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初的冬天，父亲住进了老家省级医院的肿瘤科，诊断为直肠癌，还未扩散，医生建议尽快手术。于是年前赶回老家，紧急安排手术。从北京来的专家如期而至，手术据说很顺利，上了手术的医生们都在称赞专家的手法漂亮，就等12天后拆线出院，还能在家过个年。
手术结束的当天，父亲被送进ICU观察术后复苏。ICU的门口是一个宽敞的大厅，有一些椅子，但是远远不够，家属们围墙而坐，轻声细语地聊着天，或者疲惫担忧地靠着墙不说话。到了晚上，家属们租折叠床睡在大厅里，横七竖八，气味诡异。ICU的门时不时会打开，没有扩音设备，只是高声喊着某某某的家属。每当这时，所有的家属都会自觉地噤声，如果喊了两声还没有回应，便会有家属帮着高声向外喊。高度紧张的家属们，一定会第一时间回应，脚步急促踉跄，忐忑不安地奔向那扇门，有时候只是让出去买点护理用品，有时候就能听到几秒的沉默后发出撕心裂肺的哭声。有一个年轻的妈妈哭得瘫软在地，那是我所亲见的最绝望的身姿，她的女儿只有20岁，却在分娩的时候去世了。父亲只在ICU待了一晚，我和母亲守着，也被叫了两次，一次是买护理垫，一次是签字转出ICU，我像所有未陷入不幸的人一样，看着眼前的一切，看着生老病死，但置身事外。
手术第二天，父亲全麻复苏观察结束，出了ICU送进病房。这是真正在肿瘤科住院的第一天，我端着盆去走廊的另一端打水，中间病房的门口围着很多人，放慢脚步盯着盆里的水不要洒出来，却看见有一双脚，踩着我的左脚，右脚，就这样从我脚面上走了过去。纳闷，也有点气结，抬头看到一张表情僵硬的脸，两只眼睛泛着毫无生气的深黑，直勾勾地盯着前方。当下了然，定是重症病人家属，于是默不作声端着水盆回到病房。
父亲的病房共三张床，一床靠门口，父亲在二床，中间。病床不算多，但是因为房间小，陪护的人想去床头柜取点东西，一定要侧身进去，如果需要蹲下则一定要挺直腰板，慢慢蹲下去。墙面和窗帘上，很多不明的斑块，还有喷溅状的污渍，我只能强迫自己忽视这些，免得脑补它们出现的场景。给父亲做完简单的擦洗，门口突然一阵骚动，顺着围观人们的目光望去，那个踩我脚面的人，用床单打了一个看着很沉重的包裹，背在背上离开了，身后跟着的人们面容沮丧，有女人轻声啜泣。看护的病人家属们说，这是当地藏族的风俗，由死者最亲近的人，将尸体用规定的方法打包，背走。而背包里的已逝病人，胃部手术出院才不到一周，出院时医生一再叮嘱只能吃流食，但病人未遵医嘱，吃了好几碗糌粑，刀口撑破，病危，送回科室连抢救都没来得及就去世了。讲述的病人家属轻轻笑出了声，其实我也觉得好笑，但真的笑不出来。
接下来的几天，就是等待父亲恢复，每天和家人轮流看护，定时清倒引流液，在散发着浓浓的引流液味道的洗漱间，期盼父亲顺利恢复离开这里。肿瘤科的味道，就是引流液的味道，腐败，糜烂，令人作呕。每一个病人都在这里默默忍受，又充满期待。
一床的大爷来自内蒙大草原，七十多岁，瘦骨嶙峋但精神矍铄，只会讲蒙语不会汉语，有人跟他说话，他也只会微笑一下算是回应。父亲做完手术的时候，大爷已经术后恢复了一段时间，没过几天看护他的女儿高兴地和大家告别，说检查结果都很好，大爷也能吃能睡，出院回家了。床位刚收拾好，一床又住进一位藏族大爷，同样七十多岁，只会讲藏语不会汉语，身体健壮，和陪同的两个儿子讲话声如洪钟，丝毫没有生病的模样。但是第二天藏族大爷就做了开胸手术，因为经济拮据，没有复苏观察直接推入了病房，术后第三天已经能直挺挺地坐在床边，古铜色的身体隐隐现出随呼吸起伏的肌肉，隐忍着巨大的痛苦。那些日子靠门的一床宛如我心目中的门神，眼神肃杀，面容坚定，莫名地让我安心。
父亲起初恢复得很好，但是过了一周开始发烧，腹部鼓起，人也越来越迷糊，直到说胡话，认不出家人。原本计划的出院已经不可能，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这样，各种检查一直到大年初五才有结果，北京来的专家，在肠道手术时，用漂亮的手法误将一侧尿管割断了，却全然不知进行了缝合。父亲的腹腔和肠道吻合口，在尿里泡了十五天，只能尽快安排将尿管拉出做造瘘保命。术前，泌尿科大夫来谈话，谈起术中割断尿管却全然不知的事，其中一个很年轻的大夫，指着墙上的解剖图说，看，尿管本来就挨着肠道，加上病人有点胖，这割断了很正常的。他轻松的语气，让我忍了许久，最终却也没有多说什么，毕竟，还要靠他们抢救父亲的命。大夫讲了很多术中的风险，说，你们决定吧，手术做不做。我突然智商离线，下意识地问到，如果不做呢？大夫愣了一下，说，不做，只能等死。
