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尽管亚当斯强调公民美德教育和公民之善，但政体之善却仍然是公民美德和公民之善的条件，政体之善比公民之善优先，这清楚地表现了政体造就国民的想法。现代宪政共和的公民，他们的美德教育力量来自法制和政治秩序，因为个人美德并不会自动转变为这个制度所需要的公民美德，就对国民的教育作用而言，宪政法制的作用是在人与他人的欲望、利益、和权利之间形成的一种制衡关系，它的前提并不是在这种关系中的人先必须具有美德或者变得特别高尚。公民具有相当的美德，是以政体中的实际生活秩序为条件的。当这个生活秩序变得腐败堕落的时候，他们也会放弃道德坚守，当这个生活秩序相对健康的时候，她们的美德则表现为好的公民行动和能力，政体对国民教育的重要影响是从反面得出的，那就是，国家和社会的腐败无一例外都是从政府权力的专制和败坏开始的。
《统治与教育》p1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