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关于 東西堂主解读
阿诺德·汤因比，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对历史学有着深刻的见解和洞察。美国《新闻周刊》称其是“与爱因斯坦、罗素并驾齐驱的通识型大师”。其一生著作颇多，以综合观点对人类历史进行了新的展望，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关于本书
本书在西方历史哲学著作中具有崇高的地位，被誉为“现代学者最伟大的成就”。书中讲述了世界的发展，揭开了文明兴衰的谜题，启发人类对未来道路进行探索。作者站在全球发展的视角，从全人类的高度对不同时代的共性问题进行跨时空、跨地域的对比研究，为人们提供了更为恢宏的角度去审视文明的碰撞与渗透交融。
核心内容
对已知的文明，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归纳，详细介绍了文明中心论的形成，追溯文明发展的动力来源，探讨主动权的缺失与群体发展间的联系。
一、文明中心论，是世界范围内的误解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西方中心论”发展的高峰时期。在当时，整个世界刚刚结束了一轮又一轮的殖民活动，全球范围内能够被抢占的殖民地基本上都被西方列强瓜分完了。对于正处在巅峰期的西方社会，骄傲自大的中心论是可以被理解的。
但实际上，文明中心论并不是西方社会独有的，甚至也不是到了20世纪才出现的，在古代的犹太社会、中国社会也存在这种现象。最典型的就比如“中国”这两个字，早在西周时代就已经出现了，并且随着一代代王朝的更替定型下来。当时的人们认为，自己所在的国土是在天下的中间，所以叫“中国”，其中已经蕴含了一种文明中心的思想。
这种文明中心论的形成，首要原因就是民族心理。这种民族心理，往往和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文化都有很大关系，一个地方、群体的文化发展越完善，越能够自成体系，它所体现出来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倾向就越强烈。因为此时，民族心理已经形成了一道无形的“墙”，把更多的知识和信息挡在了墙外。
比如，被称作西方历史之父的希罗多德，曾经用毕生的时间写了一部鸿篇巨著叫做《历史》。按照希罗多德的本意，他想写的是当时整个人类已知世界的文明史，但最终由于希腊文化太强大，再加上当时的科技和交通都不发达，他能够了解的也只限于希腊和周边地区，最终这部《历史》的主体内容只是希腊和当时波斯帝国的战争史。
再比如，中世纪以来有很多书都是以《世界地理》命名的，但这些书里写的却几乎全部都是地中海地区的事，这是因为至少在中世纪前期，经济、文化的中心区域确实在地中海，所以，当时的欧洲人用“地中海”来代表观念里的“世界”，并不难理解。
二、文明的发展，是静态和动态交替循环的过程
文明发展的动力，是指推动整个人类文明从原始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力量。在历史的研究领域，对于文明发展的动力问题曾经有过很多说法，比如，有人说技术是推动文明发展的主要动力，还有人说制度是文明发展的主要动力。而汤因比认为，文明的发展是制度、文化、经济、技术的综合作用，这种综合作用又受到“静态和动态交替循环”这个规律的支配。
这里的静态，是指一个文明形态从产生以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慢慢形成了一套固定的组织方式。这种组织方式，既包括制度层面也包括文化经济层面，还包括军事层面，它们的作用就是保证生产的效率和社会的稳定。而静态和动态的交替循环，则是说当一个文明稳定下来，尽管它的生产效率得到了提高，也可能创造出了很多灿烂辉煌的文明成果，但由于它太固定就容易失去活力，进而被其他动态文明取代，而这个动态文明一旦安定下来，也会变成另一个静态文明，最终还是会被新的动态文明所取代……就这样往复交替，不断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
静态文明最好的例子，就是早期的城市定居文明，人们在一个地方安定居住下来，发展生产。相比起来，同时期的游牧文明，就是一种动态文明。首先它并不是在一个地方固定生活，形式上就是动态的，其次它没有形成像定居文明那样的官僚体系和社会文化，在精神方面也时刻保持着“流动”的状态。当游牧民族定居以后，就会被新的动态文明所取代。
三、主动权缺失，会带来替代能力的发展
