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成都，诗人，顾城，摄影家，肖全，这些词语，足够了，我看到一些黑白照片，是八十年代的成都，诗人们骑着自行车来回寻找，顾城那时真年轻啊，但脸上的清稚是别人没有的，永远没有的。
肖全为他拍了一张照片，他安静地看着前方，眼神浩渺，我喜欢那样清冽的眼神，和空气一样轻，和大海一样清。他的整个人，和空气一样，环绕在周围，但你却感觉不到。
还有一张他和谢烨的合影，他们相依在窗前，穿着那个时代的衣服，谢烨是一件棉袄，好像有扣绊，他们安静地相依着，在那个晚上，他写给肖全一句诗：那些花儿，已经远了。
多年后，他和谢烨魂断激流岛，我的一个朋友曾经去新西兰看望了他们曾经住的地方，他说，很简单，就像顾城的人一样。
那些花儿，真的远了。
我亦记得在故乡的小镇，我在十三四岁的时候，总去县里唯一的文化馆看书，那时文化馆有几十种刊物，那个小院子，有两棵合欢树，两排红砖的房子，绿色的门。我在整整几年时间里，不停地往那个院子跑，最初对文学的喜欢，来源于那个小院子里的那些书。
很厚的《中篇小说选刊》，我一个下午就能看完，阅读速度极快，眼睛很快就近视了，管理员要下班了，催促着我，我央求着：我能再看一会儿吗？
后来，她允许我带回家看。
我在半夜，打着手电筒，躲在寒冷的被窝里看书，从冬天，看到夏天。
夏天，合欢花开了，后来我才知道，合欢也叫马樱花和绿化树，多么让人心动的名字啊！
我在树下，捧着书看，文化馆只有几个打牌的闲人，没有人注意到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女孩子，我看着，掉着眼泪，寂寞而漫长的八十年代，一点点远去了。
那个文化馆早就拆掉了，绿化树也没有了。
但我再回小城时，总喜欢在那里发上一会儿呆。
感谢那些孤单的周末，我没有去和别的女孩子一样买发卡戴在头上，我穿着旧的蓝裤子和白衬衣，捧着书读。
感谢那寂寞的时光，没有车声，没有电话，只有几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在织毛衣打牌，没完没了地织和打。
感谢我的清高与凛冽，让我早早进入一个更为坚硬的世界，感谢文字，让我在十四岁时有了二十四岁的复杂与骄傲。
感谢那些花儿，那些合欢，一直陪着我，陪着我的清冷，我的孤单……
那些花儿，真的远了。远在了少年的记忆里，乡春早，旧燕暖空巢。白雪孵来青色草， 长河寸寸涨新潮。在早春二月，我去放风筝，我和弟弟把风筝放得老高老高，他在我后面追着我喊：姐—姐—他永远是个没有主意的孩子，因为我太有主意，所以，骗大人的事情常常是我干。
他一直比我矮很多，我们每年在正月里会照一张相，这是母亲每年正月里必做的一件事情，我留着那些黑白的二寸照片，在照片里，我永远比他高一头，虽然他只比我小一岁，我还欺负他，骂他小矮子。
后来他终于超过了我，成了一米八的大男人，见了我，仍然小声叫我：“姐。”
而此去经年，我们都过着柴米油盐的生活，常常不会见面，有一天我梦到他被一群狗追赶，半夜就打过电话去，他茫然间叫着我，姐……我的眼泪就下来了，这么多年，这么多年就过来了啊。
还有早年的那些女同学。
我们常常在夏天最热的时候去一个花圃里去偷芍药花，芍药花——大，紫，无边无际的壮丽。带头的是一个叫杨学军的女生，这么英气逼人的名字！她黑而俊，有着异常的勇敢，她偷的总是又大又好，然后塞给我。
我们疯狂地骑着自行车，疯狂地在阳光烈日下跑着。
小镇上的阳光是寂寞而单调的，然而在少年时，它们只是灼热而怒放，如偷来的那些怒放的芍药。
我还不知喜欢一个男子，所以，杨学军说她喜欢魏建强时，并且把眼泪流到我的白衬衣里时，我也跟着她哭了。她是为自己喜欢的男子哭，我是为了莫名其妙哭。
那年，她十六岁，我十四岁。
我们哭了很久，在城墙上吹着风，风吹起她的黑辫子，她扬了扬手说，算了，反正好多女生喜欢他，然后她转过脸来问我，你喜欢他吗？
我摇了摇头。我不喜欢，我喜欢的只有书和花，那些偷来的花儿，还有，一个人在城墙上吹风的黄昏。
初中毕业后杨学军就回家种地了，我再也没有见过她，而魏建强，我看到过一次，在我多年后参加我们小城的一个政府组织的笔会时，我看到当年如此英俊逼人的他一脸猥琐地站在门房里当一个临时工，有人呵斥着他：魏建强，快把二楼的小会议室打扫干净，快！
他没有认出我，我看着他的背影，没有叫他。
快二十年了，他怎么会认出这个穿着“安瑞井”、戴着粉边眼镜、涂着香奈儿五号的女子是他的初中同学呢？我一直待在原地，发了好长时间的呆，我知道顾城说得对，那些花儿，已经远了。
而我的少年时光，和那些花一样，枯萎了，远去了，留下一把瘦瘦的红，在我的心里，在我的旧梦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