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军：母亲笑了，我哭了

病了好久的父亲那晚咳嗽得特别厉害，母亲喊我们起来时，她一个人已经摸黑去了大队赤脚医生二先生的家。

穿窗而入的风，将那微弱的油灯火苗吹得噼啪直响，溅起的火花落在桌子上，一瞬间便没了踪影，父亲咳嗽了几声，挣扎着抬起头，张开嘴巴，吃力的看了我们一眼，想要说些什么，但最终还是没能表达出来，只是那双眼睛在昏暗的洋油灯下睁得老大。

母亲回来时，帮我们点亮了被风吹灭的洋油灯，一丝微光重新照亮了整个房间，远远望去，感觉父亲好多了，不再咳嗽，睡得正香。

二先生背着药箱，俯下身子给父亲把了把脉，摇摇头便转身走了，母亲像天塌下来一样紧紧的抱住了我们………

家里陆续的来了几个人，大姑老爹和一个本家大大帮父亲擦好身子穿上衣服。老队长眨了眨通红的眼睛问母亲，秀银（我父亲）的后事怎么办？

母亲双手捧着头没说话，家里一分钱都没有，过了一会儿便指了指床前的踏板和两扇大门，意思是就用它们改做棺材。

老队长摇了摇头说不行，便想到了一个省钱的办法，将父亲火化，可母亲坚决不同意，后来队上一个卖肉的大伯说古溪有户人家的棺材要卖，只不过是松木的，母亲将家里快要出栏的壮猪贱卖了60元，又向伯父借了50元，才算凑齐了父亲的棺材钱。

父亲下葬的那天，母亲跟伯父和姑姑他们发生了争吵，起因是母亲拒绝为父亲穿孝，这在农村来说就意味着母亲要改嫁，二姑说，就算你不穿，但也要给我们几家散孝，哪怕一家一顶白帽子也行，伯父说，你要走你走，我们也不拦你，可母亲还是咬着牙拒绝为父亲穿孝。

母亲在众人的指责声中办完了父亲的后事，家里开始变得冷冷清清，每一个经过我家门前的人，都会伸长了脑袋，看看母亲是否还在家里。

第三天家里突然变得“热闹”起来，大老爹端着饭碗，蹲在我家门口：“秀银在世的时候，借了我五元钱……”

小叔背着个草篮子，跟在我母亲后面，快到田里的时候终于憋不住：“你家还差我家那几斤玉米就……”

………

母亲咬咬牙：“你们放心，我现在还不起，但我将来肯定会还的。”

“不要不要，我们只是说说而已。”众人异口同声，像是事先说好了的一样。

后来，我们家渐渐的开始恢复平静，偶尔有亲戚串门时，母亲便会拿出十二分的讨好：“在我家吃饭吧。”

来人头摇得像个拨浪鼓，不不不，我到西头去。

西头是我大伯家，条件比我家好几倍。

父亲在的时候，家里来客人时，都会舀上一碗羊汤，洒些葱花，切一只羊肺，当然，也没见哪个亲戚朋友说要走的。

父亲是个宰羊的，母亲跟我们说，我又不会杀羊。

人这穷，就像得了个传染病似的，没有人敢靠近你，深怕被传染上，遇上别人问起时，还百般狡辩，我与他家毫无瓜葛，就算离座时，还要用那金贵的双手拍拍肥大的屁股，深怕沾上了我家的那股穷气。

一次一位亲戚家砌屋上梁，众人便提议合买一副纸中堂外加一个挂钟，平均每家要出5块钱，母亲东凑西凑的弄了3块钱，等了老半天看看没人说话，便起身回家，正好被队上的仁华叔看到：“哎，二嫂子，你的那份子钱呢？”

母亲尴尬的说道：“我只有3块钱。”

“3块就3块，你跑回家干什么？能拿多少就多少，我们总不能让你做矮子啊。”

“既然这样，那中堂上就不要写我们家的名字了。”母亲觉得歉疚，不想沾这个便宜。

后来，仁华叔还是把我们家的名字写上了。

从亲戚家吃饭回来的时候，每人手上多了只回礼袋子，里面装了几只苹果桔子，只不过我们家的袋子里都是装的小的坏的，母亲不说话，因为我们家只出了3块钱。

后来，母亲为了避免这种尴尬的场合，出人情时基本上都是叫别人把钱带过去，这样亲戚家办酒席时，不会因为母亲的出现而丢了面子，当然母亲也不会因为自己的窘迫而抬不起头来，皆大欢喜。