当一个生物失去了某种器官或者机能，它相对于同类来讲就是“残疾”，如果想要继续活下去，就需要让自己的另外一种机能更发达，以此来弥补缺陷。比如说，盲人虽然看不见，但他的触觉和听觉会比正常人发达很多。同样的，对某个群体来讲，如果丧失了主动权，就会发展出其他方面的能力优势，也就是发展自己的替代能力，来弥补主动权的缺失。
替代能力，就是指一种文明在受到打击或者压抑丧失主动权后，成长起来的另一方面的能力。比如，罗马在征服殖民地以后，之前的各个殖民地国土失陷，主动权丧失，但它们却在文化、宗教方面反过来影响了罗马。替代能力有的时候是主动发展起来的，有时候是被动发展起来的，它就像生物在遭到伤害时候的一种自发的适应机制，维持着这种文明的整体平衡和延续。
“主动权丧失后替代能力得到发展”体现在社会层面，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就是犹太社会。犹太人被驱逐和流亡，长期处于主动权丧失的状态，但他们的商业贸易能力和精神文化凝聚力，因此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变得异常强大。
四、技术进步是文明发展的结果
一般人认为，技术进步带来社会的发展，而在历史学家眼里，技术进步不是文明发展的原因，而是文明发展的结果。历史学意义上，技术进步是“群体性的、应用层面”上的，某个发明家在家中完成一个技术创新，并不能叫技术进步。
实际上，“蒸汽机是瓦特发明的、电灯是爱迪生发明的”这些观点并不符合历史事实。瓦特、爱迪生并不是这些技术的原创者，而是改良者。在早期，这些技术的雏形就已然存在了。因为瓦特所做的改良，使人们能用蒸汽机进行大规模的社会化生产，符合历史意义上的技术进步，所以才被后世认为是发明者。而改良的出现，也并非偶然，而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结果，是文明的发展带来了技术进步。在当时，英国的采煤业已经发展达到了一定程度，而人们对日用品的高度需求、丰富廉价的煤燃料促使人们想到要开发火力资源，这使得利用火力资源工作的蒸汽机的改良应运而生。
同样的，技术落后并不是文明衰落的原因，而是文明衰落的先兆。罗马帝国在最强盛的时候，修建了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体系，这在交通不发达的古代有着非常高的技术含量。这项技术的产生，就在于罗马帝国不断扩张的疆域。当罗马帝国衰落以后，这样的路网体系基本上被废弃了。这是因为罗马社会解体后四分五裂，新建立的小国之间都被设立了关卡，之前贯通四方的罗马大道没有了从前的作用，文明的衰落导致了技术的停滞。
五、对年轻群体多样性的压抑，会导致文明的停滞
生物遵循着新陈代谢的规律，老的机体组织不断衰亡，新的细胞持续分裂形成新的机体组织，带来整个生物体的发展。同样，对于某种文明形态也是这样的。决定一个文明能否建立起来的可能是某一代人，但决定它能不能持续发展的，往往是下一代或者下几代人，所以一个文明对待年轻群体的态度非常重要。
年轻群体是社会当中最活跃的因素，也是社会体系中创造性最强的力量，这种力量的根源就在于它的多样性。年长的人随着经历的丰富积累了很多经验，他们的思维也相对固化，而年轻人没有受到太多思想的束缚，往往会产生更多新奇的想法，这些想法的本质特征就是多样性。对年轻群体多样性的压抑，会导致文明的停滞，因为任何一个文明都不是某一代人可以独立完成的，必须由几代人前后承接，不断地“新陈代谢”才能向前发展，扼杀了年轻人的多样性，就相当于扼杀了这种发展的动力。
典型的例子，是古希腊时代斯巴达文明的停滞和奥斯曼帝国的衰落，这两者都过分强调对年轻群体的军事化训练和思想灌输，最终导致多样性被扼杀，失去了创造性，文明出现停滞，最终走向毁灭。
六、历史的演变，具有“节律性”
历史的节律性，是指文明发展的节奏和律动。中国人常说“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实际上，这句话并不是中国独有的，在西方的历史观中也存在这样的看法。作者把这种全球范围内共有的历史演变规律，总结成了一个公式：溃败-重整-再溃败-再重整，或者说是分散-统一-再分散-再统一。
关于这种历史演变的节律性产生的原因，作者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就是能量的守恒。当一个文明处于分散状态时，每个文明都有自己的“能量”，当不同文明之间的能量不平衡时，就会出现互相争斗，直到在争斗中融为一体，形成一种统一的“能量”。不过，虽然形式上融为一体了，每个文明之间依然存在“离心力”，当统一体的“能量”无法与这些“离心力”相抗衡时，就又会出现再分散的局面。就这样，节律性又一次发挥作用了。
