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土地租金与劳动
A.租金
我们一直在分析中使用租金这个术语来指称物品服务的雇佣价格。这一价格是支付给单位服务的，有别于提供服务的全部要素的价格。由于所有的物品都有单位服务，所有的物品都将赚取租金，不论是消费品还是资本品。耐久物品的未来租金趋向被资本化，并体现在耐久物品的资本价值中，进而体现为它们当下的价格。结果是这些物品的投资者和生产者都趋向于从他们的投资中获取单纯的利息回报。
全部物品赚取总租金，因为全部物品都有单位服务以及它们的价格。如果一件物品被租出去了，它就会从租费中赚取总租金。如果它被买走，那么其现在价格就体现了折现的未来租金，并且将来它会通过对生产的贡献而赚取这些租金。净租金等于所得总租金减去付给要素所有者的总租金，净租金仅仅由劳动和土地要素赚取，而不能由资本品赚取。因为某一资本品赚取的总租金将会被归属于支付给要素所有者的总租金。以净租金来说，只有劳动和土地要素，即终极要素，赚取租金，而在均匀轮转经济体系中，这些将与时间的利息一道，是经济体系中的唯一收入。
马歇尔认为，耐久资本品会暂时地获得准租金，而永存的土地则获得全部租金。这一理论的谬误一清二楚。不论其耐久性如何，资本品都只能赚取总租金而得不到净租金，不论是在变化中的真实世界，还是在均匀轮转经济体系中。因为在均匀轮转经济体系中，一切都被归属于了土地和劳动，耐久资本品根本得不到净租金。在真实世界中，尽管资本品的资本价值是变化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赚取了净租金，这些变化乃是资本品所有者作为企业家所得到的利润或亏损。因此如果真实世界中的收入是净租金加企业家利润，而企业家利润在均匀轮转经济态中消失，因此在任何世界中都没有准租金概念存在的空间。
工资是用于描述对劳动要素单位服务的支付。因此工资是租金的一种特殊情况，是劳动的雇佣费。在一个自由市场上，这一租金当然不可能被资本化，因为人作为一个整体即全部劳动要素，不可能被整体买断或出售，这是在奴隶制下才能发生的事情。事实上，工资是自由市场上唯一不能被资本化的租金的源泉，每个人都必然地是一位拥有不可让渡的意志自我所有者。
因此，工资土地租金的区别之一是：后者可以被资本化并转化为利息回报，而前者却不能；区别之二是：相对于土地要素而言，劳动要素一直相对短缺。当然，这项区别是完全经验性的，并非是不容置疑地为真。土地与劳动要素能够按其边际价值生产力顺序进行排序。土地要素相对过剩的结果是：并非所有的土地要素都会被投入使用，最贫瘠的土地要素将被闲置。劳动者会首先使用最具价值生产力的土地，然后是生产力次优的土地，以此类推。于是在任何给定的时间，总会有一些土地被耕种和使用，而另有一些土地则不被使用。在均匀轮转经济体系中后者将成为免费土地，因为其租金回报为零，因此其价格亦将为零。前一类土地将是边际以上的，而后一类土地则是边际以下的。目前正被使用的最贫瘠的土地，处于二者的分界线上，这便是边际土地，将赚取接近于零值的租金。
认识到边际土地仅仅会赚取接近于零值而并非零值的租金，非常重要。原因在于人的行动中并不存在无限的连续性，而行动并不会以无限小的步伐进行。并不存在对诸如“接近”、“大量”等术语的行动学的精确标准。我们所能确信的只是，如果我们对数组中土地的边际价值产品进行排序，边际以下的土地的租金将为零。除了说边际土地的租金比边际土地之上的土地更接近于零值以外，我们无法判断其租金是多少。
之前我们已经得知，当一种要素的总供给增加时，其边际价值产品会便会减少，反之则会增加。经济体系中的三类主要要素是土地、劳动和资本品。在一个增进式经济体中，人均资本供给是增长的。那么我们以后就把增进式经济体的定义转换为人均资本的增长，以便比较某一类要素供给的变化与另一类要素供给的变化。所有级别资本品供给的增长，都引起资本边际价值生产力的降低，从而资本品的价格便会下降。总体而言，土地和劳动要素的相对边际产品价值倾向于上升，如果不以货币因素衡量，而以实际价值计算的话，其收入将会上升。如果资本的供给保持不变，同时劳动或土地要素的供给发生变化，情况会怎样？比如，假设保持同一资本结构的情况下，人口增长了，于是劳动要素的总供给扩大了。结果会是劳动的边际产品价值的普遍降低和土地边际产品价值的普遍上升。这一上升将会使之前处于边际以下无法获租的地块能够赚取租金，并为新增加的劳动所耕种。这便是李嘉图特别强调的过程：人口推动土地供给。但是劳动的边际价值生产力下降趋势会被其边际物质产品表的增加所抵消，因为人口增长会容纳对分工和专业化优势的更大程度的利用。持续的资本供给将不得不转而适应被改变的条件，但是恒量的货币资本将会生产更多实物产品。因此对于劳动的边际价值生产力的补偿趋势将会加强。对于任何时点任何给定条件下的资本和生产过程，都会有一个最优人口水平，使得经济体系中的人均消费品总产出最大化。一个较低的人口水平将无法利用劳动分工和劳动机会，从而使劳动要素的边际物质产品低于最优点；一个较高的人口水平则会降低劳动的边际价值生产力，从而降低人均真实工资率。
认定在给定的土地和资本情况下，存在能够使人均真实产出最大化的理论上的最优人口规模，将会成功地终结经济理论中晦暗的马尔萨斯主义论调。因为在任一时点既定的人口增长是否会导致人均真实产出的增长或减少是一个经验问题，取决于具体的条件，这无法由经济理论回答。对于人口及其规模，经济学能说的很少。将人口理论著作包含的经济学，而非生物学或心理学，不过是历史偶然事件的不幸结果，这个事件就是早期的经济学家们恰巧率先钻研的人口统计问题。
由于我们习惯于隐含地认定劳动比土地要素稀缺，我们会谈论零租金土地。假如情况倒过来，土地比劳动要素稀缺，我们就不得不谈论零工资劳动者，边际以下的劳动等等。就理论而言这确实是可能的，可以说在这种市场遭到制度性限制的静态社会里，例如古代的斯巴达，中世纪及其后的欧洲，事实上曾达到这一条件，以至于“剩余劳动”在生产中仅能挣得低于生存水平的工资。那些剩余的而且没有可投资本的人，只好通过杀婴予以限制或落入赤贫。
边际以下的土地无法赚取租金的情况造成了一种不幸的趋势，即把租金概念视为一种极差，尤指不同要素之间的品质差异。有时绝对租金或纯租金的概念被抛弃了，有一种级差意义上的租金概念如下面的描述：如果A地块每个月可以得到100盎司黄金，B地块挣得零，那么A地块就获得100级差租金。如果A劳动者每个月能挣得50盎司黄金，B劳动者能挣得30盎司黄金，那么A就获得20盎司能力租金。
恰恰相反，租金是绝对的，而且不依赖于同一类别中更贫瘠的要素的存在。租金的级差基础完全依赖于并且来自于绝对租金。在这里使用级差租金概念，除了增加混乱以外毫无任何意义。
B.劳动的本质
“劳动”概念是一个包括了大量不同性质服务的范畴。概而言之，劳动就是投入生产过程中的纯粹人类能量的耗费。交换学生说，劳动是被企业─资本家所雇佣的。非常不科学的做法是把劳动者武断划分为不同的类别，并将其中一个群体称作劳工和工人，而给其他群体赋予各种其他名称。赋予他们不同的名称意味着其贡献与其他人的贡献是不同类的，然而这一区别并不存在。比如通常习惯于称呼某些雇佣劳动者为工人，而把其他的称作经理、总经理等等，管理人员与工人相对照是一个特别流行的分类，而我们听闻了大量有关劳资关系的说法，但是这些分类毫无价值可言。管理人员被一群或一个企业所有人雇佣以领导生产，经理们则必须听从上级的命令，比所谓劳动者更低层级的低能力工人则被这些“经济学者”当做另一个不同的类别。
然而并不存在工人和管理人员之间的类别差异。一家公司的副总裁如果是被其所有者雇佣，与一个受雇的技工一样都应该遵守他们的工作合同，也就是说遵守其上级的相关命令。两人都可以自由地在任何时点就其工作条件讨价还价，正如在市场上的任何其他的自愿贸易一样。两人都是生产中花费其人类能量的劳动者。
此处我们应该注意到“劳方─资方”的虚假二分，以一种有趣的方式突然出现在有关工头工会的斗争之中。因为同样的理由，甚至最热心的工会支持者都认为把副总裁吸收进工会是荒谬的。对工会更多批评的人则认为如果工会试图将居于“经理人员”的较低层级的工头们组织进来是奇怪的，而且当然会对工会吸收副总裁感到恐怖。不过要是并不存在真实的二分而且所有雇员都是劳工，那么我们对工会的看法就必须相应改变。因为如果每个人都认为工会吸收副总裁是荒谬的或邪恶的，那么同样的形容词也可以用于将任何工人组织进工会这件事。
C.土地供应
对土地和劳动的单位服务价格确定过程是一样的。两组要素都趋于赚取其边际生产力价值，两者还都获得企业─资本家以现钱支付的预付款。对原初的或永久性要素单位服务定价的分析可以同等地适用于每一个要素。然而在土地和劳动之间有三个基本区别，这使得二者的区分变得重要。第一个区别我们已经详细地加以解析：土地可以被资本化从而赚取利息和资本价值的变化；而劳动却无法资本化。第二个区别也已经考察过，即劳动与土地要素相比而言不足的经验事实，其必然推论是，劳动显然不是专用要素，而这适用于所有生产过程，只不过土地趋于变得更加专用。第三个区别是劳动存在一个对闲暇而言的底线价格，因为闲暇总是一件消费品。而土地就没有底线价格。
