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蓦然回首，原来已走出半生！一九七零年大年初一的凌晨，天还黑漆漆的一片，青海省西宁市杨家庄的居民们尚在梦乡，距离预产期还有几天的母亲突然开始阵痛并有了临盆的迹象，我迫不及待地要来到这个世界，去医院显然已经来不及，虽然是第二个孩子，但是要在家里生孩子，父母着实没有经验，慌张中父亲冲进茫茫夜色中，向邻居刘大妈寻求帮助，热心的刘大妈找来了卫生员，我才得以顺利地在新年的晨曦中发出了人生中的第一声啼哭，成为了核二代。
遗憾的是，如果再早生两个月，我就和一所同龄了，一所独立建所是在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二十日，再过几日，便迎来一所的五十华诞，而我也总是在催促自己，无论如何这个周末一定要写下我和一所的缘起情深，从出生到十九岁开始在一所工作，近半生我和一所都是紧密相连，她已经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那些在老点的青山绿水间成长的岁月或许隐藏着我成长的基因密码。
对，就是基因密码，人们总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虽然祖籍江苏淮安，但是一个根本就不会说淮安话的人，仅仅几次在淮安飞鸿一瞥般地停留，根本无法理直气壮地说出淮安是我的故乡；那么在四川生活了近五十年的我，也说不口自己是四川人，因为我既不会说四川话，也不胜川菜精髓之辣，至于川人少有不会的麻将牌，更是一头雾水。每当别人问起我是哪里人时，总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
那么，我的故乡在哪里呢？我总是这样问自己，回首望去，往昔的一切如影像缓缓播放，那个还在大山深处时的一所如一幅山水画卷在我脑海中展开。
1970年10月开始，九院开始由青海搬迁至四川九〇二地区。尚未满周岁的我，还未学会走路，就在母亲的怀抱中开始了人生的第一次旅行。
据母亲说，当时也没什么家具，简单地收拾了行李，她就一手抱着我，一手牵着三岁多的姐姐，坐上不通风不透气的闷罐车，大家席地而坐，经过两天两夜的辛苦劳顿到了四川，之后又是转乘汽车才来到在大山深处的九O二地区。父亲当时分在以原实验部为主体的九0一所，当时叫“151”部队。
这其中的几多辛苦自是不用说，艰苦奋斗在父母那一代九院人身上有着非常突出的体现。当时的九〇二地区生活设施还不是很完善，据父亲的文章回忆：“小厨房进去两个人就嫌挤，而且没有炉灶。每个单元三层楼三户人家共用一个烟囱，每户留一个出烟口，炉灶得自己砌。谁会砌呀！开始大家都在食堂买饭吃，排起长长的队，去晚了还买不到。后来就学着砌炉灶，只要有一人会砌，师傅带徒弟，一个传一个，我也很快学会了。”
父亲学会砌炉灶后，还帮别人砌了几台，手艺愈发炉火纯青。父亲形容那叫回风灶，烧的小木条。把从老乡手里买回来的木柴锯短劈碎，成为四五寸长的小木条，烧起来呼呼着响，紫红色的火苗，转圈地烧，省柴省时。瞅着自己的作品，父亲的成就感油然而生！
待我记事起，家里做饭的炉子已由柴火灶升级为蜂窝煤炉，煤是由所里的“五七”合作社的家属们生产的，每个月都会定时用卡车依次送到家属楼前。于是，家家户户都开始出动去搬煤，好不热闹。小孩们也会帮着父母去搬煤，力气小，就两块三块地搬，搬煤的工具包括脚盆、木板、纸箱等等五花八门各显身手。偶尔也会因不小心，将煤摔碎在地上，大人会将煤渣扫起来，时间长了待碎煤渣积攒多了就自己做蜂窝煤。
大人们忙着将蜂窝煤整齐地垒在家门口，每天晚上临睡前都要将炉火封好，保持着煤不熄灭，有着温温的热度，炉子上再坐一个烧水壶，这样第二天就有热水洗脸了。
天刚蒙蒙亮，父亲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将炉门打开，用一根铁棍通一通煤孔，使得炉火能够很快烧旺一些，或是看炉子下方的煤燃烧的差不多了，就在炉子上方再加一块新煤，然后用扇子在炉门口使劲扇一会儿，新煤很快会被炉子里的燃着煤引着了，蓝色的火苗呼呼地从数个煤眼中冒出，这时，父亲便开始忙着给我们做早饭了。