作者认为这种节律性是无解的，但他提出了另外一种变通方案，那就是建立相对和谐的世界秩序。这种世界秩序不一定表现为统一的国家，它也可以是某些国际组织或者全球性的共识。这些共识并不能够阻止节律性的出现，但它能够把在分散、统一过程中的破坏性降到最低，就比如联合国，或者禁止虐待战俘、禁止使用生化武器的《日内瓦公约》等等。
七、文明的对峙，会促进社会的转变
从古到今，人类经历了大大小小无数次战争，这让人们有一种错觉：整个历史的发展只是战争与和平这样的二分法，但实际上，在这个二分法之外还存在着第三种状态——文明的对峙。文明的对峙，是指不同文明的对立和竞争关系，以军事边界的长期树立为标志。
纵观历史，对峙才是社会发展的常态，它持续的时间，远比单纯的战争与和平更长，给文明的交流提供了可能性。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由于军事边界的树立，也给对峙的文明产生了心理上的影响，大家围绕着“如何守住边界、如何突破边界、如何在边界存的情况下给自己带来最大利益”，都发生了微妙的心态变化。这种心态变化，会促使社会的转变。
杨家将这一民间故事，取材于中国北宋年间宋辽之间的一系列战争。其实，在1005年，北宋和辽国曾经签订了一份停战协议，设立了军事边界，维持了一百多年的对峙状态。与此同时，两种文明在民间进行了更大规模的交流。考古人员发现，古代辽国的文化和汉文化有相互影响的痕迹，它们都从对方身上吸取了很多有利于自己发展的因素，融入了自己的社会里。
汤因比曾提出过一个“挑战与应战”的理论。该理论指出：一种文明，在遭遇到外部挑战的时候，会通过主动改变自身来适应挑战，这体现在文明与环境、文明与文明等方面。而体现在文明与文明方面，即是文明的对峙。分隔两个对峙文明的军事边界像水坝一样，虽然表面上阻挡了水的流向，但在暗地里仍然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彼此的发展，会给对峙的文明带来潜移默化的心理影响。比如，古代东方、西方都修建过长城，但最终长城没有阻挡游牧民族的入侵，而是带来了社会的改变。
八、文明的复兴在世界范围具有普遍性
文艺复兴，是指在十四到十七世纪欧洲兴起的一场复兴古希腊、古罗马文化的社会运动。这次复兴不仅影响了整个西方社会，还深刻改变了当今世界的面貌。而从整个历史发展的全局来看，文艺复兴其实只是文明复兴的体现之一。文明复兴，是指社会在发展进程中，会以某种形式来重复之前的社会发展成果。这种重复不是原封不动的呈现，而是以一种变通的方式体现出来。
比较典型的就是中国历史上儒家文化的复兴。在秦始皇时期，推行了以法家治理天下的策略，包括儒家在内的诸子百家都受到了打压，但是到了汉武帝时期，重新启用了儒家作为治国思想，这是儒家文化的一次复兴。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复兴并不是原封不动地采用儒家思想，而是进行了变通。董仲舒在主张复兴的儒家思想中，融入了很多先秦时代诸子百家的思想，建立的一切等级秩序和治国策略也都是以帝王为核心。
西方社会的罗马法也经历了文明复兴。罗马法，是指古罗马时期制定的法律，也包括一些习惯法和皇帝的命令。公元五世纪，随着西罗马帝国的灭亡，罗马法失去了效用，但它在人们心中早已形成了共同的观念。它的第一波复兴发生在六世纪初的拜占庭帝国，皇帝查士丁尼主持把之前散落的罗马法进行了汇编整理，形成了《查士丁尼法典》。罗马法第二次复兴的高峰是在19世纪的拿破仑时代。拿破仑依照当年的罗马法，着手制定了《拿破仑法典》。这部法典的精神，包括当中的很多条文，直到今天仍然在沿用，而后世还有一些国家参照《拿破仑法典》建立了本国的法律体系，这也是一种文明的再次复兴。
九、未来主义的激进倾向，会导致历史的反弹
未来主义，原是指20世纪早期艺术创作领域的一个流派。它反对过去陈旧保守的生活方式，反对在艺术创作上大量参照以往的经典样式，而是把眼光投向未来。在历史领域上，未来主义是伴随人类始终的一种普遍性思潮，它指的是人为地和过去的传统切断联系，具有激进的特点。按照历史的发展规律，任何社会都是从过去到现在，再一步步走向未来。面向未来是正常的，可一旦上升到“主义”层面，就意味着仅仅以未来为导向，而和过去割裂，这在很大程度上就很有可能引发历史的反弹。
秦始皇为了统一天下焚书坑儒，这样的举措就具有浓重的未来主义色彩。在此之后，秦朝思想统一虽然得到了强制的推行，但紧接着就是历史的反弹——秦朝慢慢地走向了衰落，仅仅传了两代就灭亡了。历史上像这种未来主义的做法，还有拜占庭帝国在七世纪左右推行的一场破坏圣像运动。从某种程度上说，拜占庭推行的富有未来主义色彩的破坏圣像运动，强制地和过去的传统一刀两断，给它自己的灭亡埋下了隐患。
按照历史的发展规律，任何社会都是从过去经过现在，再一步步走向未来。正常情况下面向未来是没问题的，可一旦上升到“主义”层面，就意味着仅仅以未来为导向，而和过去割裂，很有可能引发历史的反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