没多久亲戚家的女儿要结婚，母亲没办法，将几只刚刚开始生蛋的新母鸡卖了十几块钱，没想到到了晚上，那亲戚过来跟我妈说，你明天就不要来了，以后我们两家人情上就断了来往吧，不是说嫌你们家穷，关键是你一个人带几个孩子挺不容易的，你不要有其它什么想法啊，母亲像蚊子一样从喉咙口蹦出了一个“嗯”字，就再也没说什么，从那以后，我们家的亲戚也就越来越少。

上初中那年，母亲实在拿不出钱来供我读书，仁华叔看不下去，给我们打了张申请书，说是去公社找XXX人，他这人肯帮忙，我们弟兄俩去公社跑了两个多月，最后公社那个长得虎背熊腰的中年男人，不知道是因为可怜我们，还是被我们跑的次数感动了，给我们批了5块钱，回家以后我就发誓，以后就算穷死再也不会去公社要救济了。

遇上农忙插秧，我们家是很难找到人帮忙的，有一次伯父看不下去，就叫在他家插秧的人帮我家插，大家吃饭的时候，伯父突然将筷子放下指着母亲骂道，难怪你每年农忙找不到人帮忙干活，你看你煮的鱼都是虫蛀的，母亲什么也没说，一个人跑到锅门口双手捂住了嘴巴……

桌子上吃的鱼，是每年过年队上分的，母亲将鱼头剁下来煮给我们几个吃，鱼身子腌好晒干留下来，等有亲戚上门或者农忙找人干活时再拿出来吃，有的时间长了就会有虫蛀，晚上睡觉时，母亲说，不怪你伯父，只怪我跌落（没用）。

等到收稻脱粒时，我们人小抬不动柴油机和脱粒机，所以每年脱粒我们家都是最后一个，有一年轮到我们家时，队上一个男的时不时的借机靠近母亲，母亲实在忍不住便推了他一把，后来那男的就说他太瞌睡了，叫母亲一个人慢慢脱粒，他要回去睡觉，那时已经是凌晨三点多了……

母亲喜欢养点鸡，鸡蛋可以换点油盐酱醋，公鸡卖了给我们做学费，但有一年我们家的公鸡卖给队上的队长，却一直没给钱，以至于多年以后，向他讨这笔钱时，队长说，公鸡是他妈妈买的，你要钱就向他妈妈要，可他妈妈已经去世了，为这事母亲气了好多天，因为那一年我没交学费，也就没拿到书，母亲一直为这事内疚，如果队长给钱了，我家孩子就能拿到书，说不定还能考上一个什么学校。

那时候洋油紧张，比较难买，再加上家里没有经济来源，我们连续几天没有灯写作业，母亲安慰我们说，等明天鸡下了蛋，就能凑够3角4分钱了，第二天卖掉了鸡蛋，母亲便去大队代销点打洋油，正好遇上大队干部打好了洋油回去，到了店里的时候，店里的人说洋油全部卖光了，母亲说我刚才还遇上大队干部打洋油回家的，怎么我来就没有了，你把装洋油的坛子给我看，如果真没有就算了，可店里的人就是不肯把装洋油的坛子给母亲看，母亲一气之下踢坏了小店的大门，店里的人拖住了我母亲不让她走，要她赔门，并找来了大队干部，而来解决事情的人，正是母亲刚才遇上那个打洋油的大队干部，最终大队干部让母亲赔了10元钱，店里的人才肯罢休，从那以后，母亲便开始变得沉默起来，无论什么事情不敢再次反抗：大队干部捉了我家十只小猪，母亲不敢去要钱；队长来拿我家的豆饼，母亲不敢去要；队长来买草鸡蛋，母亲不敢去要钱；后来我帮队长家的儿子装修，母亲也不肯我去要钱……母亲说，咱们就让让他们吧，我被他们欺负怕了，我只想过一个不用担惊受怕的日子。

九二年的时候，我们家卖了几头大壮猪，晚上请帮忙捉猪的人吃饭，伯父在台上说：“佤巧兰（我母亲）在队上从来没有被人说过闲话，她是对得起佤老二的。”在锅上盛饭的母亲突然放下了铲子，揉了揉那双不争气的眼睛……

前年哥哥在陪母亲散步时，不禁好奇的问起了母亲，你辛辛苦苦把我们兄妹三个领大，也没有重新嫁人，可你当年为什么拒绝为父亲穿孝？

母亲说，因为我当年根本就拿不出一分钱，去买布做孝衣！

那一刻，母亲笑了，我却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