劳动更为稀缺但又并非专用这一事实意味着总是存在的荒地。只有最好的、最有生产力的土地才会被利用，这就是说这块地拥有最高的折现边际产品价值。同样，在具有不确定性的真实世界中，出现错误的地方就会有未被利用的资本品，即已经做出的错误投资将被证明无利可图。
以下我们将探究土地要素的供给和需求曲线。之前我们已经得知，任何一种要素用于任意用途的特定需求曲线，即一种要素用于那种用途的特定边际产品价值曲线，都会在这个要素起作用的领域向下倾斜。该要素在其所有用途的范围内的总需求曲线都向下倾斜。每一种用途的特定的供给曲线都依赖于一个地块具备的替代用途。如果它有任何可取舍的用途，当其价格上升时，关于每一种用途的供给曲线就会向上倾斜，因为当一种用途能产出更高的租金回报时，它就可以从一种用途转向另一种用途。在其特定用途中，地主也拥有留存需求，因为他可以将土地转向别的用途以获得更高回报。替代用途的范围越大，每一条特定需求曲线就越趋于平缓。
我们知道，消费品的价格是由消费者的需求表决定的，同样被他们的价值表所决定，即通过消费者对生产者供应的量给予评值的方式来决定。在一个变化着的经济体系中，当生产者具备投机性的留存需求时，价格就会随时受到给定库存的总需求的决定，而这一点总是会趋近于真实的消费者需求价格。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土地上。土地要素的价格将受到折现的要素边际产品价值的总体情况决定，而且也根据可用要素的总量或库存与折线的边际产品价值表的交点而被设定。相应的，正如我们已经详细了解的那样，折现边际价值产品价格是由这一要素满足消费者的程度决定的。边际价值产品价格直接决定于一项要素对消费者做了多大程度的贡献，其折现率则决定于消费者在多大程度上选择储蓄─投资而非即刻消费。因而，给定原初要素的库存，消费者的价值表便会决定市场经济的各种后果，而这些后果需要得到解释：原初要素的价格，原初要素的配置，原初要素的收入，时间偏好和利率，被使用的生产过程的长度，以及最终产品的数量和类型。在我们这个不停变化的真实世界里，自由市场经济的美丽有序的结构籍由企业家追求利润和规避亏损的努力而实现。
在此让我们来分析一下乔治主义者批评“土地投机”的看法。他们认为包括商业周期中的萧条在内的大量经济魔怪，都源自投机性抑制土地使用，此举导致了人为的稀缺和占用地块的高租金。这是一种典型的奇谈怪论。我们之前学到的知识告诉我们，消费品的投机活动在加速调整以最好的满足消费者需求方面发挥了极大的作用，资本品也同此理。与其他物品的情形相比，土地投机更少发生而且也无关紧要。并非永久存在的消费品或资本品既可以现在就使用也可以稍晚一些再使用，但必须在两者之间作出选择，相比之下，土地是一种永久性资源，它可以在任何时候使用，既可以是现在，也可以是未来。因此所有者限制土地使用就是纯粹的愚蠢之举，这只能使得他毫无必要地拒绝了货币租金。因而，如果一块土地撂荒只能是因为它在生产中只能获得零租金。在许多情况下，一块土地一旦被投入一个生产线，就不能轻易或不付出高昂成本地转作它用。在地主预期土地能很快用于更好的生产线，或者他对最好地使用土地心存犹豫的情况下，如果他节省的转换成本超过其继续等待和保持现有可得租金的机会成本，他就会限制土地的使用。因而，投机性的土地所有者不把土地投入更低生产能力的用途，就是在给消费者和市场作出巨大的贡献。通过等待将土地投入更高生产效能用途的机会，他把土地配置到了消费者最需要的用途上去。
导致乔治主义者发生混乱的，可能是许多地块撂荒却又在市场上要求一个资产价格的事实。地块儿在保持闲置时，其资本价格甚至还会上涨，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某种邪恶的事情正在发生。这只是意味着这块土地预期在最初的几年中不会获得租金，尽管之后它将赚得正租金。如我们所知，土地的资本价值合计等于折现后的未来租金总额，并且根据利率水平，这些租金的总额会从很长远的未来产生实际的影响。因而，关于一块闲置土地的资产价值或其升值并不存在什么奥秘，地块并不是被邪恶地阻挡在了生产之外。
现在让我们来考察土地要素供给发生变化所引起的后果。假定土地的总体供给上升，劳动和储蓄的供给保持稳定，假如新增土地处于当前正在使用的土地的边际以下，很明显，新增土地不会被使用，反倒是会加入出于边际以下的闲置土地行列。如果相反，新增土地品质较好，因而可以赚得挣租金，那就会被使用，不过由于劳动和资本没有增加，以至于这些要素被投入到比之前更大数量的土地上时无利可图。新增的有生产力的土地要与原有的土地竞争，因而会把之前处于边际上的土地挤到边际以下的行列之中。劳动将总是在最好的土地上使用资本，因此新获得的边际以上的土地，将把之前处于边际地位上的土地逐出生产，因为新增土地比其所取代的原来处于边际地位的土地更有价值生产力，这一变化便提高了该社会的物品总产出。
D.劳动的供给
在劳动要素方面，关于其用途的特定需求曲线将是向下倾斜的，而关于劳动专门用途的特定供给曲线则是向右上方倾斜。事实上，因为劳动是相对来说非专用的要素，其特定的供给曲线比通常更为专用的土地要素的供给曲线更趋于平缓。所以劳动要素的特定供给和需求曲线可以表示为图《特定用途劳动的供求》。
劳动要素的总需求曲线在相关区域内将向下倾斜。对劳动的分析中的一个复杂之处就是“劳动的后向供给曲线”的所谓发生率。当工人减少其劳动时间的供给以对更高的工资率作出反应，例如将其较高工资的一部分视为同时增加了的闲暇时，就会发生这种情况，但这与对一项要素的报酬决定无关。首先我们发现，一项要素的特定供给曲线，因为替代性用途的竞争而变得平缓。但甚至一项要素的总供给曲线也会向右倾斜，因为尽管几乎没有同质性，劳动仍是一项特别非专用性的要素。因此，一组要素的较高报酬率往往会刺激其他劳动者训练自己或促使他们进入这个特定的市场。因为技能是不同的，这意味着所有工资不会均等化。这也意味着一项劳动要素的总供给曲线将会也是向右倾斜的。我们可以如图《各种劳动要素的一般供求曲线》那样来排列不同劳动要素的总供给和需求曲线。
只有在涉及全部劳动要素的总供给的情况下才会出现向左倾斜的供给曲线，并且由于这些要素并非同质，此处的原理便显得如此不精准，以至于示意图的分析用处甚小。然而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当工资率普遍上升时，在各个特定劳动力市场的相互关联中，根据相关个人的价值表，全部劳动即劳动时间的总量的供给既可能上升也可能下降。上升的工资可能吸引不工作的人进入劳动力市场，并吸引人们加班或从事额外的兼职工作。相反，这也可能导致更多闲暇，并减少总的劳动时间。上升的工资还会导致人口增长，同时在总体上增加劳动的总供给，或者使得人口减少，并且以增加闲暇的方式来扣除增加的工资的一部分收益，从而提高了全体人口的人均生活水平。如果当劳动被以更高货币价格出售时，货币的边际效用下降得足够大，而且被放弃的闲暇的边际负效用上升得足够大，就会出现这种向左倾斜供给曲线。劳动总库存或总供给的变化在库存减少时，将所有特定表向左移动，或在库存上升时向右移动，并以此影响特定的市场。
当所有者在土地闲置状态时因享受审美而产生较高留存需求时，关于土地要素的一条向左倾斜的供给曲线的就会出现。在那种情况下，土地就会有放弃的视觉享受的边际递增负效用，正如在消耗劳动的过程中闲暇被放弃了一样。在土地的情况中，由于土地要素之间不存在非专用的劳动要素之间才存在的巨大的联系性，这一情况事实上会对市场上的租金价格产生更明显的影响。这一点可以通过向左倾斜的土地要素的总供给曲线来揭示。因而给予土地的更高租金价格将诱使土地所有者保留更多土地，同时一部分以不可交换消费品的形式、一部分通过得到的更多货币的形式获得更高收入。不过这种情况在实践中是罕见的，只是个别人自己的自由选择的评值才会导致。因而某座纪念碑或某个公园自诩的保护人没有理由抱怨市场对待其珍爱之物的方式。在自由社会中，这些生态保护主义者拥有完全的自由去购买这些土地并原封不动地加以保护。他们将从此类保护行动中，有效地得到消费性服务。
工资率问题中应含着任何一个特定行业的心理收入或心理负效应成份。特定类型的工作或被特定的公司所雇用，会产生正面的心理收入和满足，同样也可能产生心理负效应。这些心理因素会被纳入特定用途的曲线之中。为了分离出这类因素，让我们暂时假设所有的劳动者都具有相同的价值生产力，而劳动则是一种同质的要素。在这样的世界中，所有职业的工资率都将相同。要产生这种结果，所有产业不必有相同的价值生产力。因为作为劳动的相互关联，也即其非专业性的结果，劳动者能够进入广阔的职业范围。如果我们假设所有劳动者都具有相同的价值生产力，那么他们就将进入一个高薪行业，从而使该行业特定的劳动供给曲线向下倾斜，而离开的工人则抬高了低薪产业的劳动供给曲线。这一结论来自于市场上任意产品的价格均等化的一般趋势。如果所有劳动都是同质的，进而一项要素的价格，即工资率，就会在行业中均等，正如纯利率趋于一致那样。
