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是饶胜文教授的作品，书中说刘备一生经历了他的“青徐时期”、“荆州时期”、“益州时期”。在青徐，他崭露头角，获得英雄之名；在荆州，他与孙权结盟挫败曹操，遏制了曹操一统天下的势头；在益州，他取得巴蜀、汉中，建立政权。

在青徐期间，由于刘备会搞关系，得到了很多名士的推崇，从而获得了政治资源。先是以师从名士卢植自许，把自己与大IP拉上关系，后又在徐州与当地俊杰结识，得到了徐州刺史的官职，经历辗转被曹操推荐为左将军，宜城亭候。

书中分析，并没有衣带诏之事，可以以刘备征讨曹操和刘备称汉中王的两份文件证实。刘备征讨曹操，从未提及衣带诏这事，如果有的话，可以用来正兴师之名。刘备称汉中王时，部下的举荐材料和自己的自荐材料都没有提及此事。

世界上没有永不终结的联盟。当联盟的需要消失的时候，所有的联盟都有终结的一天。至于联盟的某一方是否会单方面退出联盟，甚至背半叛联盟，则取决于它如何在根本利益与阶段性利益的双重框架里认识联盟的意议。

书中说到，诸葛亮在替“帝室之胄”的刘备规划未来时，居然撇开了与许昌汉廷的关系，撇开了东汉王朝的政治框架。撇开了东汉王朝的政治框架，也就无从确定刘备与曹操、孙权的政治关系。如果说军事战略的灵魂是政治指导，那么政治层面的战略，其灵魂是天下为公的道义主张和判明善恶的价值诉求。《隆中对》里通篇没有政治关系的分析，也没有价值评判，因而没有政治定位，也就没有政治指导。

张纮以齐桓、晋文匡辅周室的霸业为参照，建议孙策将开拓江东的事业定位为乃父孙坚讨董伐逆的勋业的继续，是匡辅王室的桓文之业。开拓江东，兼并荆、扬，诛除群秽，匡辅汉室。

饶教授认为，刘备不应该先取益州，而应该去讨张鲁。汉中是益州的一部分，占据汉中，北阻秦岭，益州才称得上“险塞”。刘备为完成“跨有荆益”的阶段性目标，迟早是要攻取汉中的。

最重要的是，讨张鲁而取汉中，将有助于刘备以政治手段取得益州。考虑到，日后刘备从曹操手中尚能夺取汉中，在当时从张鲁手中夺取汉中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如果刘备占领汉中，那么巴蜀面向外部的两个主要方向——东面的荆州和北面的汉中——都处在刘备势力的控制之中。这种态势能使刘备向益州的士人们——无论是益州本土士人还是客籍士人，刘璋与二者的关系都处在一种互不信任的状态中——展示：是刘备而不是刘璋能给他们提供保护。然后，在“厚树恩德以收众心”的基础上，促使刘璋将益州让给刘备。即使不是让州，至少也能将刘璋置于一种从属的地位，纳入到刘备复兴汉室的大业之中。

刘备既然是表示“欲伸大义于天下”，就应该先伸大义于益州。根据刘璋邀请刘备入蜀的说法，讨张鲁与拒曹操是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刘备能自然而然地将讨曹灭贼、复兴汉室的政治主题赋予在讨张鲁的行动之中。这样取得的益州才是他日后复兴汉室的基业。以这种方式取得益州，无须付出与同为汉朝宗室的刘璋反目的政治代价，也不会在孙权方面留下“猾虏乃敢挟诈”的负面印象。

曹操在建安十八年让汉献帝封自己为魏公，二十一年进位为魏王；二十二年，曹操可以设天子旌旗，攘夺汉室的形迹日益昭彰。上汉帝表中也确实表达出了刘备及其僚属们对于曹操将篡夺汉室的忧虑，“每怯王室大有阎乐之祸，小有安定之变”，即表示他们担心曹操将——像赵高杀秦二世、王莽废西汉幼帝为安定公一样——代汉自立，因此，非称汉中王不足以维系天下人对汉室的希望，非称汉中王不足以领导起复兴汉室的事业。鉴于这一情势，可以考虑称王。

称王不应使自己受到孤立或削弱，所以应做充分的准备。刘备虽是援引河西五郡推窦融为元帅的模式而称王，但他拼凑的那个名单阵容，与该模式实在是未尽相符。在当时，可以汇集到讨曹灭贼的旗帜下而又与刘备同层级的人物，有马超、刘璋和孙权。刘备酝酿称王，应该充分考虑发挥他们的价值，或者认真考虑与他们的关系。

马超虽然领衔于表上，但马超的价值显然并未得到充分的发挥。马超曾被汉廷授予偏将军；马超反曹时，自称征西将军，领并州牧，督凉州军事；在归降刘备后，却只被刘备授以平西将军，比马超自称的征西将军还低了两级。直至刘备称帝，才拜马超为骠骑将军，领凉州牧，策命中说到他“信著北土”。如果刘备在马超归降时，即表他为凉州牧，当能更充分发挥他在凉州和氐羌诸胡中的影响力。

刘璋与刘备同为汉朝宗室，如果刘备对他做更妥当的安排，而不是将他迁至荆州公安，当能发挥出他的政治价值。由刘璋领衔，或者至少列名于表上，显然更能代表原益州集团对刘备称王的承认。

至于孙权，他才真正是与刘备“位同权均，不能相率”的诸侯，是刘备酝酿称王时应该认真考虑的人物。

孙权在政治上也犯了很多错误，当他亲曹又背曹，背曹又降曹，降曹再背曹时，不唯曹丕以“狸埋狸掘，古人所耻”指责他反复无常，恐怕连他自己也不再相信他还有问鼎中原的号召力，更不用说统一天下的机会。

刘备虽然称帝，但其帝业实在只是一种未完成状态。他帝业的合法性不在一纸论述里，而在讨贼的坚定身姿中。汉有天下，是不是“历数无疆”，最终还是要看他是否能像光武帝那样“震怒致诛”，扫除“窃居神器”的曹魏。

伐魏本应在曹丕初篡之时，否则，所谓“恭行天罚”，言之理已不直；伐吴则应在孙权初袭关羽之时，否则，所谓报仇雪耻，言之气已不壮。如果在曹丕初篡之时，刘备便投袂而起，以汉中王的身份，举兵北伐，“关东义士必裹粮策马以迎王师”的情形也许会出现。毕竟，政权更迭，人心震荡，刘备“讨贼”的号召在中原或多或少会有响应者。可是，汉献帝只是禅让退位，被曹丕供养得好好的，刘备却宣布他已死，自己称帝。编一个这样的传闻，在巴蜀地区或许能行得通，在中原则很难让人相信他不是出于自王自帝的私心。这会大大削弱他在中原的号召力。

刘备一生，犯下了很多政治性的错误，每一个错误都让自己创造出的政权更加步履维艰。纵观东汉末年到晋朝这段历史，最没政治头脑的诸候当属袁术，他率先称帝，简直就是冒天下之大不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