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了一个月的时间，读完《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说实话，这并不是一本难懂的书，但之所以读的慢，则源自于对其中观点的思考和消化，需要些时间。
通读下来，就像是一个人借书之手，一层一层撕开我的皮囊，进而窥得了我的内心。这种感觉并不好受，可或许唯有这般痛楚与苦涩，才能够令人警醒。
在百度百科、豆瓣搜索这本书，内容简介相较于其他作品而言真是少的可怜。我甚至在想，这是否是一种刻意的回避，回避作者犀利的观点，深层的剖析，抑或者是在回避我们真实的一面，可我们究竟又在隐藏给谁看？
一观网友们的评价，也是褒贬不一。大多是站在“文化”，“深层结构”等很大范围的角度，侃侃而谈。更有甚者抨击作者是逆向种族主义，是站在道德制高点的吐槽。对类似于这样的评价，在这里暂且不讨论，因为我是不敢苟同的。
我所理解的本书，是在用对中国文化深层结构的剖析，为我们提供一个反观自己的内心的入口，这是一个内省的过程。它不单单是一种对于中国文化的批判，而是在教我们如何分析自己，分析环境，进而更加客观，多角度的去思考问题，解决问题。
以大见“小”，可这个“小”并非是狭义的小，而是一个个有独立思想的人。若是人人都能将自我修炼好，那才会是一番真正强盛的景象。
一、中国人的“良知系统”
书的一开始，作者提出了一个观点——中国的“良知系统”，以此作为讨论“文化”的第一步。所谓中国人的“良知系统”：在个人身上造成的意向是“安身”与“安心”，在整个社会文化结构中则导向“天下大治”“安定团结”，而其政治之意向亦为“镇止民心，使少寡欲而不乱。”即维持整个结构之平稳不变。所以，中国整个历史发展过程呈现出来的“深层结构”就表现为一个“超稳定的体系”的形态。
1）、中国文化对“人”的设计
基于这个“超稳定的体系”，作者由“仁者，人也”这一观点，引出中国人的“个体”是必须被“二人”一对的关系扣住的，“二人”之间才会有心意，因此，不受人情制约的“一人”之心意就会被当做“一意孤行”。不受“二人”之“心”制约的心，也很容易变成“私心”。
紧接着，又从道家的“忘其身，利吾身”；儒家的“故称人之君曰君，自称其君为寡”两个方面入手，分析了，中国人“一人”之“身”被结构的方式是必须恒长受到“二人”之“心”的照顾，从而得出一个观点，即在中国文化里，个体的“自我”肯定，总必须借助别人的表态。
于是我们就会看到我们身边经常存在的问题，如：
在精神上自我完成，必须借助社群，即献身集体事业；
用“自我压缩”——“乖”或“听话”、逆来顺受、以自身没有个性与吸引力为荣，来取悦他人；
父母想控制孩子，就用处处替对方着想的“人情”逻辑，来干涉子女的婚姻，学业及工作。若是对方不领情，就会以“我们是为了你好”来劝慰。
2）、中国人的“身”与“心”
“身体化”的存在当从中国的士大夫的大传统与老百姓的小传统的差异说起。
士大夫的“亲民”理想就是照顾普天下的人，就是让天下苍生都能够“安身”，皆“有一口饭吃。”因此口号就是“解民于倒悬”“厝天下于衽席之上。”
老百姓的生活意向则是“揾食”与“安身”，在没有政府照顾的情形下，就必须以各自为政的方式去进行，但这种各自为政的方式仍然不是“个体化”的，而是必须将自己的“身”安放在缩小了的人情的磁力场中。
“安身”就导致了“安心”，中国人的这种需求，造成了其一方面很现实，另外一方面又没有“个人主义”的倾向。
在“心”这方面，作者提出，“人情”乃是中国人的主要精神形态。中国人的“心”是包含感情、思想、判断与意志的，将智力感情化的结果，就是连意志与判断力也加以感情化。因此，“个体”的选择余地是没有多少的。