现在让我们放宽我们假想建构的条件。现在在保留所有劳动生产力均等的假设同时，让我们引入特定工作中工人获得的心理收益或心理负效应的可能性。有些工作备受大多数人喜爱，而另一些则备受厌恶。这些工作常见于某些行业，或者更严格地说常见于人们特别愿意或不愿意为之工作的单个公司。不同职业的货币工资率和劳动供给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在普遍不受喜爱的职业或公司中，必须以较高的货币工资率吸引和保留劳动者留在岗位上。另一方面，会有如此之多的劳动者竞争普遍受人喜爱的工作，因此他们会要求更低的工资率。换句话说，我们修正后的结论是，通过使心理工资率等同于加减了心理收益或心理负效应之后的货币工资率，心理工资率而非货币工资率将会被均等化。
许多经济学家都曾或明或暗地假设过劳动者之间内在的同质性质。而且他们并不像我们所做的那样，将这一假设作为纯粹的暂时性概念，而是试图以之描绘真实世界。这是一个经验问题。本书的一项得自经验的基本假设是，在劳动技能、预见未来、能力和智力等方面，人们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从经验上看很清楚，事实就是如此。对于这一点的否定意见看起来是基于一个简单的信念，即所有人在所有方面都真正平等，或者在适当的条件下能实现平等。总的来说，关于一致性或均等性的假设，与其说是明示的不如说是隐含的，因为这一假设的荒谬和明显错误，将马上变得一清二楚：谁会否认并非每一个人都能成为歌剧演员或棒球冠军呢？
一些经济学者试图证明工资差异只是缘于特定工作需要昂贵的培训成本来挽救这一同质性假设：比如一位医生比一位店员挣得多，乃是因为基于工作的性质，医生需要承担常年培训的花费，这些花费包括实际的货币成本，以及被放弃的充当店员从事此类工作而挣钱的机会成本。从而在长期均衡中，两个行当中的货币工资率不会一致，但在医疗行业中的更高收入率，将足以补偿其损失，因而以一个人的整个一生来考虑，净工资或收入率将是相同的。确实，培训成本通过这种方式被包含在市场工资率当中。但是无论如何它们也不能解释所有的工资及差。个人能力方面的内在差异也是至关重要的。长年培训也无法把普通人变成一位歌剧明星或棒球冠军。
许多经济学者将其分析置于所有工人的同质性假设之上。结果当他们发现普遍受到追捧的工作，例如电视导演，其报酬比诸如开挖渠道之类不受欢迎的工作要多时，他们就倾向于假定其中存在不正义和欺骗。然而承认劳动生产力中的差异，就会消除这种杞人之忧。在这类情况中，心理成份仍然存在并相对降低了更受人喜爱的工作的工资，但是它也被更高的边际产品价值和关联于后者的技能所抵消。因为电视导演比开挖渠道需要更多技能，准确的说是更少人拥有这项技能，所以这两份工作的工资率就不可能相等。
E.生产力和边际生产力
在探讨生产力概念时，需要特别小心，特别是使用诸如“劳动者的生产力”这样的术语时，存在某种危险。例如假设我们说“劳动者的生产力在上个世纪有了进步”，其含义便是这一增长的原因来自劳动本身，也就是说，因为目前的劳动力比之前的更有能量或更富技能。然而事情并非如此，是一个进步之中的资本结构提高了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而并非源于在耗费劳动能量方面的某些特别提升。劳动边际生产力的增长是源于新增的资本品的供给。在一个扩张的经济体系当中，提升工资率的动因首先不是工人自身，而是投资于资本品的企业─资本家，工人们才获得更多更好的工具。
每个人都得到其边际产品价值意味着支付给每个人的是他为消费者生产之所值。但这并不等于说，若干年中其所值的提升必然只是由于他自己的改进，这一提升首先要归因于资本家提供的资本品丰裕程度的提高。因此，试图将生产力归属于某一要素毫无意义，因为对产品而言所有要素都不可或缺。给定其他要素后，根据某一单位的一项要素的生产贡献，我们只能在边际条件下讨论生产力，这恰恰是企业家在市场上所做的，添加或消减一定量的要素，以争取达成最有利可图的行动。
在试图将增长的生产力归因于工人自身时的另一个错误例证发生在劳动力市场的各个部分。在劳动力市场上所有职业之间存在一种明确的关联性，因为劳动是终极的非专用要素。结果是在工资里不均等化的同时，在长期看来心理工资率却趋于同一变化并且在每一种职业之间造成技能极差。因而当一个工业部门扩张其资本和生产时，折现边际产品价值以及工资率的增长就不会被限制在特定部门。由于劳动供给的关联性，劳动者往往会抛弃别的行业，进入新的行业，一直到劳动力市场上的所有工资率在保持以前一样级差的同时，最后都上升为止。例如假设钢铁工业中发生了资本扩张。钢铁工人的边际产品价值上升了，其工资率也水涨船高。然而工资率的上涨受制于这一上涨将会从报酬较差的行业中吸引到工人的事实。假定钢铁工人每小时能挣得25格令黄金，而家中仆人每小时能挣得15格令。现在在扩张势头的推动下，钢铁工人的边际产品价值和工资率会涨至30格令。级差也得到了提高，吸引了家中仆人转入钢铁行业，从而降低了钢铁业的工资，特别地也提升了仆人的工资，这一直要持续到级差被重新确立起来为止。因而钢铁产业中资本投资的增长将提升家政服务业内工人的工资。后一种提升明显不是由于家政服务人员的生产力或产出品质的提升。相反，是由于服务行业劳动力出现了相对性短缺，他们的边际产品价值才上升了。
在实践中由于不断变化的投资和方法，改变了经济所需技能的类型，级差当然就不会严格地保持恒定。劳动力供给的转移不总是会像我们举的例子中一样突然。总而言之它将发生在从一种职业或一个级别转向相近的类似职业或级别时。比如更多的沟渠挖掘工人会变成工头，更多的工头会变成管理者，依此类推，结果转移就在从一级到另一级的过程中发生。这就好像是劳动力市场由相互联系的各部门组成，一个部门的变化会顺着链条从一个环节向下一个环节传导。
F.名义工资率与总工资率
在市场上被决定的是总工资率，他们趋于均等化，并由工人的折现边际产品价值所决定。总工资率乃是由雇主为劳动者的劳务支付的货币。它们并不必然与工人的“拿回家的钱”一致，后者被称为名义工资率。例如，我们可以假设两位雇主竞争雇佣同一类别的劳动者。雇主A先生不是以直接工资的形式，而是以养老金或其他福利好处的形式支付一定额度的货币。必须明白的是，这些好处不会被雇主作为馈赠额外给予工人。它们不会被外加在总工资率上。A先生支付的名义工资率反而相对地低于其对手B先生支付的，而B先生则不必在福利好处方面破费。
换句话说，对雇主而言，工人以何种形式耗费他的货币并不在意，不论是以“拿回家的钱”还是以福利好处的形式。但是他的支付不可能多过工人的折现边际产品价值。也就是说，工人的总工资收入是由这一数量确定的。实际上，是工人在选择其所喜欢的支付形式以及净工资率与“福利”好处之间的比例。这些好处中的一部分是雇主用来为其全部或部分雇员提供怡人或漂亮的工作条件的货币。该成本是全部工资的一部分，并且是从雇员的名义工资率中扣除的。
我们的分析完全不关心支付工资率的制度形式的问题。例如，尽管计件工资或计时工资在某些行业中可能更为便利，但它们之间并不存在实质性差别，两者都是支付给一定数量工作的工资率。在计时工资下，雇主心里有一个他期望工人达到的绩效标准，并据此支付薪酬。
G.就业与失业
“失业”不仅仅被认为是商业周期中萧条现象中的重大问题，它还被普遍认作是“资本主义制度”即发达的自由市场经济的首要“问题”。“至少，社会主义解决了失业问题”这样的说法被当作支持社会主义最具有说服力的理由。
20世纪30年代的凯恩斯主义者们开创了时髦的宏观经济理论，他们在新古典经济学的架构中假设了“充分就业”。既然“正统”经济学“假设了充分就业”，那么只有真的实现了“充分就业”其理论才能成立，如若不然，经济学真理的凯恩斯主义将成为幻境。
“充分就业”被假定为没有失业的状态，并因而成为每一个人的目标。首先必须强调，经济理论并不需要“假设”充分就业。事实上，经济学没有任何“假设”。关于所谓“假设”的整个讨论反映了物理学认识论的偏见。在物理学中，起初在并不知道其有效性的情况下提出“假设”，然后最终依靠实验来检验其结果是否正确。经济学家并不“假设”，他知道基于自明性的公理进行逻辑推导而得出结论，公理在逻辑和经验上都是不可辩驳的。那么经济学家关于失业问题或“充分就业”问题能得出什么结论呢？首先并不存在有关土地或资本品要素的“失业问题”，所谓“失业”对于资本品要素来说就是“未利用的生产能力”或闲置。这种状态的产生是由于之前企业家所犯的错误：在资本品上的错误投资。更进一步说，在劳动者意愿范围内，劳动要素在自由市场上就总是充分就业的。而土地撂荒也必有一个充分的理由，所以不存在“失业土地”问题。假如有那么一个时点，土地比劳动相对短缺，那么土地就会被全部使用，而某些劳动要素就会得到低于最低生活水平的工资甚至零工资。这也许是自由市场里“失业问题”唯一适用的例子了。
