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一个名叫《文学英雄》的综艺节目让我印象深刻，是哪个台记不清了。节目的形式是请几个作家用游戏的方式体验一天的生活积累素材，然后抽签决定写作的题目，并且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写作。最后，由一名合作的演员将文章在舞台上以讲述或是表演的形式呈现。
当电视上出现这种节目的时候，我是惊讶的，原因是，现在的文学正在被消费了。蒋方舟也是这个节目的嘉宾，我对她的认识起初仅仅是停留在天才作家这个层面上。一次偶然，我听到她的演讲《中国作家的困境与奢侈》。在演讲中，蒋方舟直面文学与商业的冲突，她说，如果你说一个作家他是畅销书作家，她觉得这是不光荣的，甚至有些可耻，就像听到某个明星领导嫖娼被抓这类丑闻一样。
她还提到，在现代的商业中，企业为了塑造品牌或是提升影响力，常常会替品牌请一些代言人。我的总结是，这种矩阵的构成往往是这样的：会请到一个明星，这个明星是流行消费线中的一员，有很高的人气，或许会有一些网红，这样可以在互联网上形成一定的影响力，这个时候，企业会觉得品牌缺少一些文化底蕴，于是会请一个作家。这就跟综艺节目开始消费文学是一样的。
北岛曾经说过，他期待在未来中国可以有一场文学复兴，希望有这样的环境给年轻人去创造，去学习。我想，北岛的愿望离实现可能还有一段路要走。事实上北岛也却是在最近的演讲中表示出对此地失望，甚至绝望。我认为，这也许是诗人的天性，对现实绝望所产生的悲壮感才能使他们创作出伟大的作品。我们出生在北岛已经红过了的年代里，事实上很多80后作家也在积极探索和思考中。
下面是摘自蒋方舟2013年出版的书《我承认我不曾历经沧桑》中的自序：
五年前的冬天，我坐火车来北京，在清华最老的建筑“清华学堂”里接受自主招生的面试。面试从早上持续到中午。出来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一点，正午仍冷，呼出的白气依稀可见，我却从内往外冒着燥热之气，燥热是因为觉得自己面试得并不好。
高三的我，心甘情愿地把自己洗脑成了一个贫乏而绝望的考试机器，少年成名的骄傲已经全部消失褪去，我残存的全部的内心世界，就是放在课桌左上角不锈钢杯子上贴的励志话语——“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我往校门外走，每走一步心就往下顿一顿、沉一沉，心想：要是考不上大学怎么办？来不了北京怎么办？完全丧失了写作和思维能力怎么办？校园很大，路长得没有头。
半年之后，我收到录取通知书，在小城市的大酒店摆了酒席，和几十桌我不熟识、以后也许不会再见的人碰杯，听了很多“光宗耀祖”、“前途无量”之类的话。不久之后，我收到《新周刊》杂志从广州寄来的聘书，聘我为特约记者，之后又成为主笔。我一到茫茫的北京，就有了个投奔的去处。
这一次，我踌躇满志又稳稳当当的。我爸说：“有几个年轻人能有你这样的机遇，要珍惜。”
整理自己来北京的几年，整理自己的光阴和作为，才觉得惶恐：不仅没有显示出任何“前途无量”的征兆来，应付琐碎人事的时间多，耐得住寂寞的时间少，甚至愧对“珍惜”两个字。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大家谈论的内容不再是当下，而更多的是拼凑各种道听途说的消息，传递对风雨欲来的预测与恐惧；于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也开始用宏大的词汇说话，而不再只关心文学及与之相关的；俗世的乐趣，不再是常态，而是暂时逃避的去处。
而现在，写作对我来说越来越困难了。
自己的文章还是以批判为主。批判的对象，则是微博上那个水深火热的社会，新闻里耸人听闻的中国，口口相传的那个恐怖的怪兽。缺乏社会和生活经验，让我只能去想象自己的敌人。作为批判者的写作者，我陷入了鲁迅那种尴尬的英勇的姿势之中，一方面肩住了黑暗的闸门，另一方面，攻击的对象却缥缈虚妄，自己陷入鬼打墙一样的“无物之阵”。
而我越来越清楚地知道，真相是复杂而多面的。因此，当我写下“中国”、“社会”、“时代”、“人民”之类的词时，变得越来越心虚。我暂时放弃了对中国的总结，而去观察个体，见微知著。我们每往前活一天，就进一步被遗留在“历史”的坟茔里，总有一日，都成标本。做标本的制作者也是很有意思的，虽然这没有浮夸的语言和意识形态的争论来得吸引人，可不讨巧的笨功夫，也得有人来下。
我和一个同级的建筑系同学聊天——我们高中时候就认识，那时候交流人生理想、江山社稷什么的，也会彼此感动和自我感动，他们理科生把这叫做“有人文情怀”。两天再和他聊天，被他一句话触动，他说：“这几年，我觉得世界上要改变的事情越来越多，可我越来越明白，自己能改变的只是一小件。”他能做的，就是造好心目中的好房子，而不是花里胡哨投机取巧，或是和大部分同学一样考入体制内的设计院。
匈牙利作家乔治·康拉德把这叫做“反政治的政治”：精英阶层为自己的权利和与之相伴的些许自由而奋斗，抛弃简鄙的宣传语言，尊重现在，而不是恐惧或梦想明天。
我听到同学这样说，脑海中浮现出贾岛的句子：“旧国别多日，故人无少年。”实际上，我从未离开过故国，只是因为自己在长大，坐标在变化，坐标中的中国，也就随之变化着。中国人擅长相忘，我和中国倒是一路相望，不曾相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