别小瞧这小小的蜂窝煤炉，一顿三餐父母都是依靠它而完成的。而喝的开水则要用暖水瓶去专门的锅炉房打了，“打开水”这个专有名词是直到搬迁到绵阳之后，有了饮水机才退出我们的生活。
当时的一所家属区分为几个片区，大家习惯按地理位置称呼为山上、山下以及西沟、新村等等，楼名则或是按栋号或是按居住人群的职业或是按楼房的外观命名，比如医院楼、长楼、三合院、基建组等等，反正提起时大人小孩都很清楚知道所指是哪栋楼。
由于九院工作的特殊性，整个单位就是一个小社会，麻雀虽小五脏倶全，学校、银行、商店、医院、派出所等等一应俱全，自成体系，我们住的楼房、父母工作的单位大楼、全是自建的，不属于地方，机构运作也和地方没有太多的关联，因而，我们自小的成长环境比较简单，长辈们都是同事，孩子们都是同学，有些封闭，但同时也容易自我满足。
一所在一个狭长的山沟里，绵延十几公里，两旁都是青山。山上、上下星罗棋布着住宅楼、单位大楼、后勤部门，父母上班有班车，或者骑自行车。学校在所区中间的位置，孩子们从小学到高中都在一所学校里，所以数十年后发小见面，总有一种亲切的情感。
所区边界没有围墙，记得我家旁边就是农民的田地，春天看见农民赤着脚站在水田里插秧，秧苗先是一捆捆堆在田埂上，然后被抛向水田，很快就经农民的手横平竖直地、在田中迎风飞舞。少时的我一直认为很神奇，他们完全不用尺子，就能将秧苗插得笔直，而且速度很快、并且一边向后退一边插秧，总是让我看的很痴迷，稻花飘香的季节，更是让人心旷神怡。
随着季节的变换，稻田变成了黄澄澄的一片，秋天到了，农民又开始挥着镰刀收割，记得我们在收割后的田地里欢快地奔跑、放着自己用竹条和报纸糊做的风筝。当然，我们也会结伴去偷吃老乡的李子、桃子，有时被他们养的土狗追得狼狈逃窜，也有时他们发现后根本就不计较，轻描淡写地说我们两句。
我们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自由长大。当地民风淳朴，记得有时父亲骑自行车，遇见认识的老乡，会被要求搭个车；而我们也去过当地老乡家里吃烤红薯、烤火。虽然接触不是很多，但彼此之间还是相安无事、友好相处的。
那时父母对我们是完全放心，没有一点安全上的担心。马路上有车，但很少，也只是单位上的车，什么人贩子更是没听说过。我们脖子上挂着用绳子穿的钥匙，漫山遍野地玩耍，在开满小野花的草地上连续地翻着跟头，在小溪里抓着小虾，用树叶做成的小杯子接山泉水喝、摘山里的野生红果果吃，自由地释放着天性。
今天的我对自然有着莫名的好感，每天不去家旁边的山里转转就感觉缺了什么，山中的风穿过树枝的声音，果实掉在落叶上的响动，鸟儿间或鸣叫，都对我有着一种疗愈的作用。或许，在那时就已经埋下了伏笔。
那时的生活极为简单，我们每天上学、回家，父母每天上班、回家，所经过的路线和所遇见的人，每天都是一样的，周而复始。小孩子知道彼此的父母是谁，而大人们则知道孩子们是谁的子女。
毎家的生活也基本一样，吃穿用度所差不多。因为地处山沟，购物极为不便，逢年过节，所里统一调配物资发放，一样的蔬菜、水果。甚至，我们家里有一样家俱，比如床和大立柜。所以，孩子之间也就没有攀比之心，大人们之间也很睦，很少发生争吵，日子过得简单、淳朴。
记得有两次都是在中午吃饭时，所区的广播中播放有人病危，急需输血。父亲毎次都是把碗一放，立马冲出去。所以，那时我就知道父亲是0型血，是万能输血者(当然现在不这么提了，那时条件受限)。而如果谁家有难，那也绝对是八方支援，与人为善，乐于助人，是父辈们的人文情怀。
自立更生从来都是九院的传统，不仅仅是在科研上，白手起家搞原子弹，原子弹研制的亲历者曾经回忆：“当年九所有一个口号是‘自力更生、土法上马’,这句口号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在生活上，这些知识分子一样是能工巧匠。我们家的大衣柜、沙发、饭桌都是父亲亲手做的，家家户户都有一套木工用具，包括刨子、锯子以及画图纸的工具等等。
