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于《读者·原创版》2014年第11期）
离新年还有两天，斯丁格和格鲁吉亚人一个坐飞机一个坐大巴，天上地下地来纽约与我会合。他们从树上还挂着红叶的时候就开始计划这次旅行，终于在冬季的第一次寒流刚刚过去，下一股冷风还未肆虐的空当抵达。两人来得不算早，无数游客已在一周前从世界的各个方向涌进来。每年这个时候，在纽约街头同时听到拍照时“茄子”的七种说法也不足为奇。
斯丁格和格鲁吉亚人是我的大学好友。在大学生涯最后一年，我曾不止一次地在他们举办的派对上担任酒保。我时常在傍晚时分横穿校园潜入他们房间搭起的吧台一角，又在凌晨两点披着满天星斗回到自己床上。这是我们毕业以后第一次见面。我们坐在一起，三个人因为困倦和寒冷而紧皱的眉头慢慢舒展，那些还没有远去的事情聚在脚边，渐渐地仿佛生起一丛火，每个人都说点什么，像是给那火焰喂柴禾。
他们本来已订好旅馆，可格鲁吉亚人看到我隔壁的房间没人住，突发奇想提议把房门捅开住上几天，省钱还方便。我的反对还没有来得及形成句子，斯丁格已经把他的开锁工具放回衣兜，那门轻轻地开了。隔壁的人已经搬走，新的住客要到下个月才来，这我清楚，但房东要是哪天心血来潮发动一次突击检查，我就得在新一年刚刚开始的某一天里流落街头了。
斯丁格退掉了旅馆的预定，大叫起来：“兜里一下回来了将近三百美元！”格鲁吉亚人看出我不放心，给我支招：“要是房东来了，你就说我俩是迷路的游客，硬赖着你借宿一晚，所以撬开了房门。到时候我就叽里呱啦地跟他说格鲁吉亚语，斯丁格你别说话，留些胡子看着邋遢点就行。”斯丁格点点头，他对这个办法比较满意。我把这种场景想象一番，它的滑稽程度已经足以打消我的顾虑。
我们买来啤酒、薯片，在那间空无一物的大房子里开始制定第二天的计划。全天的精华，此次旅行的重头戏自然是时报广场上（即人们通常所说的“时代广场”。这其实是一处误译。Times Square中的“Times”其实是指《纽约时报》，其总部曾设在此地）元旦倒数的“降球仪式”。午夜零点，一个将近一千斤重的大水晶球从摩天大楼的顶端徐徐降下，这个仪式已经延续超过一百年。我早向周围的人打听过，要想抢一个好位置看降球和其他演出，最迟中午十二点就要在时报广场的四十二街街口安营扎寨。我们盘算一番，决定在附近看一场八点的电影，十点钟到达广场，开始漫长的等候。
“咱们提前两个小时去，应该没问题。”斯丁格挺有信心。
“我们得等，”格鲁吉亚人扳着指头数，“我们得等十四个小时！”
“管他呢，一年就这么一次。”他接着又说。
“最好现在就睡，小心起不来。”我发出建议的时候已经夜里一点。格鲁吉亚人关灯的时候悄悄对我说：“这是我过去五年里睡得最早的一次。”
梦里我看到那巨大的圆球突然从楼顶坠下，摔得粉碎，闪亮的碎片在空中无乱飞舞，像是下了一场晶莹剔透的雪。
直到我们从电影院里出来，才发觉事情不妙。大多数路口已经戒严，穿深色制服的胖警察正从警车里搬出各式各样的路障。我们和周围的人一块跑起来，像躲避追捕的嫌疑犯，从一个街口狂奔到另一个街口。“早晨八点半”，这是我从一对正在互相埋怨的情侣那听来的理想到达时间。
时报广场在其他任何时候都没有如此拥挤、热闹，如此像一个宗教集会场所而不是一个商业中心。它似乎云集了这世界上所有种族、肤色和文化背景的“朝圣者”。一个人站在那，忍不住想：这个地方究竟有什么魔力，能像一块巨型磁铁一样吸引这么多人？但他肯定没有时间细想，因为他立刻像一朵水花，落入涌动的人潮被裹挟走了。而他自己也就成了那非凡魔力的一部分。