这种“个体”的单薄，就会经常受到人情磁力场的包围，“个体”无法对自己下定义，而必须由“仁”这种“二人”关系才能“定义”自己。对于这样的“个体”来说，就只有一个选择——逃避自由。
总的来说，就是中国文化将“人”设计成为一个以“心”为主导的动物，而又用别人的“心”去制约他的“心”。
以上，由“身”与“心”组成的“良知系统”的内部结构，即个体是没有精神性的“身”，而“由吾之身，及人之身”的“心”则必须在人情磁力场内展现。
3）、中国人的“人心”逻辑
在这一部分中，作者首先谈道中国人之间的来往，是要先确定是“自己人”才好进行，及“拉关系”，“拉交情”。如何增进这种关系呢？最为直白的表现就是“请客吃饭。”因此我们经常会看到人们参加各种各样的应酬，美其名曰“饭桌上好谈事。”
其次，讲到“内外有别。”一般情况，按照“亲疏有别”的逻辑，理应先照顾“自己人。”但在碰到了真正的有头有脸或者刚拉上关系想盛情款待的陌生人时，又会先贬抑“自己人。”可以说是将“贵人而贱己，先人而后己”发挥到了极致。所以我们经常能看到，当自己家的小孩与邻家小孩打架时，父母往往会先打自己的孩子，也不管正义在哪方。但这将形成孩子自我压缩，事事迎合别人或随机应变，见风使舵，只谋和事，不理会原则的态度。
然后讲到“做人”。中国人的“做人”，总是设定在一个圈子里，在这个圈子里，会毕恭毕敬，可一旦跳出这个圈子，就会全然失去秩序。这也是为什么在街上我们会看到随地吐痰，乱插队等现象。
最后讲到“私心”。在中国文化里，讲求“存天理，灭人欲。”这其实是反映了日常生活中任何一“身”都必须由双方之“心”去制约的“做人”方式。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克己复礼为仁。”“个体”的自我超越并不是去达到一个比世俗更高的原则，而是超越一己的“私心”去符合人伦的，社群的，集体的，公共的“心”。
另外，中国人一方面主张“无私”的美德，使每一个人都忽视了自己的基本权利，对别人的轻视和侮辱遂采取逆来顺受的态度，甚至浑然不觉。在另一方面却又对自己以外的世界采取以邻为壑，竭泽而渔的态度。
因此，作者说：“既然出了自己及自己小圈以外的世界就是可丢垃圾的地方，整个社会自然呈现出一盘散沙的状态。于是，又必须由国家去组织社会，在一片汪洋大海的“私”的头上强罩上一层“天下为公”。而这种“公”与“私”，就不是一个自我组织的人格中由本人决定的两个截然分判的领域，而是他制他律的人格与集权主义体制之间一场两败俱伤的拉锯战。”
4）、“非性化”与“自我非组织化”
首先作者从弗洛伊德学说的角度入手，谈到了中国的“非性化”。用鲁迅的话来说的话，就是：“只要看到女的穿露臂的旗袍，就会联想到她光肩膀，然后用想象力一件件地剥下去，终至在脑海中把她脱个精光。”这种一面谴责，一面意淫的情况，作者称之为“心灵超速。”
西方学家曾经说在中国自诩为“无性”“老实”的地方，往往藏着一种“宠坏”的人格，一种自己不求去表现浪漫风趣，不去理性面对障碍，却幻想对方会无限度地来迁就自己——稍有不如意，就心怀愤恚，迁怒对方。
道家曾提出一个观点“复归于婴儿。”这种渴求亦表现在中国式的“二人”关系中，中国人互相依赖的温馨安排，是将一己控制环境、控制人生的权力一大部分交出去给别人的。这种情形，是自己既放弃控制环境，却又希望这个环境能自动地控制得刚好合乎自己的心意，以免自己费神去应对，不然，就会怪罪于它。作者指出，这种幻觉式的对环境的控制法，反映出被非组织化了的中国人“自我”朝初生婴儿状态逆退的愿望。
5）、“母胎化”的倾向
这部分当中，作者列举了老子所提供了一套维持“活死人”状态的死亡崇拜。