对于“充分就业”目标的追求，看起来似乎劳动者需要的只是一份工作，那么只要可以给出低于最低生活水平的工资、零工资甚至负工资的工作，就不会有人失业。没有人愿意为了零工资或负工资工作的事实就意味着劳动者是需要从其工作中挣得货币收入，是需要以某一工资水平被雇用。
凯恩斯主义对就业的过分强调是因为他们在讨论失业问题时缺失的最重要环节，恰好就是工资率。不联系工资率谈论失业与就业，就如同谈论供给或需求时不提到价格一样，毫无意义。二者完全可以相提并论。在市场上，只有工资设在市场能够出清的任何水平，劳动服务的供给才能够出清，既所谓的“充分就业”。没有人会只求“就业”而不求他想要的足够的工资。如果某人希望被雇佣，他将获得根据其折现边际产品价值作出调整后的工资率。因而根本问题并不是就业，而是工资高于生存线之上的就业，在自由市场上无法保证总是可以达到这种情况。例如，假设一半的劳动者突然坚持要求除非能在纽约市的电视行业里就业否则就拉倒不干了，这样的话“失业”现象就会突然加重。如果有一个产业从某一城市或地区转向其他地方的情况，一名工人也许会决定继续呆在原来的城市，并坚持在那里找份工作，那么他可能就要失败了，责任并不在“资本主义制度”身上，而在他自己。这里只是想说，由于他们的决定，他们主动选择了不被雇佣。
如果一位劳动者能够为坚持从事某一类工作或在某一地点工作而退出劳动力市场，那么他也能为了坚持某一最低工资收入而退出。假设某人坚持，除非在任一工作中得到每年500盎司黄金的报酬，否则他就不工作。如果他的折现边际产品的最大值是100盎司每年，那么他就会保持失业状态。无论何时，某个人坚持薪酬要高于他的折现边际产品价值，他就将无活可干。也就是说在他坚持的工资率上他将无活可干。但是这种失业并不是一个“问题”，这不过是懒惰者的自主选择。自由市场提供的“充分就业”是指在工人们愿意就业的范围内的就业。如果他们拒绝在某些地方之外，某些行业之外，或者他们希望得到的工资率之外被雇佣，那么他们就是自愿选择长期失业。
有些经济学者假想了一个空想世界，当中的每一个人都理应自动地拥有关于全部相关数据的“完美信息”，这样就会把“工人们经常不知道有什么样的工作机会在等着他们”的“问题”作为反对上述结论的理由提出来。这等同于是说持有一定库存的待售商品的所有人说“不知道买家在哪里、市场机会在哪里，因而这是市场存在的一个问题”一样荒唐。市场营销也是交易行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商品还是劳动力服务，为供需双方提供信息沟通的服务也是人的行动的目标之一。不论是付费购买别人的服务，还是自己去实施制造条件，不付出一系列行动成本的“完美交易”是不存在的。
在一个闲暇是“好东西”的世界上，作为绝对理想的“充分就业”当然是荒谬的。一个人可能选择无所事事，以获得闲暇，他从中获益或者以为获益超过了从一份工作中获得的好处。如果我们考虑一下我们每周工作的小时数，就能更加清晰地看到这一真理。有什么人认为每周工作80小时必定比每周工作40小时好吗？然而前者确实比后者代表更充分的劳动就业状况。
哈耶克认为，当出现生产结构缩短的投资转向时，就会出现工人被抛出较高生产阶段的暂时性失业，并将持续到他们能够被更短的生产过程稍后阶段重新吸纳为止。的确，向一个更短的生产过程转变时工人收入会有损失，但资本也同样会有损失。在这一转换时期的工资率，将低于之后产生的新的均衡工资率，但这绝不意味着失业的必然性。
被一再重复的人被机器所取代的“技术性失业”的教条式谬谈几乎不值得展开分析。只要看看发达经济体系并将其与原始的经济体系作一番比较，其荒谬便显而易见。前者有大量完全不为后者所知的机器和过程，有比后者多得多的人口，其生活水平远高于后者。人的欲望及需求数量及层次是没有止境的，因此劳动力与之相比永远短缺，使用“节省劳动的工具”使得原有方式下的劳动被节省下来后与更多更好的资本品相结合形成更高效的生产方式，因而得以在更短的时间内满足更多更高的需求。
如果对其产品的需求是向下弹性的，某一产业中的技术改进往往会提升该行业的就业水平，以至于其产品的更大供给量将引起消费者更多的花费。相反，如果对其产品的需求是向下无弹性的，某一个产业中的一项创新就会使消费者在更丰富的产品上花费更少，同时使该产业的就业率缩水。概言之，技术创新的过程导致工人从需求无弹性的行业转向需求有弹性的行业，新的就业需求的一个主要源泉乃是制造新机器的行业。
第二节 企业家精神与收入
A.企业的成本
我们不能遵循陈旧的古典经济学说法，认为从长远来看生产价格趋同于生产成本。成本并不被某只看不见的手所固定，而仅仅被来自于企业家的生产要素需求的总力量所决定。成本顺应价格，而不是价格顺应成本。这其中仍然会存在着困惑，因为从单个企业来看，成本是给定的，个人不能控制，由此产生成本由外部决定的错觉。如果一个经济学家只考虑单个企业，无视经济体系相互作用的一般性，就会误入迷途。对于生产成本的经济学分析，应该是从逻辑上全局性分析手段与目的的关系，如果经济学家只考虑单个企业或并不真实的总量、总和，就等同于放弃经济学。目前充塞于经济学书籍的“新古典”产物“成本曲线”就假定了要素价格是给定的，完全忽视其变动性。
目前流行的企业理论中的一个基本错误就是假设生产性服务的价格是给定的，而不再尝试解释它们。要提供一个解释，边际生产力分析是必须的。边际生产力分析和利润动机，足以解释生产要素的价格，及其在经济体系中不同企业和产业中的配置。再者，在生产理论中有两个重要而有趣的概念都涉及到了时期。第一个概念我们称之为“即期”，也就是在给定消费者评值，给定库存和投机性需求的基础上的商品和要素的市场价格。由于即期概念提供了任意时刻所有物品的真实市场价格，因此它是重要的。另一个重要的概念是“最终价格”或长期均衡价格，也就是即将在均匀轮转经济体系中确立的价格。它重要是因为它揭示出了即期市场价格变动的方向，这也使得在分析上可以把利息从企业家收入中分离出来。在均匀轮转经济体系中，所有的要素都会获得其折现边际产品价值，利息则将是纯粹的时间偏好，利润和亏损则不会存在。
因此近期和长期是值得关注的阶段。然而成本曲线分析几乎只处理被称作“短期”的混合性中间阶段，在短期当中，成本被严格划分成了两个部分：固定的，即与生产总量无关必须发生的成本，与随着产出而变化的可变成本。这种建构完全是人为划分，实际上并不存在成本的真正不变性。任何所谓的不变性，都完全依赖于耗时的长短。如果假设产量为零，“成本曲线理论家们”就会让我们相信即使产出为零，也存在发生地租，管理费用等等的固定成本。然而如果企业家预期零产出状况将无限期持续，那么这些“固定”成本随即可变并且很快消失，租赁合同将终止，管理人员将被遣散，同时企业也将关门大吉。显然，不同的生产要素有不同程度的可变性。某些要素在一定产出范围内的某一数量上得到最好的使用，而其他要素在其他产出范围的生产效果最好。结论并不是在”固定”和“可变”成本之间作两分，而是各种要素在不同程度上存在可变性。
在上述结论基础之上，我们转向对企业成本的分析。我们来考虑在一个假想的产出水平上，成本会出现什么情况。有两种因素决定着平均成本，也就是每单位产出的总成本状况。
(a)平均成本的第一个决定要素是有形成本：必须购买以便达到某一有形总产出要素的总量。存在有形生产力的对应物，即能够用各种数量的要素生产出的有形产品的数量。此处问题并不在于边际生产力，即其他要素数量恒定，而一种要素数量变化。我们关注的是当允许所有要素数量都变动时产出的规模。在所有要素和产品完全可分的情况下，全部要素数量的成比例变化就必定导致有形产出的同比例的变化。这可以被称作是“规模回报不变规律。
(b)平均成本的第二个决定因素是要素价格。“完全竞争”理论家假设这些价格在产出规模变化时可以保持不变，但这是不可能的。当任何一家企业的产出规模增加时，它就必定在争取从其他企业那里获得生产要素，在此过程中也就提高了生产要素价格。对于劳动和土地要素来说尤其如此，因为它们不可能通过新增生产来增加供给。要素价格随产出增加而上升，这与不变的有形成本共同提高了每单位产出的平均货币成本。我们因而可以得出结论，如果要素和产品是完全可分的，平均成本就总是会上升。