我们的运气不算太坏，虽然位置有些靠后，但总算是能看到那颗水晶球。它此刻正轻轻悬在高楼顶端，似乎没有任何重量，风一吹就要把它带走。
我们三人都从来没有和这么多的人肩并肩站着等待某件事情发生的经历，而今天这种体验要绵延十多个小时。时间像是被吹来的冷风凝结住了，步子慢得让人发狂。短短一个小时后我们意识到自己严重低估了这一天的寒冷。我环视四周，所有可怜虫的处境都差不多，鼻子、两颊通红，有人嘴唇干裂两眼流泪，还有人搂在一起，互相取暖。
时至今日，我也不能令人信服地解释后面的几个小时是怎么过去的，可事实就是如此。我们和几十万人（后来我知道那天在广场上的人接近一百万）站在一块，耳朵里甚至能听见一分一秒走过时带着冰碴的脆响。我们尽可能地大声说话以分散注意力，斯丁格负责讲他在自家农场上与牛羊搏斗的趣事，格鲁吉亚人专说他老家的烤蘑菇，黑麦面包和各式奶酪，我像一个热心的导游，向他们介绍西安和兰州的各种名胜。到最后三个人再也无话可说，却发现自己要么对牲畜习性的了解大有提高，要么对东欧饮食习惯的知识突飞猛进，要么就是对东方古国西北地区两个省会城市的风土人物了若指掌。
天空从灰白变成微蓝变成淡粉最后变成一片黑色的轻纱盖在人们头上。周围的说话声渐渐低下去，因为张嘴的难度不断变大，人们就不愿尝试了。广场前方的舞台上已经有工作人员在调试音响，演出就要开始了。饥饿像一条细长的毒蛇咬噬着我们三人的神经，那颗巨大的球仍然轻悬在高空，底下成千上万人的苦苦巴望也不能让它提前降下一厘米。
“我饿。”斯丁格撑不住了。让一个一百七十斤的壮小伙站在冷风里六七小时不吃饭，简直是反人类。
“谁让你不买点吃的。”格鲁吉亚人说。
“一根烤肠五美元，明抢也没有这样的。”斯丁格的抗辩因为饥饿显得底气不足。
我们就要不要去路障外面吃饭展开讨论，结论是：填饱肚子要紧，况且警察也不会不讲情理，到时候商量商量，肯定会放我们进来的。
我们拖着冻得硬邦邦的一身肉无比笨拙地翻过警戒路障，这时我看到夜色下千千万万人，有的两眼直盯舞台，虔诚地等待他们热爱的明星登台；有的在愈发浸入肌骨的寒冷里跳着自己临时编排的极不协调的暖身操；有的或站或坐地抱在一起，该死的冷风反而让他们的心贴得更加紧密。人们就这么等着，死活不愿意离开。我们三个叛徒从朝圣的队伍里溜了出来，用几乎失灵的嗅觉去寻找面包和肉。
就在这时，一个面色冷峻的警察从街角的阴影里转出来。他像终于捕获了猎物的猎人，指着我们背后的人群说：“你们应该知道，出来就不能再进去了。”
于是我们知道这一天是白等了。从十点开始，到现在，中间的等待算是一笔勾销了。我们找到一条没有封闭的街道，顺着街边的饭馆挨家吃过去，谁也没有说一句话，只是用牙齿、舌尖和饱嗝发泄心里的沮丧。
路障以外那群因为迟到而不得接近广场的人群里又添了三个倒霉蛋，他们游鬼一样穿行在不宽的马路上，在纸杯里散出来的咖啡香里抱怨自己努力白费。斯丁格个子高，在前面侦察到某一条离广场更近的街道有空可钻，就挥手招呼我们过去。我和格鲁吉亚人鬼鬼祟祟地跟在后面，他想要给执勤女警献殷勤妄图让对方打开路障的努力也以失败告终。这是纽约，天寒地冻的纽约，人们直线行走，一头奔着目的地，连骑警座下的马匹也不会多看你一眼。
接近夜里十一点的时候我们总算在离广场两条街的布莱恩特公园找到落脚点。这一次我们终于抢占了有利地形，在一处栏杆的背后扎下阵脚。斯丁格说挺好，他还能看见楼顶上的水晶球。格鲁吉亚人说不赖，踮起脚就能看到球。我必须用手撑在斯丁格的肩膀上奋力一跃才能在那个瞬间看到远处那颗闪着亮光的球状物，落地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的裆部卡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此处禁止喂鸽子”。
