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刘泰特 | 中国文化的不确定性》的探讨
李唐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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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泰特先生是一位可敬的独立思考者。在《中国文化的不确定性》文章中，刘先生提供的这个视角非常好。但是，从同样这个视角看，我的感受与他的结论不尽相同，有些关键处甚至相反。主要是他选取的例子，并非由他所言的都是中国文化的不确定性所导致。
一、“所以有钱人为什么纷纷逃离中国，新中国前夕逃离，现在又历史重演的逃离，因为他们是既得利益者，他们需要确定性，“创业容易守业难”，守业就需要社会文化的确定性，于是他们逃离到文化确定性强的国家。”
评：49年的逃离其实是他们心中已经确定了留下来很可能倒霉，所以才逃离。而留下来坚决不逃离的人，则是当时心里相当确定，留下来利多弊少。
二、“中国的知识分子无法创作和著述精神不朽的标杆文化的著作，中国思想意义的历史名著，只有对社会文化的批判，比如《儒林外史》、《水浒》、《红楼梦》、鲁迅，而从无像苏格拉底、柏拉图一样的建树出社会的理想文化”
评：《儒林外史》、《水浒》、《红楼梦》、鲁迅，应该和西方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小说或骑士小说类比，而与苏格拉底、柏拉图类比的，应该是诸子百家学说，史记、资治通鉴、心学等政治、哲学、历史方面的著述。至少孔子的半部论语已经成功实践了两千多年，而希腊圣哲们的理想社会，现在仍然没有实现。
三、“由于这种文化的不确定性，中国的历史朝廷政治一个个走马灯的不停更迭；中国的富人富不过三代”
评：中国历史上也有些数百年皇族寿命的朝代，也有数百年富强的世家与豪族，孔子世家更是驰名两千多年。
四、“中国人的建筑，从来没有永恒神圣的精神，屡屡在社会动乱中毫不足惜的被烧毁成一地鸡毛，三千年文明中国，竟然没有留下一处能够展示中华民族优秀的宏伟纪念建筑。”
评：这个例子失之准确，三千年文明以来，中国陆续建造的许多宏伟建筑，除了战乱中焚毁的，都一直保留着，直到文哥时期，才大部分被毁坏。那应该是三千年来极其少有的、在和平时期对文明古迹的人为损毁。这不应归罪于中华传统文化，因为儒道佛文化都有讲求持守、维护传统、求静求稳的共性，不主张革命，更不会主张消灭。只有到了近代不到百年的时期，中华文化的传统地位才被西方的马和列入侵强占。
五、“越是个人专制独裁的文化，就越是具有不确定性，因为个人独裁者，都想为所欲为的百无禁忌，而文化的确定性法则越多，对个人独裁者的制约和束缚就越多，因此专制独裁文化不是没有能力去追求文化的确定性普世价值法则，而是他们根本的会敌视文化的可确定性。
中国的三种信仰文化：道家一切皆空，毫无文化确定性可言；佛教希望转世和来世，遁隐不入世的在山林寺庙中，也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无有关心世俗文化的确定性法则。
最后就是儒家，儒家和道、佛不入世相反，是高调的入世，并且规定了确定性很强的礼的文化法则，但是儒家把文化的确定性建立在帝王(圣人）个人身上，这就如同把水库建在沙漠中，水会流失的精精光，以个人的权势来建立文化的确定性法则，就会表现朕即国家、朕即天下、朕即真理，但是，即使皇帝的话“一句顶一万句”，任何一个皇帝也都会死的，而新的皇帝或多或少的又会另起炉灶，于是中国文化的不确定性就这样跌跌撞撞的延续了三千年。”
评：释、道、儒的每一个分支，在理念上和精神标准上，其实都很明确，但是在具体实践中，又允许人类个体更多的选择自由和容错空间。然而这些自由可选空间，对于独裁或精英专制思维的人或制度而言，就可能被认为是难以容忍的不确定性，因为独裁者和专制者的理念，永远是自己正确、伟大、光荣，连意识形态中探讨的理论都是些“唯某主义”、“唯某论”。统治者一切唯唯，被统治者必须诺诺。
而民m主社会就是给予国民多项选择的权利和坚持异见的自由。自由正常的人性社会，就是允许社会多样化发展的可能。在一次次不同政见角逐的投票过程，就是一个从不确定选项中作出决定的过程。
所以结论是：1、确定性与否并非社会的优劣标准。2、中国的现代问题，如果存在文化上的病因，那症结不见得就一定来自于中华传统文化，更可能来自于正在压制、毁灭和取代传统文化的、占据统治地位的、外来的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之主旋律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