记得父亲在辛苦工作一天后的那些夜晚，戴着眼镜，穿着一件跨栏背心、弓着身子，一下下从前向后刨门板的样子，白花花的木刨花卷曲在一起，是生炉子时很好的引燃品。柜子做好后，还要自己刷油漆，父亲手艺很不错，不仅颜色调的好，而且漆面匀净、光泽度非常好。印象中让父亲很挠头的是做沙发，要将弹簧很好地固定在沙发木架中是个技术活，经过和赵伯伯一起琢磨研究，父亲成功地做好了两个单人布艺沙发，布料上是很典雅的大朵暗花，当时是我家的奢侈品。
有趣的是，我们小的时候饭桌比较矮，到我们长大些，父亲将四条腿接长，变成高桌子，因为接头处颜色不一致，所以在我心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同学的家里也大致是这样的，爸爸会打家具，妈妈会做衣服。七十年代，整个国家都不富裕，经济发展停滞，况且，地处大山深处，就是有钱，也没处买去。记得父亲有一年出差去北京，给我们姐弟三人买回来过年的衣服，让我们如获至宝。
虽然现在想来，那时的日子很是清苦，但那时倒也不觉得，因为整个社会都是那样的。不仅仅是粮食，其他很多物资都是凭票供应，当时猪肉很紧俏，一周也就只能买一次，还要早早去排长长的队，很不容易才能买到。
记得，当时卖肉的师傅大家都叫他老周头，是家喻户晓的名人。因为猪肉难买，父母会将肥肉炼成大油，焦脆的油渣则拌些白糖就是我们争着抢着吃的零食，如凝脂状白白的猪油则盛在一个带着花的大陶瓷砵中，每天炒菜用一些。瘦肉则一次炒成肉丝，或炸成肉丸子，炒菜的时候放一些。当然是菜多肉少，油水不足。所以，如果父母说去食堂买个菜吧，我们会很高兴地飞奔而去，相比较而言，食堂的炒菜感觉油水要大一些，这一点在今天也是一样的，只是现在我们会很嫌弃食堂的菜放油太多。
而当地马灯镇的一家饭馆的炒菜更是大家梦寐以求的饕餮。马灯距所区大致有个五公里，逢着周末，父亲偶尔会骑车去买一个炒菜回来，让我们打牙祭，香香嘴。盛在铝制长方形饭盒中的蒜苗炒猪肝是我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美味，至今都能回忆起那翠绿的蒜苗配着油汪汪的鲜嫩无比、朱红色的猪肝片是有多么的诱人。这一点，在我长大以后多次从别人的回忆中得到印证，马灯饭馆的蒜苗炒猪肝是我们一所小孩每个人心头的无法抹去同时也无法再现的经典美味。（当年的马灯饭馆很早就毁于一次大火）
到了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浪潮滚滚袭来，生活开始渐渐好起来，各种电器开始层出不求地涌现。但在那个物资紧缺的年代，电视机也是要凭票购买，家里的第一台电视机是由所里统一从外面采购的，论资排辈分批购买的。当然那时是黑白电视机，记得好朋友家的黑白电视屏幕外面加了一个红黄蓝三色的透明膜，这样电视看起来就有些色彩，当时我觉得非常好看，跑回家就当成新鲜事讲给父母听。
家里的第一台电风扇是“山江”牌，这是由所里车间研制生产的，这台带着按键的落地电扇还会摇头，在当时也是每家每户的标配，深受大家的喜爱。
第一次接触录音机则是非常难忘的，当时国门已经打开，九院开始公派科研人员去国外当访问学者，学习国外的先进科研技术。我们楼一位叔叔从英国回来带回一个单卡录音机，楼里一群小孩子都涌向他们家，当我们说“你好”，这个长方形带着一排按键的录音机用我们自己的声音也说：“你好”的时候，我们简直惊呆了，不停地录，不停地放，反反复复，乐此不疲。这以后，录音机开始进入大家的生活，而我们家的第一台录音机，是父亲去广元买回来的，是一台可以翻录磁带的双卡录音机，成为我们最喜爱的电器。
在物质生活日益好转的同时，精神生活也开始逐渐丰富起来。一九八三年，首届春晚登上了央视的舞台，很多经典的节目让我们耳目一新，王景愚的无实物表演《吃鸡》成了永恒的经典，曾经被禁的歌曲《乡恋》也在这届晚会上解禁，因为观众热线高密度点播，当时的广播电视系统的领导吴冷西部长，只得冒着风险，咬牙同意李谷一在全国人民面前演唱这首“黄色歌曲”，《乡恋》得以正名，被誉为国内流行歌曲的“开山之作”。
由此之后，春晚也成了年三十晚上的全家团圆时必备大餐，早早就围坐在电视机前，唯恐错过一个节目。不仅电视是直播，收音机也同步播出音频，家里有了录音机后，我就更加忙碌，早早把录音机收到央视春晚的频道，准备好磁带，晚会一开始就按下录音键，把整台春晚录制下来，成为一盘大家争先来借的宝贝。