人们经历了一整天的严寒，此刻已经习惯，甚至在寒风里攀谈起来。斯丁格正跟旁边的一个澳大利亚女孩低声细语，关切地询问对方要不要借他的手套。两年前他骑着摩托车穿行澳洲大陆，早把澳式口音练得纯熟。那些我听来古怪滑稽的发音就像家乡的浓汤暖融融流进女孩的心里，她脸上突然亮起来，惊喜在她的眼眸间流转。我和格鲁吉亚人在一旁冷笑，四条眉毛拼成各种形状旗语一样向斯丁格发射信号。他哪顾得上。
只有十分钟了，再过十分钟，那凝聚了几百万人目光的球就要开始下降，在短短六十秒里下落四十三米，宣告新的一年正式到来。在漫长等待即将结束的时候，我们正前方的人群里响起一声尖利的怪叫，那种女人受到惊吓或者攻击时发出的特有声响。接下来的几秒钟里轻快的脆响表明一个人的手掌准确无误地降落在另一个人的脸蛋上。
“两个女的打起来了。瘦高个给了胖矮子一耳光。现在胖矮子抓住了对方的胳膊，准备反击。瘦高个是金发的，可惜长得不好看。”我以前没发现格鲁吉亚人有当足球解说员的天赋。
人群开始骚动，大家不愿错过这样的热闹场面，甩开胳膊向前挤。一个家伙暗中给了格鲁吉亚人一肘子，两人恶狠狠地互相威胁，额头就快碰在一起。我横在他们中间，不断重复着“都冷静点”之类的话，然后看到格鲁吉亚人把手伸进了裤子口袋，那个家伙也叫骂得越来越响亮。
所幸瘦高个和胖矮子的冲突没有重演。那人被几个朋友拽走，都说他喝了些酒。我正要问格鲁吉亚人他是不是准备掏刀子，忽然感觉到自己被人从背后搂住了。
“你没事吧？你们见到那种人应该躲远点。”一个女人轻声对我说。
我看到一张白皙的脸隐藏在深色外套的兜帽里，她低着头，眼睛被帽子遮住。她高耸鼻梁下的两片嘴唇闪着一点淡红色的光，这时候她搂住我的手放下去了。
我没来得及说一个字，就被周围的人群挤到了一边。人们听到最前面的一个家伙喊“路障开了！”所有人都想翻过栏杆向广场进发，这时候离零点最多还有两分钟了。与我们在广场上傻站了七个小时一样让人难以相信的是，我们离栏杆不过五米远，却用了差不多十五分钟才翻过去。我前面的人跨过栏杆时正正地踢在我的鼻梁上。泪水在眼前积聚的时候我抬头向天上看，漫天焰火把整个广场照得如同白昼。
我们三个失魂落魄地走在街上，满街的人像是逃避战火的难民到处飞奔。不同的是，这些人开心得快要发疯，好像只有爬上帝国大厦才能平复他们狂喜的心。路口的警察满脸疲惫，警察的马也没有一丝精神，只剩下一身好毛皮，亮亮地映出时报广场上的光怪陆离。
“你们看到球落下了吗？”我问他俩。
“没有，你呢？”格鲁吉亚人说。
“我看到了，不过已经停了。”斯丁格打着哈欠说。
快到地铁口时我停下来，问：“你们看到我身后的那个女人长什么样子了吗？”
“没注意。”他们齐声回答。
“她搂了我一下。”
斯丁格眉毛一挑，嘴里发出“啧啧”的声音。
“谁信呀，我就站在他旁边也没看到。准是编的。”这是格鲁吉亚人的结论。
“你口袋里到底装没装刀子？”我问他。
他把口袋翻出来，耸了耸肩膀，“就是吓唬吓唬他。”
此时此刻，我坐在书桌前，外面是蝉鸣、烈日、蓝天和孩童嬉戏声所组成的西安的炎热下午。马路上洒水车驶过，留下一串乐曲叮咚，那是《铃儿响叮当》，这洋溢着冬日气氛的曲子让我无比怀念纽约的新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