手术安排在大年初七，正式上班的第一天。顺利做了尿管造瘘，出了手术室父亲被推入ICU，我一路奔跑只来得及握了一下他的手。期间母亲下楼交费，ICU的大门打开，喊着父亲的名字，这一次轮到我，步伐急促踉跄。进去之后大夫说，父亲低压降到了30，心率也只有30，让我签病危通知书。大脑空白，腿软，手抖，像一场想赶快惊醒的梦，我只想退缩，手心的汗在裤子上来回擦了几次，始终没有签。我懦弱地说，我签不了，等我妈来吧。
在ICU的几天里，有固定的探视时间，我和家人匆忙轮流换上隔离服进去探视，父亲看见我总是轻轻挥手，艰难地说，不要待在这里，我总看见奇怪的人在这走来走去，你走，让你妈妈快想办法捞我。一向幽默的父亲，用了捞这个词。在ICU门前的大厅里，我度过了几个白天，几个黑夜，看着生老病死，不再置身事外。想起美剧犯罪心理的一个场景，受害者家属对警察说，这样的事怎么会发生在我的身上，这种事情，应该是我吃着早饭喝着咖啡，翻开报纸的某一页，它只是角落里一个不起眼的报道。
终于父亲出了ICU又回到肿瘤科的病房。只要活着，就可以期待，那么眼前的默默忍受也变得弥足珍贵。不再迷糊的父亲知道了尿管割断的事，没有怨天尤人，还时不时哼歌讲笑话，乐观地给我们打气。我想安慰父亲，不知道怎么说，有一次看化验结果就说，那专家割断了尿管，看来是割得干净所致，你看现在情况很好没有扩散。父亲笑着说，看我女儿多善良啊。眼泪瞬间便止不住，我只是不知道该怎样安慰，我多想砸了这医院，多想抓住远在北京的专家狠狠揍他，但是，我什么都做不了。
父亲第二次术后几天的早上，在肿瘤科过道里又见到了内蒙大爷的女儿，我说你来开药吗？老爷子还好吧？脑子里还是她带着大爷出院时的笑容。她低着头说，昨晚又送回来，已经去世了。我张着嘴愣住了，说不出话，搂了搂她的肩膀。眼泪毫无征兆地流出来，死亡是如此地诡秘莫测，如此，强大。
父亲的腹腔和肠道吻合口，因为在尿液里泡了15天，感染非常严重。尿管的问题解决了，又发现肠道吻合口泡漏了，每天从引流的创口流出粪便和脓液，每天清洗却持续发烧。一直发烧会引起败血症，而肠道漏不知道大小，也不知道会不会长好。一切都没有好起来的迹象，只能默默等待，期盼，祈祷。
三床的病人住院时间也很长，是个回族，说话风趣，时常与父亲逗乐。期间上了手术台又下来，据说要手术的部位已经纤维化，像破布一样无法手术。但他的瘤却愈长愈大，压迫到膀胱，他的尿很憋，却尿不出来，就那样在地下走来走去，走来走去。他的老婆面无表情却也细致入微地照顾着他，有次趁他不在，说，年轻的时候他很风流从未对我好过，时不时还动手，现在只是为了孩子尽自己的本分。她说，我恨他。
桃花开了，父亲仍是天天发烧，肠道漏也不见好转，体质越来越虚弱。借了轮椅，给父亲穿戴好，决定带他去楼下看花，晒太阳。那天很温暖，父亲许久没有在户外，心情格外好，阳光肆意地挥洒下来，一阵风吹过，花瓣便飞舞，落地，至今我都记得那天的美好。自那以后，只要天气尚可，母亲每天都会推着父亲去户外走走，谁也不知道明天会怎样，至少尽力把今天过得好些。我在老家和上班的城市来来回回，母亲昼夜看护着父亲，直到第108天，肠道漏奇迹般地痊愈，父亲也终于不再发烧。不知该喜还是该悲，终于可以离开肿瘤科，带着衰败的体质，带着随时会使肾脏感染发炎的尿袋，带着肠道吻合口不漏了却过于狭窄的隐患，终于可以脱离浸在引流液气味中的肿瘤科。
有一晚，我梦见父亲去世了，走在家里的老楼下，阳光刺得睁不开眼，我哭得撕心裂肺，心里想着，为什么这样，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一家人平凡平淡健康活着不行吗？猛然惊醒，想到父亲还活着，那一刻，喜极而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