在一个生产性的世界中，并不经常可以获得完全可分性。要素和产出的单位是不可分的，也就是说，它们不能被彻底分割为非常小的单位。产品也许可以分。比如假设有3个单位要素A加2个单位要素B可以合起来产出一台冰箱。那么根据我们的规模回报规律，6A+4B就可以生产出两台冰箱。而4A+3B却并不能生产出一个冰箱外加一部分的冰箱。由于单位产品在技术上不可分性，必然存在一种要素的供给增加并不会导致一种产品的增加的区间。在该区间内，由于新的要素投入并没有带来产品产出，平均成本便快速上升，于是当在要素方面的花费充分增长从而产出了更多产品时，相较于该区间内的情况，平均成本就会急剧下降。结果是：没有商人愿意刻意在区间范围内进行投资，投入更多却不能多产出一件产品就是纯粹的浪费。因此商人只会在区间范围之外的波谷点进行投资。例如假设在要素方面投资1000盎司黄金产出100单位产品；投资1100盎司黄金产出101单位产品，那么在1000盎司至1100盎司的区间中的所有各点，都无法产出超过100单位的产品。超出1000盎司且低于1100盎司的投资显然就是纯粹的浪费，没有商人会在这一区间内进行投资。而在1100盎司和1000盎司这两个低谷点上，就会有投资。
更重要的是，生产要素也可能是不可分的。因为这种不可分性，就不可能同时把生产性服务的每一种投入数量翻番或减半。每一种要素都有其技术上的单位规格。结果是：几乎所有的商业决策都发生在这样的区域之内，即当某些更具可分性的要素变化时，很多要素不得不保持不变。这些相对可分性和不可分性，不取决于在不同时段的变化，而是取决于不同单位的技术规格。在任何一种生产作业中，都将存在许多各不相同的不可分性。
斯蒂格勒在《价格理论》中用了铁路轨道这种要素作为例子，它可以每天承载200辆列车。当列车每天运行200趟时，铁轨便得到最充分的利用。这是技术上的理想产出，而且也可能是铁轨设计拟达到的产出。现在当产出低于200趟时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假设产出仅为每天一百趟，生产中的可分要素就会被铁路的所有者削减一半。如果工程师是可分的，铁路方面就会雇用一半的工程师，或者雇用其工程师通常劳动时间的一半。但是铁路方面不可能将铁轨消减一半从而只在一半铁轨上运营。铁轨的技术单位就是它本来的样子，铁轨的数量仍然保持不变。即便当产出又提升到200趟时，其他的生产性服务都会翻番，但铁轨的数量仍然会保持不变。当产出增长到每天250趟车，即超过计划数量25%的增长时会发生什么呢？可分的要素例如工程师会增长1/4，但铁轨仍将保持原样，并且将被过度使用，或者增加到两条。如果是后者，列车就会因为250趟的运量再度陷入利用不足的状态，因为从铁路的观点来看，现在理想的产出是400趟。当一项重要的不可分要素利用不足，变得愈来愈少时，趋势就会是“回报递增”，因为在产出增加时平均成本在不断下降。当一项不可分要素利用得愈来愈过度时，就会出现平均成本增长的趋势。
在某些生产领域中，不可分性可能使得必须充分利用所有要素才能充分利用某一项不可分要素。在这种情况下，所有不可分要素就会一起变化并聚集起来以服务于我们的目标，它们便等同于单一的不可分要素比如铁轨。还是在这种情况下，平均成本首先会随产出的增加而降低，因为增加的产出补救了聚集起来的不可分要素未能充分利用的情况。但是当达到了技术上最有效率的那一点之后，给定不可分要素，成本就会上升。此外，成本下降的趋势会被产出增加所导致的要素价格的上升所抵消。然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每一个要素的可分性的规格和程度都不同于其他要素，结果就是：选择任何一种规格或组合都可能最有效地利用一种不可分的要素。不过这要以对其他不可分要素的利用无法达到效率顶点为代价。假设我们考查一个假想的各种产出水平上的平均货币成本表，当我们从相当低的产出水平开始时，所有的不可分要素都得不到充分的利用。然后当我们扩大生产时，平均成本就会下降，除非被扩张生产所需的那些可分要素的价格上涨所抵消。只要有一种不可分要素被过度使用，平均成本就会迅速上升。之后，当其他未被充分利用的要素被利用得更加充分时，成本降低的趋势就会到来。结果是：随着产出增加，平均成本就会交替出现下降和上升。最后，将打倒更为不可分的要素从利用不足转向过度利用的那一点，之后当产出增加时，平均成本的一般变化趋势就是向上的；在那一点之前这一趋势会是向下的。
要素价格的持续上涨，混杂着来自于成本的技术方面的影响，当产出增加时，要素价格的持续上涨就变得更加重要。正如米塞斯所言：其他条件不变，某一物品生产增加得越多，生产要素就越是必须从其他用途中被抽出来，而在其他用途中，它们本来可以用来生产别的物品，因此，其他条件不变，平均生产成本就会随着生产数量的增加而增加。但是这个一般规律会部分地失效，这是由于不是所有要素都是完全可分的。即便某些要素是可分的，它们的可分也不会是以某一项的充分使用将导致其他不完全可分的要素得到充分利用的方式而可分，就此而言，并非所有生产要素都是完全可分的。
某些不可分要素比如铁轨，只能在一特定的规格下才可使用。其他不可分要素比如机器，可以以不同规格制造出来。那么一家小型工厂就不能使用与大型工厂所用大型机器相同效率的小型机器，从而以此消除不可分性并导致固定成本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在这里，一种特定的规格可能会是最有效率的。低于最有效率的规格，运转机器就会成本更高，因此，如斯蒂格勒所言，“把10马力发动机的零件组装在一起，并不需要组装一台1马力发动机所需要劳动的十10倍。同样地，一台卡车只需要一位驾驶员，不论其载重是半吨还是两吨。”
一台过大的机器会比一台最合适的机器更费钱，但是一家大企业可以仅使用几台规格最合宜的机器来取代一台巨型机器，所以并不存在对企业规模的限制。
劳动常常被视为一种完全可分的要素，如同可以直接随产出规模而变化的要素。但如我们所知，卡车司机不能被分成个部分，而且经理人员也往往是一种不可分的生产要素。因此，推销员、广告、借款成本、研究费用甚至精算风险的保险，都是如此。借款时会因调查工作，文书工作等等，发生一些基本成本。这些都倾向于规模越大按比例算就越小，这是另外一种不可分性，即在一定范围内的回报递增。同样，保险的范围越大，保险费率就会越低。
劳动分工带来的好处可以被认为是可分的。它们来自首先必须被用于更大产量的专门化机器，同样也来自因专业化而提高的劳动技能。然而这里也存在一个分界点，越过此点进一步专业化就是不可能的，或者专业化受制于不断增长的成本。管理一直被强调为尤其受制于过度使用。更加重要的是作出最终决定的能力因素，它不能被扩展至管理所能达到的程度。
任一给定企业的规模和产出受制于许多相互冲突的决定性因素，一些会对规模施加限制，一些会促使规模扩张。任何企业规模将达到的点取决于真实情况的具体数据，不可能由经济分析来决定。只有真实处境中的企业家才会经由市场的磨合，判定最大利润规模在哪里，并让企业运作于那一点之上。这是商人而非经济学家的任务。
我们知道，在任何时候都有大量的决定性因素倾向去提高或降低成本。一位企业家会寻求在利润最大的那一点上生产，但是影响其决策的因素太多，而且其相互作用也太过复杂，以至于无法在成本曲线图中捕捉到。
显然，在某些行业中的最优企业规模要大于其他行业。比如一家钢铁厂的经济最优规模大于理发店的最优规模。然而在大型企业显示出了最高效率的行业中，许多人曾经非常担忧一种所谓的成本永久性地降低下去，进而是永远大下去的企业带来垄断的趋势。这种担忧是多余的。并没有一种规模永远大下去的无限趋势，每一家企业在任何时候总是有一个有限的规模，一个经济上的限制，一定会从某个方面施加给它。此外，在每一个要素的边际生产力递减的区域中，运营的一般规律，以及随着产出增加，产品价格下降，要素价格上涨的趋势就给每一家企业的规模设定了限度。而且每一种生产要素都必须存在市场以使企业能够计算其利润与亏损，这也为企业的相对规模设定了最终限度。
只有当商人计划在要素上进行一项投资时，货币成本才会等于机会成本。任何生产过程中他的货币成本都是沉没成本，在这个意义上它们不可撤销地发生了，而且任何未来的计划都必须将它们视作已经不可挽回地花掉了。商人的市场供给曲线取决于其目前的机会成本，而非其过去的货币成本。因为为了售出其产品，将必然产生新增成本，而商人会在任何可以覆盖新增成本的价位上出售其产品。当资本品在生产结构的任何一个阶段朝最后产出逼近，越来越多的投资就沉没到了这个过程之中。因此随着产品逼近最终产出和销售，继续生产的边际成本，大致上就是机会成本，就会变得更低。这就是通常的成本曲线的一团乱麻的简单含义。例如当一些成本不是固定的，而是从进一步的短期生产的角度来看是无法挽回的，它们就不再被商人纳入对这种继续生产的估计成本之中。出售完全为销售预备好了的即期库存几乎是无成本的，因为在即期的意义上，它们的生产已经不会新增成本。当然在均匀轮转经济体系中，所有成本和投资都将得到调整，并且无可挽回地投入的成本现在将不再是个问题。在均匀轮转经济体系中，所有企业的平均货币成本都将等于减去企业─资本家所得的纯利息回报后的产值，而且正如我们知道的那样，还要减去所有者的折现边际生产力，而这个因素不会进入企业的货币成本。
B.商业收入
