓音答复道，因为国家需要我。
特雷曼拿着针管的样子很性感，她全神贯注地注视着她的病人，目光都放在病人的伤痛上。
即使有时接收到面目全非的军人，她也能镇定地处理伤口，动作迅速，有的护士受不了会在某个时刻大吼大叫，声嘶力竭，哭嚎着要离开这里。每当这时，我会看见特雷曼穿过走廊，走到她们身边停住，紧紧地抱住着那些看上去已经精神崩溃的女人，眼泪顺着她的脸颊滑落，所有人都在和她一起默默地流泪，有的流在脸颊，有的流在心里。我每天都会目睹到死亡，护士们忙到手忙脚乱，医生累倒在手术室里，每个人的身上都沾满了鲜血，自己的，别人的，世界仿佛只剩下呻吟声，那些都是战争的代价。我有时不知道战争是为了什么，为了权利还是为了自由，当身边的人都死光了，谁又能享有所谓权利和自由。
我跟随的那支军队已经抛下我离开了，我依然留在医疗点上，我的病让我没有躺在病床上的资格（就算有我也绝不会去），特雷曼为我找来一张旧床单，铺在走廊的角落，我就睡在那里。我往报社发了电报，说明了我的身体状况，同时也把那天爆炸前在战地上拍摄的照片寄了过去，五月份的时候他们寄来了一笔钱，我全给了我所在的医疗点，同时我表示愿意留下来帮忙。特雷曼是最开心的。
在医疗队帮忙的日子一点也不轻松，每天都要处理很多伤者和尸体，忙地几乎都没时间吃饭睡觉，我都忘了我跟特雷曼在那段日子里是怎么恋爱的，我们没时间说话，就用眼神表达彼此的内心。有一天在用担架抬一个病人时，她在底下偷偷地拉了一下我的手，她的眼神里有难得的少女的娇羞。我给她看我拍的那些照片，有我的家人，柏林的风光，还有荒芜的废墟野草。特雷曼亲了亲我的脸颊，叮嘱我以后有时间一定给她拍一张。我吻着她的手，致以最真诚的承诺。
然而离别的日子总会来临，我在医疗队的第三年，报社发来电报，令我立即停止在阿富汗的采访，前往切尔诺贝利，刚好在那一年，特雷曼所在的医疗队撤回到苏联。
（二）
1986年，我从阿富汗回到莫斯科，回到家的那一晚，我和五年未见的母亲抱在一起哭泣，父亲在一旁默默地抽着烟，母亲从我的脖子一直摸到脚跟，确定我还是她完整的女儿后哭地更厉害了，她一边感谢上帝一边诅咒战争，她说我瘦的只剩下骨头，磕疼了她的心脏。
我已经26岁了，年龄大地足以拥有一个已经会跑会跳的小孩，然而事实上我连男朋友都没有。父母很快帮我找到了约会的男人，叫尼奥古，我们在一个星期天的下午见面了。他有一头黑色的浓密的卷发，身体瘦瘦的，个子却很高，我只要看着他说话就必须抬高我的头，以至于那天晚上我睡觉时脖子酸的难以入眠。我觉得跟他在一起我像一只随时都仰着脖子晨叫的公鸡，实在是滑稽极了。虽然他笑起来唇角微勾的样子很像斯恩，但又永远不会是斯恩。
一想到斯恩，我又捂着嘴巴在被子里哭了起来，心里面疼地要命。我没有告诉父母关于他的事，事实上在分别那天他就已经切断了我们之间的关系，他浑身颤抖着说，特雷曼，我好爱你，我是一个混蛋，除了爱你我什么都做不了。忘了我吧，你要好好生活下去。我们第一次拥抱着亲吻，眼泪交融在一起。
我恨死了他的上司，他们竟然叫他去切尔诺贝利，他们知道他有一个患病的妹妹急着用钱，知道他除了答应别无选择。我恨死了那些人，他们用钱去剥夺他的生命，切尔诺贝利，那里现在简直是一座死亡之城。尽管国家在竭力封锁消息，但西方的传言已经涌来，他们说那是上帝的惩罚，那我亲爱的人呢，他究竟做错了什么？图书馆里已经找不到关于核辐射的任何书籍，切尔诺贝利也成了禁区，我看着窗外乌黑的浓云，一滴眼泪也流不出来了。