“曲则全，枉则直。”“不敢为天下先。”“强梁者不得其死。”“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
这简直就是要一个“人”不要自我开展，不要热爱生命，只将生存的意向完全导向“身”这个皮囊的保存。这其实是一种“生中之死”的状态。因此，重新钻回娘胎中去其实是钻进坟墓中去。
二、“二人”关系
在读这一章的过程当中，是能很明显的感受到这种传统文化在自己身上的显现的。中国人的“和合性”，“和合性”所引出的“人情味”，这种“人情味”所导致的认我界限的不明朗等等。作者为我们做了深层次的分析。
1）、人我界限不明朗
中国文化里“你之中有我，我之中有你”的“二人”关系，是一种类似“文法”规则的东西，可以演绎出多种可能性。
它可以导致古道热肠、急人之难的倾向，而且从不放在心上，并不期望别人回报。也可以造成利用“人情债”对别人的摆布与利用。也就是说，既可以表现为处处替别人着想，也可以表现为对别人私生活的干涉，以及个性发展上的阻滞。这种倾向，在长辈对小辈，上级对下级的关怀中，特容易出现。
2）、以和为贵
中国人“以和为贵”的品质中，使中国人给人一种容易相处、容易说话的感觉。这种放弃“对抗”的态度，却往往造成“自我”的弱化。因为，自我权力观念的模糊，使坚强的“自我”疆界无法建立起来。在大部分中国人之间，它造就了一种将自己贬低才能获得社会称许的倾向，结果就形成了自我压缩的人格。
这种自我压缩的人格，很容易会变成没有“个性”的人格。如，为了保持人际关系的和谐，中国人往往有迎合别人的倾向；有时，在说出了自己的意见后听到别人不同的意见，就立刻改口赞成；有时，自己又异议却藏在心中，不敢说出来。
3）、“团结”的倾向
作者谈到“安定”与“团结”这两个概念，不一定是能够相互支持的。事实上，让社会上可以有多元化发展的措施，往往是保障“安定”的办法。
“团结”就能保持“安定”的概念，便会有失偏颇。有些看似“在一起”的群体，不过是保持“面和心不和”的状态，让彼此间的斗争在“团结”的形式下进行。这种不分开却又互相整来整去的情形，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真的是太常见了。这种做法无异于是彼此都变成了虐待狂与被虐待狂。因此，作者说：“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趋向于“团结”的民族，也是世界上最喜欢自己人整自己人的民族。”
4）、他制他律的人格
要分析这种人格之前，要先弄清楚一个概念——“良知”。中国人的“良知”包括：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四者皆为“心”。因此朱熹说：“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情也。”这四种“心”，又是仁、义、礼、智这四“德”之本。
而中国文化中，“身体化”与“人情化”的“恻隐之心”是只同情“跟大家一样”的人，而不同情个体化的特异表现，甚至可以说是以“心”去关怀人人一样的“身体化”需要的方式来抹杀个体的“灵魂”的需要。
另外，作者在这一章中，提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中国人的“做人”与“面子”问题。
我想，这在我们身边经常能听到“看在我的面子上，你就.......”，“这个面子你还不能给我吗？”或者是“你要知道，我也是要面子的。”等等类似的话语。
其实，这也是因为根植在人们骨子里“他制他律的人格”在作祟。