经济活动中的净收入，以工资的形式归属于劳动，以地租的形式归属于地主，以利息的形式归属于资本家，而利润或亏损则归属于企业家。迄今为止，我们看到的是商业生意的所有者发挥企业家功能，在一个总在变动的世界中承担不确定性的后果。企业所有者也是资本家，他们向劳动和土地要素投入当下资金以赚取利息。他们还可能承担经理职位，这种情况下他们便赚取隐含的管理工资，之所以说“隐含”是因为他们本可以付一笔薪资雇用经理。这一隐含的工资将等于所有者管理服务的折现边际产品价值，而这往往等于“被放弃的机会工资”，即他作为经理在别处也可挣得的报酬。但是，在预付资本或可能的管理工作之外，拥有资本的商人是否存在某种功能而且在均匀轮转经济态中也依然如此呢？答案是肯定的，他们确实担负着无法雇用其他要素来担负的其他功能。这超出了单纯的预付资本的功能，而且在均匀轮转经济态中仍旧存在。因为缺少更好的术语，所以它可以被称作是决策功能或所有权功能。受雇的经理人员也许可以成功地主导生产或选择生产过程，但是生产的最终责任和控制却不可避免地依赖所有者，而商人的产品在未售出前就一直是他的财产。正是所有者作出了向某一特定过程投入多少资本的决策，尤其是所有者本人必须亲自挑选经理人员。因而关于使用其财产和选择经理人的最终决定必须有所有人而不是其他人作出，这是生产中不可或缺的功能。而且由于即使在均匀轮转经济态中也需要雇佣合适的经理人并在最有效的过程中进行投资的技能，所以它也存在于均匀轮转经济态之中。即便这些技能是固定的，一家企业与另一家企业在运用它们时的效率也会不同，并且获得的回报也会相应的不同。
对每一家企业来说，决策要素都必定是专用的，我们不能将其所得视为工资，因为它不能被雇佣，因而也不能挣得隐含工资。我们可以称这一要素获得的收入为“决策能力的租金”。显然，这一租金将等于要素折现边际产品价值，即它贡献给企业收入的数额。由于在一个所有者与其余所有者之间，这一能力是不同的，租金也相应地会不同。这一差异导致了在某一行业中高成本和低成本企业的现象，也表明企业间效率方面的差异不是唯独由不确定性导致的，也即“决策能力租金”亦存在于均匀轮转经济太态之中。
总而言之，在一个不断变化的经济体系中，属于商业所有者的收入将由四种要素构成：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专门地研究了企业─资本家问题。因为企业家是与自然的不确定性有关系的行动人，雇佣并预付其他要素的投资者，发挥的异常重要的企业家功能。在对投资多少、向何处投资进行决策时，他就是现代经济的推动力量。在预测市场的劳动需求和选择相应的进入某一市场方面，劳动者也是企业家。因预期更高的工资而从一个国家移民到另一个国家的人在这个意义上就是一个企业家，并且可能会从其行动中得到货币利润或损失。企业─资本家与劳动者─企业家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只有前者会遭受生产中的负收入。即使一位劳动者移民进入的国家报酬低于其预期，他承受的仅仅是相对于他在其他地方本该挣得的收入中的级差或机会损失。但是他仍然能够从生产中挣得正工资。甚至在不大可能出现的劳动相对土地过剩的情况下，劳动者也不会得到负工资。但是雇佣其他要素的企业─资本家可能而且确实会从其企业家努力中遭受真实的货币损失。
C.个人消费服务
一种重要的劳动者─企业家是向消费者出售个人劳动的卖家。这些劳动者也是一般意义上的资本家。此类服务的卖家如医生、律师、音乐演奏家、仆人等等，都是自我雇佣的商人，除了他们已经投入的不论何种资本的利息之外，他们可以挣得自己劳动的“隐含”管理工资。因为与他们的劳动服务相比，其企业财产和决策的范围相对地无足轻重，此处我们便可以忽略其决策租金。尽管唯一的雇员可能是所有的自己，它仍然具有管理性工资。另外，将家政服务人员归类为“自我雇佣”者显得有些怪，但在家政服务也是将其服务出售给消费者而非资本家的意义上，家政服务者与医生或律师并无差别。因此，劳动者─企业家所挣得的特别收入：几乎仅包含劳动收入的商业回报。我们可以称这种类型的工作为直接劳动，因为这种劳动直接作为消费品，而非一个受雇的生产要素来提供服务。因为这种劳动服务提供的是消费品，就直接由市场定价。
这类商品的价格决定，在需求侧与任何消费品相同，而在供给侧存在差别。消费者依照其价值表来评值服务的边际单位，并决定如果要购买一些的话，应该购买多少。大多数消费品的市场供给曲线都是垂直线，因为一旦生产出来，对企业家而言产品的销售就是无成本的，他没有可选用途。然而，个人服务的情况就有所不同。首先对工作而言，闲暇是一个明确的替代选项；其次，由于劳动力市场的关联性，如果其工作的收入难拂人意，劳动者可以在生产结构中进一步转入较高报酬的工作。结果是，对这种类型的消费品而言，供给曲线倾向于更加平缓且向右倾斜。
如同所有要素所做的那样，服务的卖家或直接劳动者挣得他售予消费者的折现边际产品价值。他会将其劳动配置到其折现的边际产品价值最高的地方因而也是工资率最高的地方，不论其在什么部门，在生产结构中的地位是高还是低。因此，生产时在直接劳动与非直接劳动之间进行配置的原则，与在非直接用途的不同部门之间的配置原则是一样的。
D.市场计算和隐含性收益
在真实的世界中，每一项职能未必一定需要由不同的人来履行。同一个人可以是地主和工人。一位音乐家和一位医生毋须成为员工即挣得工资，他们每个人的工资都隐含于其所获得的收入之中，即便是直接从消费者那里获得。一家特定的企业所有人会拥有土地，并且参与到资本品的生产过程中来。所有者也可以管理他自己的企业。在实践中，不同的收入来源只能通过将这些收入作为市场决定的价格来参考才能被区分开来。例如我们可以假设，一个人拥有一家企业，他投入资本，拥有自己的土地，并且他还自己经营这家工厂生产资本品。他在一年的周期中获得1000盎司黄金的净收入。他怎样才能估算其收入的不同来源呢？假设他在其业务中投入的5000盎司黄金，他环顾经济环境并发现可以相当稳妥地赚得经济体系正倾向于达到的一致利率5%。那么他就可以得出结论，其净收入中的250盎司黄金是隐含的利息。接着他可以大致地估算出，如果他去一家竞争中的企业工作而不是投身于这桩生意的话，他将从管理性工资中赚得多少。假设他估算出他本来应该挣得500盎司黄金。于是他就可以再打量一下他的土地了。如果他将其租出去而不是自己在生意中使用，我们假设他本来可以从土地租金中收入获得400盎司黄金。现在，这位所有者作为土地所有者─资本家、劳动者─企业家，在这一年中获得了一笔1000盎司黄金的净货币收入。因此他可以以货币方式来估算一下他的成本是多少。这些成本并非被扣除掉以算出净收入的可见货币花费，而是隐含的花费，即他为经营其生意而放弃掉的机会成本。将这些成本加总后他发现它们总共为：
250盎司黄金 利息
500盎司黄金 工资
400盎司黄金 租金
──────────
1150盎司黄金 全部机会成本
因此这位企业家在这一段时间中遭受了150盎司黄金的亏损。只有当它的机会成本低于1000盎司时，他才会获得企业家利润。
这种估算未必精确，但这一事后计算的工具却是不可或缺的。这是一个人可以指引其事前决策和未来行动的唯一途径。利用这一手段，他会意识到他正从其生意中遭受亏损。如果亏损持续得更久，他就将被迫将他的各种资源转向其他生产线。也只能是靠着这一估算，一位在企业中拥有不止一种要素的所有者才能判定在任何一种情况下他的收益或损失，并进而配置其资源以力争最大的收益。
这种隐含收入估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被忽略了：没有一个显见的市场就不可能有隐含的估算。换句话说，当一位企业家获得收入时，他得到的是一堆不同功能的收入的复合物。为了通过计算将它们分离出来，就必须存在一个企业家能够参考的外部市场。这是一个极重要的关键点，因为正如我们将要详细了解的，这对市场上单个企业潜在的相对规模是一个最重要的限制。让我们暂时回到我们假想过的一个例子中，其中每一个企业都是由全部的要素所有者共同拥有的，在那种情况下，根本不存在工人、地主、资本家和企业家的区分。因而也就没有办法将得自利息、租金收入或所得利润与工资收入区分开来。现在我们终于认识到了经济体系不可能完全由这类企业即被称作“生产者联合体”组成的原因。因为缺少一个有关工资率、租金和利息的外部市场，企业家就没有理性的办法，按照消费者的愿望来配置要素。没有人会知道他把土地或劳动配置到何处以获得最大货币收益。没有企业家会知道如何以其最富价值生产力的组合来安排要素以挣得最大利润。生产也不会有效率，因为将会缺乏必需的知识。生产系统将陷入完全的混乱之中，每个人不论其身份是作为消费者还是生产者，都将因此而受到伤害。显然，一个生产者联合体构成的世界，都会瓦解为众多最原始的经济体，因为它无法进行计算从而无法配置生产要素，以满足消费者的欲望及需求并因此为生产者获取最高收入。
E.纵向一体化与企业的规模