那个时候有照相机的人家屈指可数，于是所里的照相组便会在春节的三天假期里定点为大家提供照相服务，从黑白相片到彩色相片，我们慢慢地长大了。
八十年代涌现了很多优秀的作家、诗人，同时也是文学作品大放异彩的年代。《当代》、《收获》、《中篇小说选刊》《诗刊》都是我们喜爱的杂志，虽说家境不算宽裕，还要寄钱回老家奉养爷爷奶奶，但是家里还是订阅了一些报纸、杂志，自我们认字起，姐弟仨最喜欢抢着报纸、杂志看，记得有时候来了杂志报纸，抢到之后就跑到旁边的田野边先睹为快。
所里有专门的放映队，电影基本是毎周都有，记忆中当时上映的电影基本上都看过，而且记忆深刻，比如《少林寺》简直红极一时，主题曲《牧羊曲》婉转悠扬，人人会唱。有了电视之后，通过闭路电视，一到周末，所里就会播放录像，《渴望》、《万水千山总是情》、《霍元甲》、《血疑》、《大西洋海底来的人》、《尼尔斯骑鹅旅行记》等等，我们全家挤在电视机前，看了很多优秀的电视剧。
1978年，时任所长经福谦，非常注重科学研究与培养人才相结合，出成果同人才相结合，他狠抓职工教育工作，所里跟中科大、国防科大联合办了很多的培训班。第一个培训班就是在1980年，经所长首开先河地在一所举办了一个高级英语口语培训班，聘请了中科大的奚瑞森、张爱丽，奚瑞森是资深的英语教授。当然，这些具体信息都是我开始做经院士采集时才知道的，但当时作为孩子的我是深刻感受了全所掀起的学习风潮，而且记忆犹新，父亲当时是参加了日语培训，天天在家里背日语单词。大人在学习，我们小孩子也不闲着，记得1982年，央视有一档英语学习节目叫《跟我学》，我们全楼的小孩子都聚在有电视的人家，拿着教材一起学，一股英语学习风席卷而来。
办公楼里也常常很晚还透着的灯光，叔叔阿姨们仿佛要把曾经耽误的时间夺回来，家里父母也经常在灯下批改作业，我们早已习惯父辈们就是这样工作生活的，他们做事认真，甚至较真，不足为奇。我们不知道这些穿着朴素，每天骑着自行车去上班，和我们一起排队打开水的普通人在清苦的生活中正干着不平凡的事情。
在我们的眼里，他们只是哪个孩子的爸爸或妈妈，对他们所从事的事业一无所知。直到我走上工作岗位，和过去的叔叔阿姨成为同事，我才开始一点点了解他们，讶异身边原来如此卧虎藏龙。
让我深感荣幸地是，五年前开始参加经福谦院士采集小组到今年的孙承纬院士采集小组，我得以走近科学大家，深度感受他们的精神风骨。当我被经院士的坚韧谦逊深深打动，写下了《愈走近愈崇敬》；当我被孙院士的简朴低调所感染，我写下了《走近，方知山高水长》。两位老科学家身上都有着对科学的执着与热爱，在生活上的淡泊与宁静。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九院人的最初守望，就是铸国家安全基石，正如两弹元勋、核物理学家王淦昌那句“我愿以身许国”，老一辈九院人的无私奉献精神总是让我们动容，给我们以激励，他们的初心未曾有过一丝一毫的改变。
他们是那个时代九院人的杰出代表，体现着九院的文化精髓。
当物理意义上的故乡无法觅得，我开始不断找寻精神上的原乡，那过去时光里的点点滴滴浸透在我的生命中，形成了我的思想和行为习惯。真正成就我的性格和气质的，除了我的家庭，九院独特的精神气质已经融于我的血脉当中。
关于文化，余秋雨曾经讲过：“文化是一种称为习惯的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它的最终成果是集体人格。”文化的最大成果就是人，九院的文化造就的是九院人。那么我想，我找到了自己精神的原乡。
我很庆幸，我是这个集体里的一员。
今天，当一所就要迎来五十华诞，我自己也即将步入知天命的年纪，脑海里浮现的是苏轼的一句词，“万里归来年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此心安处是吾乡”，送给我挚爱的一所，送给我自己，送给每一个永保年轻之心、不忘初心的人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