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岁，父亲送我去上大学，一路上父女两相对无言：他为我发挥如此失常已经愠怒了整个暑假，而我则在为好不容易从愁云惨淡的高中生活里攀爬出来而略微兴奋，终于来不及搭理他的白眼和叹气。到了学校，父亲将我安顿好，拖着因发福而显得笨拙的身体，爬上上铺帮我铺床单。寝室里都是送孩子上学的家长，四散的行李和西南地区的“秋老虎”让整个宿舍楼如同一个庞大的蒸笼，父亲像是一只裹在笼屉里的小笼包。可他一边流汗，一边还不忘抱怨学校的“撇”—“撇”这个字眼在我的前小半生里频繁抛头露面，主要出处是我的父亲。因为某个不足为人道的原因，他没能上得了正规的大学，虽然后来他拿了个函授的大专文凭，但这也完全弥补不了他人生的这个巨大缺口—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当然这并不是他第一次如此近距离接触大学，在那之前，他因为工作原因，参加了某所211大学组织的培训—这个契机给了他更强势投我以白眼的理由。从学校的地理位置，到幅员面积，母校很理所当然的败下阵来。我顶着人生中烫的第一次卷发，抄着双手站在下面，表示爱莫能助，惹得室友小姐姐的妈妈事后跟她抱怨，说我“一看就是那种不会做家务的女孩子”；当然，阿姨可能不知道，我在余下来的几年里跟她的女儿和寝室其他小姐姐学到了多少生存技能：比如如何正确晾晒女士内衣，如何洗水果，如何不费吹灰之力装好被子，甚至于如何经营感情。当然，我并不是一个在各方面都表现极佳的学习者。
这是我第一次独立生活的开端。父亲打包好他的愠怒和不甘回家之后，我就真的只是我一个人了。所幸寝室里的小姐姐们都是温暖的人，她们给了我分量十足的爱和关照。父亲的“撇”字在前四分之一的人生里，就像是被裹进血肉里的沙子，我到现在也没能顺利将它转化成珍珠。因着室友的友爱和老师的关怀，我仍然是个身心健康成长的女孩子，实属万幸。
2009年的大学校园还没有覆盖Wi-Fi，乔帮主也还没有带着他的“苹果”席卷全球。我们的学习工具简朴而有效。我拥有了人生中第一部智能手机，第一本高阶英文字典，第一份新东方的英文杂志，以及一台学校强调必要购买的收音机。新东方的杂志我定期去学校报亭领取，毕业时我将它们转手送给了学弟。我在上面接触到了James Blunt，因为他倾翻了之前的后街男孩和西城男孩，看了许多经典电影的推荐和影评，还有美剧“实习医生格蕾”。多年后我还在就着这部剧里的外科手术场景吃午饭，直到前段时间它们在B站上被全面下架。大部头字典被我搬回了家，成为书架上积灰但有仪式感的存在。而收音机，我用它在大一考过了四六级，听了无数的BBC报道。
无线网络尚未全面开花的年代，我们都是山顶球场上巡回悠游，到处撒欢的天线宝宝。
因着父亲过分渲染的不甘，我把十足的精力都投入进了学习，我太想摆脱“一个人形自走的失望”这个头衔了。到大二的时候，我这个前十七年都未跟歪果仁产生过任何交集的“哑巴英语”专业典范，竟然可以跟学校里几个硕果仅存的外教交流差不多一切话题。用文静姐姐的话来说，“你简直是扭着他们不想放了”。我陪他们吃烧烤，喝咖啡（我一般喝果汁），逛花鸟市场，买衣服，买帽子，做饭，主持他们举办的活动......就差不能陪着上厕所了。大二的某一天，我的某位专业课老师跑来问我毕业后想干什么，我不假思索，告诉他我想考研，然后像他们一样，当大学老师。他笑笑，沉吟片刻，说可惜了，他手里有个进某国中当高中老师的推荐名额，本来是想推荐我去的。
一语成谶。七年之后的一天，我还是站在了英专大一新生的课堂上，面前是我当年读大一时学过的教科书，第一课还是那个熟悉的“Half a Day"，只是我已不再是个十七岁的大一少女。我突然分外能读懂第一课课文，那个埃及诺奖得主文外的深刻寓意：白云苍狗，桑田沧海，人生不过是不断地高歌猛进和一败涂地，最终你都要回到一个平衡的支点，和自己和解。
我和我的学生们，中间还是隔着几个名正言顺的代沟和信息沟。我在上课时要分外努力，以免暴露出自己的殷切期望和重托。天啊，他们拥有如此稚嫩的年纪和如此完美的学习条件。Wi-Fi，乔帮主，人工智能将他们从“天线宝宝”的迷思中解救出来，世界变得越发只是一张网。
讲到英文的报告文学题材，我很自然地提到语文课本里标杆式的存在—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可是孩子们觉得我在说天书；提到Romanticism，我说“罗曼蒂克主义”（浪漫主义），“罗曼”两个字刚说出口，被他们接的“罗兰”率先抢了白，惊得我到嗓子眼儿里的华兹华斯只能先吞回肚里；遑论各式不假思索、登堂入室的中式英语表达，比如“eleven small holiday"(十一小长假），比如“My parents don't have any culture"(父母受教育程度不高），比如“He is one meter eight tall"(他身高一米八）—孩子们的表达总是让人耳目一新。
信息爆炸如泥石流，蜂拥而至，他们是卡夫卡笔下动弹不得的大甲虫，失去了主动甄别信息的能力。想下海的人下不了海，想上山的人上不了山，运气总是把我们的梦想莫名其妙地推给别人。
可是我有备而来。我了解大一新生的状态，因为我也刚刚从那里过来不久，现在我碰巧站在另一个渡口。我知道这世界如何投他们以不断的惊喜和期待，也知道现实如何让他们失落焦躁，伤痕累累。然而，然而
Inde genus durum sumus, experiencesque laborum,
Et doeumenta damus qua simus origine nati
（从此人心坚硬，任劳任怨，
证明我们的身体源于岩石。）
我还是会鼓励孩子们跳出舒适区，敢于迎接挑战。一生不短，却未必够用来下定决心为自己做一次勇敢的选择。一生虽不长，却也够选错之后山穷水尽再说放弃。所以不要犹豫，每一次都对自己说，如果这一刻没有选择改变，那么只能接受更漫长的不快乐。和自己打一个代价高昂的赌吧，和自己是要相处一辈子的，相看两不厌不是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