在混乱将随生产者联合体接踵而至的同时，甚至在此之前的其他关键点将些许混乱引入了生产系统。比如假设工人与资本家相分离，但是所有的资本家都拥有他们自己的土地。进一步再假设，出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没有资本家能够将其土地出租给其他企业，因而土地、一种特定资本与生产过程不可分解地彼此紧密结合在一起，于是在生产过程中配置土地的理性办法将不复存在，即它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具备明确的价格。由于缺乏计算必然造成系统中严重的无效率，也必然导致严重的亏损。在自由经济体系中，存在一个明确的时间市场、劳动力市场和土地租赁市场。缺乏计算这种情况根本无法建立在自由市场之上，尤其是在一个经济体系已经发展出了计算和一个市场之后。
当一家企业不仅在生产的一个阶段，而且在两到三个阶段上进行生产时，纵向一体化就会发生。例如一家企业大得可以购买劳动、土地与第五级资本品直至最终出售第三级资本品。当然，纵向一体化延长了任何一家企业的生产周期，就是说它在企业能够回收其投资之前延长了时间。利息回报因此将覆盖两个或三个阶段所需的时间而非一个阶段。这里还涉及到了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就是一家纵向一体化企业的隐含收入和计算所起的作用。让我们以示意图《垂直整合企业中物品和服务的移动》中提到的企业作为例子。
上图描述了一家纵向一体化的企业，箭头代表物品和服务的运动。这家企业在第五和第四阶段购买劳动和土地要素，它也生产第四阶段的资本品并用之于另外的工厂中以制造更低阶段的物品。这一内在于企业之中的运动用虚线箭头来表示。这样的一家企业在其内部是如何计算的呢？企业将自己作为第四级资本生产者所得的纯收入，与作为第三级资本生产者的角色区分开来。它计算企业的各个分立的部门的净收入，并根据每个部门的利润和亏损来配置资源。只有企业能够参照第四级资本品的市场价格，它才能进行这种内部计算。换句话说，一家企业只有通过发现其内部产品隐含的价格，才能精确地估算其在某一阶段产生的利润或亏损，并且也只有在那种产品的外部市场价格在某个地方确定得到的条件下，它才能这么做。
为方便说明，我们假设一家企业在两个生产阶段上进行了纵向一体化，其中每一阶段都需要一年时间。经济体系中的一般利率接近于5%每年。这家企业比如说是琼斯制造公司以图《垂直整合企业内的经济计算》所示的方式购买并销售其要素。
这家纵向一体化的企业在第五级上购买100盎司黄金的要素，并在第四级上购买15盎司黄金的原初要素，它以140盎司黄金的价格售出最终产品。看起来它在经营中创造了漂亮的企业家利润，但是它能发现哪一个或哪几个阶段创造了这个利润吗？如果存在一个该企业一体化的阶段的产品的外部市场，那么琼斯公司就能计算其经营活动特定阶段的收益率。例如，假定第四级资本品在外部市场的价格是103盎司黄金，因而琼斯公司会考虑如果中间产品被出售将会带来什么，以估算这一中间产品的隐含价格。这一价格大约为103盎司黄金。假设价格被估计为103，那么琼斯公司较低层级工厂在要素上所耗费的货币总额计为15加103等于118。
现在琼斯公司能够计算在经营的每一个阶段产生的利润或亏损了。较高阶段以100盎司黄金的价格购买要素，然后以103盎司的价格“售出”它们。它在其投资中获得了3%的回报。较低阶段则以118盎司购得其要素，然后以140盎司价格售出其产品，取得29%的回报。显然，琼斯公司在较早阶段遭受了2%的企业家亏损，然后在较晚的阶段获得了24%的利润。知道如此，于是它便将资源从较高阶段转用于较低阶段，以与其各自的收益率相一致，进而与消费者的需求相一致。也许它会完全放弃较高阶段，而从外部企业那里购买资本品，并将其资源集中于更有利可图的较低阶段。
假定不存在外部市场，即琼斯公司是中间产品的唯一生产者，那么它就没有办法知道哪一个阶段经营获利哪个阶段产生亏损，也就没有办法知悉如何将要素配置给各个阶段。同样也没有办法估算在某一特定阶段上，资本品的任何隐含价格或机会成本。任何估算都将完全是武断的，而且与经济状况无法产生有意义的关系。
简而言之，如果不存在产品市场，所有的交换也都是内部的，那么企业或任何其他人就无法判定物品的价格，当一个外部市场存在时，一家企业才能估算一个隐含的价格，但是当市场不存在时，物品就没有价格，不论是明确的还是隐含的。任何数字都只能是一个武断的符号，由于不能计算价格，企业也不能理性的把要素和资源从一个阶段配置到另一个阶段。
因为自由市场总是倾向于达成最有效率，最有利可图的方式生产，不论是关于物品类型，生产方法，要素配置，还是企业规模。我们必然要得出结论，一种资本品的完全纵向一体化决不会在自由市场中达成。对每一种资本品而言都必须存在一个企业在其中买卖的明确市场。这一经济规律给在自由市场上的任何一个特定企业的规模设定了明确的最大限度。因为这一规律，企业不可能通过合并或卡特尔化实现在生产阶段或产品方面完全的纵向一体化；因为这一规律，绝不可能存在一个垄断整个经济体系的巨无霸企业，也不可能通过合并实现一个直到拥有经济体系中所有生产性资产的巨无霸。由于无法计算性的范围扩大，非理性、错误配置、亏损和贫困化等等的程度都会加大。在垄断了整个生产体系的唯一所有者或唯一卡特尔的统治下，根本就不会存在可能计算的范围，因而完全的经济混乱将蔓延开来。
资本品再次被强调，是因为对资本品而言，计算问题相当重要，消费品本身不是问题，因为总是有许多消费者购买商品，因而消费品总是有一个市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进步，资本品类型与多样性的复杂程度，以及生产阶段的增加，经济计算变得愈益重要。因此对于维护一个先进的经济体系而言，更加重要的是维续一个所有生产资料和资本品的市场。
以上的分析是对米塞斯发起的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经济计算可能性讨论的拓展。现在我们知道社会主义中计算之不可能的原因是：由一个机构拥有或管理着经济体系中所有资源的使用，无论这个机构是国家还是一个人亦或是私人卡特尔。国家与个人情况的差别在于，经济规律阻止了人们在自由市场社会中极力建成这样一种制度。远远小得多的弊害阻止了企业家建立不可计算性的孤岛，更不用说藉由全面消除可计算性而使这种错误无限复加了。
但是国家既做不到也不能够追寻利润和亏损的引导，它的官僚也不会因为对亏损的恐惧而停止建立囊括一切的卡特尔，以将一个或更多的产品纵向一体化。因而虽然不存在单一企业经济体和单一企业对产品纵向一体化的可能性，但是在国家对社会主义的尝试中却有许多危险。
第三节 区位经济学与空间关系
“国际贸易”曾经是一个非常流行的经济学分支。在一个纯粹的自由市场中，恰如我们在本书大部分地方分析的那样，不可能存在像“国际贸易”问题这样的事情。因为国家并非有经济意义的单元，国家之间既不存在贸易，也不存在其他障碍，“国际贸易”将仅仅成为跨空间贸易研究的附属，贸易发生在国家之内或国家之外是无关紧要的。我们已经清晰地指明自由市场的规律适用于整个市场范围，这个范围是文明世界，即是世界性的。所以存利率在全世界将倾向于一致，同样物品的价格也倾向普遍一致，因此同类型的劳动工资亦将如此。
在不同的地理区域，相同的劳动工资率将趋于一致的方式，与从行业到行业或从企业到企业的方式完全相同。任何暂时的级差都将诱导劳动者从低工资地区转移到高工资地区，诱导商业从后者移向前者，直至达到均衡。
再者，正如在上文中更加一般化的例子那样，工人在某一特定地区工作可能有某种综合性的心理收益，而在其他地方工作则会有某种心理负效应。因为正是心理工资率而非货币工资率被均等化了，所以货币工资率通过加上正的或扣除负的心理附加成分，而将在全世界均等化。
每一种物品价格在全世界的趋同依赖于对物品术语的准确定义。例如假定小麦产自堪萨斯州，而小麦的主要消费者在纽约。堪萨斯的小麦即便在准备外运时，也是与纽约小麦不同的物品，虽然它可能是同样的物理─化学性物质，但对消费者来说，对于客观的使用价值而言，它并不是同样的物品。简言之，堪萨斯的小麦对于在人在纽约的消费者来说是一种比纽约小麦更高阶段的资本品，将小麦运输到纽约是生产过程的一个阶段。堪萨斯小麦的价格因此将等于扣除了从堪萨斯到纽约运费后的小麦价格。
地球表面上真实的分布状况，主要是由地球表面上的土地与自然资源的分布所造成，这是限制工业集中、企业规模与纯粹工业化地带人口数量的主要因素之一。出于对工业区位的考量，企业家必须考虑从原材料产地到消费者聚集中心的运输成本。世界上一些特定区域往往比其他地区有更高的运输成本。某些区域可以享有运输大宗消费品的更低廉运输成本，而其他区域则要付出更高的运输成本。例如阿拉斯加运输消费品的成本就比不那么遥远的旧金山要高一些。因而为了得到同样的产品，阿拉斯加的消费者就必须支付比旧金山更高的阿拉斯加价格。由于运输问题，阿拉斯加同样的货币工资会比在旧金山买到更少的物品，这一上涨的生活成本产生了工资中的一个成本部分，所以在阿拉斯加工作的工人就比其他地方的工人会对同样的劳动要求更高的货币工资。如果与某一地理区域相联系的成本特别的高或低，一个正的或负的成本附加部分就会进入该地区的工资率当中。