“做”一个人与“是”一个人是两个相反的概念。“是”一个人就是去面对自己，即必须以自己的本来面目在世人面前出现，在世俗关系里保持自己人格的完整性。“做人”则是为了别人才去“做”一个人为的角色，及时最后是为了自己也必须先为别人。
从这一点，我们也就同样能够分析出为什么中国拍不出比较好的电影？
作者是这样说的：“因为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就在“做人”，即是多少含有渠道化的角色的成分。至于电影，又是一个抽离现实生活的层次，而在这类场合中，中国人又势必加以夸张的。既然平日已在做戏，在银幕上表演时再经“艺术夸张”，就只有使演戏的痕迹毕露，没有一点儿真实感。而任何没有“个体化”深度的造型都是一种美学上的失败。”
5）、内省式的人格
这里有一个很犀利的观点：“大家都说中国人是一个很道德的民族。但是，据我看，道德牵涉到自我的选择。一种从来也没有出现自我选择的状况并不能算是道德的状况。”说这句话的是一位作者曾经相识的挪威留学生。我不知道作者当时是怎样的心情，只是当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内心很不是滋味。
这个观点表达了基督教的”自由意志”观念。这对中国文化而言是陌生的，儒家思想对我们的影响颇深，它认为人需要先“修身”，然后才推己及人，因此中国人之为“人”，也是经由内省过程的，而不是纯粹于外的。
但这个内省式的人格只是在一个很局限的程度上，限于少数有“灵性”的或讲究“大是大非”的人。
6）、中国人的代际关系
人对权威的第一反应是在家庭中发生的，在长大后对社会权威抱持的态度，往往是对家庭权威反应的一个持续。
这部分，作者对比了西方与中方的代际关系。
“西方的代际关系是强调“断裂”的，每一代在成长了以后，都完全地建立了自己，让自己的“性”全面萌芽，同时将老一代完全淘汰，将他们所占据的地位完全地接收过来。是充分的让自己独立的人格出现。”
在对上一代的关心中，都是出于心中的真感情，而不是一种承担义务，或者在社会观众面前表演的“孝道”。这类情形，代际关系就演变为在“人格平等”基础上的友谊关系了。
反观中国人的代际矛盾，大部分则是要求下一代完全向上一代投降，并且认为只有做到完全认同的地步，才称作是“孝”。作者谈到：“因此，他们以“肖”与“不肖”来定义“孝”与“不孝”，而“肖”就是相似的意思。”
我们周围经常能听到一些父母辈的人说：“我之所以这么努力，还不是为了光宗耀祖，还不是为了你？”这种不是为了上一代，就是为了下一代的做法，无疑体现出了深层的文化。
而这样的做法就导致父权制约的出现，并且把下一代当作是不能自力更生的人，处处加以控制，久而久之，下一代对自己也产生了依赖感，不能够做到全面的盛开。
曾有一位法国的教育家认为，中国人将儿童当作成人，却将成人当作儿童。不是没有依据的。
作者说：“要儿童去吸收超出其理解能力的事物，只是替未来将成人“儿童化”铺路。这种外力加强的办法，正是为了培养“他制他律的人格”的。换言之，就是不要让内省式的“自我”基础出现。”
仔细想想这个问题便会令人毛骨悚然。如今我们时常能看到很小的孩子，有着超乎常人的成熟与镇定。面对众人的侃侃而谈，甚至连语气都像是提前反复演练好的，没有丝毫的差错。乍一看上去觉得是优秀，可再看便会觉得是压抑，孩子的天性被埋藏起来，取而代之的是公式化的表演。这已经不再是优秀，而是一种悲哀。
等到了成年后，便会在这种代际关系及和合求稳的深层文化影响下，急于寻求安身立命。所以我们常常能看到，一些已经成了年的人，往往还要靠父母来安排婚姻、工作，甚至打点饮食起居。这种没有“个性”的，“复归于婴儿”的状态，也不过是如活死人般维持一副空皮囊罢了。
