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的时候，小镇的每个村都有小学，而中学只有一个，但据说现在各个村的小学都没有了，一方面是教学质量比较差，另一方面是现在的农村孩子不再肯上学，这是一个大问题。我的小学在三道通中心小学就读，我的中学在三道通中学就读。
在东北农村，我上学算早的，七岁，我的小姑姑那时是民办老师，所以我能够在未到八岁这个法定上学年龄之前就去做旁听生，据说当时学校与小姑姑有一个协议，如果期末考试我的成绩尚可，就可以转正，想想挺有意思，姑姑是未转正的民办老师，侄子是未转正的旁听生。结果在期末考试时，我语文和数学都考了100分，不仅转了正，还混上了一个少先队组织委员的职务，而我的小姑姑在经过多年的民办生涯后，也终于转了正，现在已经是小学的教务主任了，而且已经做了很多年。
从小学到初中，其实可写的并不是太多，很平淡，在妈妈的严防死守、耳提面命下，我的学习成绩一直都还可以，除了第一次造句时，造成了“我的声音震耳欲聋”以及在第一次当众朗读前，我被关在小黑屋中练习外，没有什么更深的印象。9年中，我只缺过两次课，一次是小学的珠算课，一次是中学的英语音标课，结果是到今天我还是不会用算盘，英语也一直很差，特别是不会发音，缺课的影响可谓深远了。
有两位老师要说，一位是齐老师，男的；一位是王老师，女的。
据说齐老师是日本人的后裔，抗日战争期间，在小镇下辖的大屯村有一个日本的垦荒团，基本上都是老弱妇孺，因此他们并没有像日本军人那样残害老百姓，相反的，可能是出于保护自己的考虑，他们与当地人之间有着良好的关系，互相之间既有生活上的来往，也有物资上的交换，彼此相安无事，一直到了日本战败的那一年。1945年，就像冯小宁在电影《紫日》中描述的那样，日本人开始撤离中国，但是很多老人和小孩被遗弃了下来，齐老师就是日本遗孤中的一个。日本人走了以后，他被一个老船工收养下来，并且跟着老船工一起，姓齐，他读了多少书、是怎样读书的，这些都不为人知，但他后来变得满腹经纶、出口成章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也因此他成了中心小学的一名带课老师，教授语文、历史等科目，偶尔也带一带体育课，一个文弱书生教体育课在今天看来似乎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但在教师急剧缺乏的上个世纪70、80年代，却再也平常不过了，不能带着我们在操场上跑跑跳跳，就只好发挥他的长处——讲故事，齐老师是个很有故事、也很能讲故事的人，每年扫烈士墓时的爱国主义教育（实际上就是讲述烈士的故事）就是他承担的，白玉娘的故事就是在教室里上体育课时他讲给我们的。故事的内容随着年代的久远已渐渐淡忘了，只有一句话始终还记在脑子了——白玉娘、白玉娘，还不还魂更待何时！话音未落，一个已被恶人杀掉的侠女在神仙的点化下就又活了过来。据齐老师说，这个传说故事是他自己写的，因此小的时候我们都把他当作崇拜的对象，那时候我们一帮小伙伴都跟他走得很近，只是有的时候大家不明白，为什么别的男人胡子长成一条线，而他却只是在鼻子下边、嘴唇上边长成一点，就好象日本人的“仁丹胡”一样。我对文字最早的感悟应当还是受到齐老师的影响，虽然仅仅是爱好，在这个意义上看，我是要感谢他的。转眼二十年过去了，一直以来也都没有他的消息，不知道他现在活得怎么样。
王老师是在县城读了高中，大学落榜后，回到小镇中学做带课老师的，那时很是流行一句话，叫做“榜上无名，脚下有路”，现在想来，这句话其实有点阿Q的味道的，不说这个。那时我读初三，王老师来了之后就带我们班，教什么课程我不记得了，她的和这个小村格格不入的气质、谈吐、举止，使得她一到来就征服了我们，而她的教学方法和别的老师也不一样，平生第一次，我们觉得自己和老师其实差距并没有那么大，我们是平等的，现在想来，在她没有其他办法来教导我们这些正处在叛逆期的男生女生时，这也许是一种更有效的方法。有两件事我记得很清楚，一件是有一次学校大扫除，她把任务安排结束后就去忙其他事情了，结果扫除结束后，我们班被校长点名批评，说是卫生做得最差劲，组织得最不好，当她气呼呼得冲进教室时，我们一般人等正在教室内大声高谈阔论，气氛很热烈，她站在讲台上，把手中的文件夹狠狠得往讲桌上拼命一摔，气急败坏地大喊一声“都坐下”，看着忽然静下来的我们，她说，“亏我这样信任你们，我把你们当成弟弟妹妹，可你们就是这样对我吗？”，她用含着泪水的眼睛看了看愕然的我们，那一刻，好象她的眼睛是在看着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楞住了，而她则一摔门又冲出了教室。她走后，我们互相望了望，拿起扫把，把卫生又认认真真的搞了一遍，认认真真的，从来没有过的认真。第二天她来的时候，好象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另一件是为了督促我们学习，她每天都来陪我们上晚自习，每天都到晚上9点多钟才回家，一个人骑自行车回家，每天都是她走后，我们才散去，正是她的督促，我们的成绩都有所提高。有一天，她走了以后，我们正在收拾东西准备各回各家，忽然门开了，她面色惨白的冲了进来，一下子坐在最前排的一个椅子上，失神一样的嘟囔着“吓死了，吓死了”，我们赶紧围了过去，原来她在学校门口看到一个人躲在角落里，露着屁股向她耍流氓。我们愤怒了，一起冲向校门，很可惜，已经没有人了，那一刻，我们忽然感受到了，在没有多少灯火的半夜里，一个只有十八、九岁的女孩子孤身一人所要承担的、不能与人言的恐惧。从此，每天下晚自习，男生们轮流结伴送她回家。那一年的秋天，我家搬到了辽宁，冬天，我也走了，走之前我去跟她告别，但说什么都忘记了，现在想来，我对小村外世界的向往，或许是从她开始的。后来，听说王老师和她先生一起去了绥芬河做边贸生意，从此我不知其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