9月份的时候，医院里下发了通知，要召集照顾切尔诺贝利患者的志愿者，我瞒着家里人偷偷地报了名，一周后，我去了那家专门治疗辐射的医院。
医院里每天转移来的病人大多来自切尔诺贝利，我抱着一分侥幸，每天向上帝祈祷让我见到他，哪怕只有一面也够了。我还在家里的时候，每天想到他都会吃不下东西，现在我照顾这些任何一个都可能是他的人，这反而让我多少有了吃东西的欲望，虽然医院里的人一遍遍告诫我马铃薯不能吃，牛奶也不能喝，但是我饿起来还是什么都会吃，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我已经在吸收辐射了。
我真的没有想到，一个月之后，我竟然见到他了，虽然我已经认不出那是他，但病历本上清楚地记录着，德国记者，斯恩·肖克。我从二楼发疯似地跑到他所在的六楼，那层楼躺了一百多个辐射病人，我不能靠辨别他们的样子找到我的斯恩，我只记得他的编号是77，所以当我像一个疯子一般跑到他的病床前时，他和我一样惊讶。
我们才分别半年，但好像已经有一个世纪那么长，我抱着他哭了起来，眼泪打湿了他的衣服，他的头发已经失去了原来金色的光泽，整张脸开始发黑，从震惊中恢复过来后，他推开了我，朝着我吼叫，不要我靠近他。我再一次试图抱住他时，被旁边一个护士制止了，她拽着我的胳膊，一直把我从他身边拖走。她说你疯了，他已经不是人了，是一个巨大的核反应堆，你再靠近他你会死的。
那天晚上我一直在六楼，我坐在走廊上，像一具没有灵魂的躯壳，我想到我们在阿富汗的时光，那个时候也很辛苦，但是我可以触摸他，我可以抱他，可以跟他交换灵魂，然而现在我只能看着他，甚至不能靠近了看，我不知道我们究竟犯了什么错，上帝会如此惩罚我们。人间就像是地狱，那时候死亡像天堂。
第二天我问主管六楼的医生，我会死吗，他说保护好身体就不会。我继续问我以后还可以结婚生小孩吗，他犹豫了一下，说几率很小。我又问那我可以现在选择死亡吗，他沉默了，于是我获得了照顾斯恩的特权。
刚开始斯恩拒绝我照顾他，他用最恶毒的语言骂我，他挣扎，歇斯底里地反抗。我每天都强迫自己微笑，我读梭罗的《瓦尔登湖》给他听。一个月后，他终于安静了，他的脸上已经长满了血脓。他已经疼地说不出话来。
我在他看不见的地方哭，哭完了又到他的病床旁边陪着他，那个时候我觉得自己几乎快精神分裂了。斯恩的状况越来越差，他的头发已经变成了灰白色，牙齿也几乎掉光了，皮肤没有一处是完整的，布满了黑色的窟窿。有一天他拿他的相机给我看，以前的照片都被政府删光了（因为他拍了切尔诺贝利），只剩下很多张他手臂的特写，从一个正常人的皮肤长出黑色的斑点，然后慢慢开始脱皮，流出黄色的血脓，露出血红色的肉，最后全部变成了铁锈色。他抬起一只像涂了油漆的手，晃了晃手中的相机，我知道他的意思，我告诉他我去换一身衣裳来（他在医院里的时候托人给我买过一条裙子，我想穿那条裙子拍照）。等我回来的时候，他的手已经垂在了一边，相机滚落在地上，我捂住嘴巴，再也发不出一点声音。
斯恩·肖克 德国记者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病逝于莫斯科 终年28岁
特雷曼·琴 苏联护士 因吸收辐射过量被医院隔离 一九八九年一月自尽身亡 终年27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