我们已经知道，一种物品必须被认为在使用价值上同质，而不是在物理性质上同质。堪萨斯的小麦与纽约的小麦不是同一种物品。一些经济学家误以为所有物品在全世界经济体系中价格趋于均等就意味着所有物理上同质的东西价格就相同，但是消费者的立场差异会证明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例如，假设两家企业都在生产同一种产品，比如说水泥，其中一种产自罗切斯特，我们称之为Cr；另一种产自底特律，我们称之为Cd。让我们假设水泥的主要消费者来自纽约市。在均衡状态下，Cr在纽约市的价格为Cr在罗切斯特的价格加上从罗切斯特到纽约的运输成本；Cd在纽约市的价格为Cd在底特律的价格加上从底特律到纽约的运输成本。我们以生活在纽约市的商品使用者的视角来看，同质的物品应该是在纽约市场的Cr和在纽约市场的Cd。在自由市场的一般均衡条件下，距离纽约较近的罗切斯特的Cr价格等于底特律的Cd价格加上运输成本上的价差。普遍地说，离消费者距离较近的水泥价格将等于距离较远的水泥价格外加运输价差，这一点不仅适用于水泥，而且适用于经济体系中的每一种产品。
按照企业区位，离消费者距离的远近，除非他们出场的平均成本，有效地低于其竞争者的平均成本，从而可以补偿上涨后的运输成本，否则它们就不可能继续经营。因而，位置更加靠近消费者市场的企业，便由于其位置而拥有空间上的有利地位。考虑到其竞争者在其他领域的同样成本，它因其较好的位置而获得一份利润。位置收益将归属于工厂土地的地皮价值，地皮的所有人获得其边际产品价值。从而，一家企业因区位上的有利地位带来的收益或不利地位而带来的亏损，如同地租和资本价值变化一样，归属于特定地皮的所有者，不论这个所有者是企业本身还是其他人。当然，区位差异这一要素对产品价格的影响也取决于运输成本占总生产成本的比例，比例越高影响越大；比例越低影响越小。
第四节 对“分配”谬误的批判
早在古典经济学创立初期，许多人就热衷于讨论“分配”理论，仿佛它完全分离并独立于生产理论。但是我们已经看到，“分配”理论不过就是生产理论。获得收入的人赚取工资、租金、利息和增长的资本价值，而这些收益都是生产要素的价格。市场理论决定了归属于生产要素的价格与收入，从而也同时决定着要素的“职能分配”。每一个人从生产体系中获得多少货币，相应地决定于其人或其财产在这一体系中履行什么职能。生产与分配是一个无法分割的同一事物。一些人们在想象中将生产体系看作是生产者把产品倾倒进库存，然后以某种方式“分配”给社会中的人们，这种看法是荒谬的。
许多人是这样批判自由市场的：是的，我们同意说生产和价格在自由市场上以某种方式被配置到最能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地方。但是这一规律是基于消费者的初始给定收入分配之上的，某些消费者起初只有很少一点货币，而另一些人则拥有很多。只有在收入的初始分配正好符合我们的要求时，市场体系才是公平的。
然而，货币资产这一初始收入的分配，并非是凭空决定的。它也是对价格和生产进行市场配置的必然后果。它是满足之前的消费者需求的结果。它不是武断地给定分配，而是从对消费者需求的满足中自动产生的。它与生产不可避免的紧密结合在一起。一个人目前拥有的财产最终只能来自于以下途径中之一：通过个人的生产创造，通过交换获得别人的产品，发现并第一个使用未被占用的土地，或者是暴力掠夺、盗窃他人的财产。而在一个自由市场中，只有前三种方式可以获得正当财产，简而言之，生产者提供的任何“分配”本身都是自由的生产与交换的结果。
对于因获取非正当财产而产生的阔绰的消费者，市场中的生产者也必须满足他们的需求，那么这是不是市场经济中被预先安置的永久性缺陷呢？答案是，在经过了一个初始阶段之后，非正当财产收入的影响就会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为了保持和增殖他们非正当财产所获得的的收益，除非他们有政治手段可以使用，在自由市场经济体系中，之前的掠夺者们也不得不投资并收获其资金以正确地服务于消费者。假如他们不能胜任这一任务，那么企业家亏损就会侵蚀他们的资产，并使之转入更有能力的生产者手中。
第五节 市场经济的一系列结论
由人的行动及其推论出发，进展至个人价值表以及货币与交换，对自由市场经济体系的解释，构成了一栋宏伟的理论大厦。我们证明了产成物品数量、消费物品价格、生产要素价格、利润和损失，全部都可以用相同的演绎工具加以解释。给定土地和劳动要素的供给，给定从过去继承下来的现存资本品，给定个人的时间偏好以及技术知识，资本品结构就可以被确定。个人偏好设定了各种消费品的价格，生产过程中各种要素的替代性组合则设定了这些要素的边际产品价值表。最终归属于资本品的边际产品价值分解为对土地、劳动的回报和付给时间的利息。一项土地和劳动要素在其折现边际产品价值表上选定的那个点将由可用的库存来决定。每一种要素都必然在实物回报、价值回报递减的范围内起作用，而且在其他情况相同的条件下，要素供给的任何增加，都将达到一个更低的折现边际产品价值点。折现边际产品价值表上相交的各点，将确定要素的价格，即所谓的租金和工资率。纯利率将由经济体系中所有个人的时间偏好表决定，其主要表现不是在借贷市场，而是在不同生产阶段的价格之间的折现率。借贷市场上的利息是对自然利率的反映。在整个市场中的每一处，每一种物品的价格以及利率都将趋于一致。如果折现率等于利率的话，每一种耐久物品的资产价值都将等于它的未来租金总额的折现值。
所有这一切都是一种均匀轮转经济的状态图景，真实经济体系一直努力地向这种均衡状态逼近。如果消费者的评值和资源供给保持不变，相应的均匀轮转经济状态就会达成。趋向均匀轮转经济状态的驱动力是追逐利润的企业家，他们一马当先地面对真实世界的不确定性，通过发现现存条件与均衡状态之间的矛盾，并弥合它们，企业家挣得利润，而那些不知不觉地加剧了市场失调的商人则遭到亏损的惩罚。因此，在生产者期待挣得货币的意义上，他们促进了对消费者欲望及需求更加有效率地满足，将资源从价值生产力最低之处配置到最有价值生产力的地方去。一系列行动的货币价值生产力依赖于其满足消费者需求的程度。
但是消费者的评值和资源的供给总是在变化，因此均匀轮转经济体系的目标也总是在变化而且绝不会达到。劳动供给的增长会降低劳动的折现边际产品价值以及工资率，或者由于进一步地劳动分工和市场扩展而提升它们，哪一种情况会发生则取决于最优人口水平，因为劳动与土地相比总是相对短缺，也相对不那么专用，所以总是存在闲置和零租金土地，而非自愿失业或零工资的劳动者则不会存在。“边际以下”土地供给的增长或减少对生产没有影响；“边际以上”土地的增长则会提升生产并使得迄今处于边际的土地转入“边际以下”。
较低的时间偏好将会增加资本投资并拉长生产结构。如此延长生产结构，增加资本品的供给，是人类从两手空空、土地不毛的状态进步到日益文明的生活水准的唯一途径。这些资本品是通往更高总产量的中间站。但是如果人们希望在任意长的时期中保持其较高标准，那么资本品必须像最初被生产出来那样得到持续地维护或替换。更大的资本投资而不是技术改进，才是扩展生产时的重要考量。资本的积蓄和投入过程决不会耗尽可用的最好技术机遇，许多企业仍然使用陈旧的未改进的工艺流程和技术，只是因为它们尚未将资本投入其中。任何时候对生产直接发挥作用或产生限制的是资本供给而不是技术。
在一个增进着的经济体系中，给定货币的稳定供给，增加的投资和更长的资本结构，将带来较低的要素货币价格以及更低的消费品价格，因此，根据货币单位购买力变化修订后的真实的要素价格则必然上涨。这意味着真实而非名义的地租和工资率在增进经济体系中将会上升。当时间偏好率下降并且对消费的总投资比例增长时，利率则会下降。
如果租金是由耐久要素赚取的，它们就在市场上被资本化，即它们将具有与折现未来预期租金相等的资产价值。因为土地如同企业的股份一样也是市场上的一种投资形式，其未来租金就将被资本化，从而土地往往会与其他投资形式一样挣得同样的利率。在一个增进式经济体系中，尽管土地以货币计算的价格将会下降，但其真实资产价值会上升。土地价值未来的变化若可预测，它们会立即被并入其当前资产价值之中。因此，土地的未来所有者将会从其真实资产价值未来的上涨中得利，当然这只能是其先前的所有者未预期到这一上涨才会如此。当这一上涨被未来的所有者预期到之后，未来的所有者就会在其购买价格中为之埋单。而在一个衰退着的经济体系中，一连串的变化将与增进式经济体是相反的。在一个静态的经济体系中，总产量、资本结构、人均真实工资、土地的真实资产价值和利率将保持不变，而生产要素的配置和各种产品的相对价格则会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