鲁迅曾在《热风》里写过这样一句话，倒是可以用于解释这样的状况。“中国人照例是制造孩子的家伙，不是人的父亲，他生了孩子，便仍然不是人的萌芽。”
三、中国人的“个体”
之前有讲到中国人的“非性化”。在这部分中，作者又给出了深层的分析。他首先说：“中国人的问题往往不是性压抑，而是整个心灵结构除了人伦化的渠道之外就不知道如何去面对“性”这个问题。”
“中国人的内心世界，在文化的符号系统里，外在的社会关系与社会压力在个人心灵中造成的比重，远远地压倒个人对自我心理状态的知觉程度，以致必须由个人面对的心理危机被转化为面临社会的羞耻感，个体性失去调节造成的情感变态被转化为社会道德问题，而人格特征或角色则被理解为社会地位。”
1）、自我压缩的人格
而为了“和合”，就会要求个体形成“自我压缩”的人格。可这种人格实际则是一种不生不死的状态。一个人不能太爱憎分明，因为，自己爱的东西得不到，自己憎恨的东西排不开，都会引起极大的痛苦。所以，唯一的麻醉剂，就是处于感觉不冷不热的中间灰色地带，以便对自己失去控制的外界达成一种绝缘体的效果。可这样的生命没有很强烈的突出感，与“非生命”状态很难分判，也就成了一种“生”与“死”的和合。
有了这样“自我压缩”的人格做铺垫，也就不难理解“不敢为天下先”了。
作者从道家入手，提出了“保身哲学”。也就是说一个人不应该表现得太优越，太突出，否则就会成为被消灭的对象。因此，我们也就明白了家长们为什么在教育孩子的时候总是说：“你要听话，别人怎么做，你就怎么做，不要强出头，要知道枪打出头鸟的哇。”而这恰恰是教育的一大败笔。这无疑是要求一个人不要在生命中放光放热，只图保住皮囊，以“死”的方式去“活”。
下面摘录一段作者的原话：
“一个人在人格组成中含有许多“他制他律”的成分、在身上必须有外加意志的人，在一个自我组织和独立自主的人格面前，是必然会感到自卑的。
一个对“自我”评价很低，不敢让自己太有吸引力，将自身的“性”当做是自己体内装载的违禁品，而又不敢公然地表露自己是什么的人，在另外一个能够确立自己，对自己的吸引力感到自豪、与自身的生命力没有失去接触，而又公开展示自我“完整性”的人面前，是会感到既怯且懦的。
一个害怕落单而必须常常和别人在一起，不敢脱离群众或掉队，总要别人定义自己，因此不能脱离定义自己的符号系统而去单独面对世界的人，在另一个独来独往，由“自我”这个基础通过内省的方式去定义外在世界，而又不断去使自己面对以及享受新经验的人面前，就会感到自己整个人都会很单薄，别人的内容好像比自己丰富。
一个必须在感情上常常受人照顾，人家待自己好，就会在原则性的事情上向别人交心的人，在另一个不考虑人情攻势，而任何事物都必须经由自己的大脑皮层左半部加以分析与批判的人面前，就会觉得自己的想法总是站不住脚，而对方在任何事情上都比自己有主见似的。”
2）、“个人”的不发展
被弱化的个人，经常会出现这样的状况，明明自己的意见比别人卓越，但当别人说出不同意见时，就会全线崩溃，赶紧取消自己的意见。这种情形之所以产生，正是因为自己这个“个人”树立不起来，才会觉得自己的看法站不住脚。
通常情况下，这样的人还极易依赖别人，成为一个没有责任感的人。因为当一个人的“自我”是由外力制约而成的，又将生命的大事都交给别人去安排，自己无须去做选择的话，也就没有责任可言了。
3）、未开化的利己主义
在这里，作者引用了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的一段话：“在中国，既然一切人民在皇帝面前都是平等的——换句话说，大家一样是卑微的，因此，自由民和奴隶的区别必然是不大。大家既然没有荣誉心，人与人之间又没有一种个人的权利，自贬自抑的意识便极其通行，这种意识又很容易变为极度的自暴自弃，便造成了中国人极大的不道德。他们以撒谎著名，他们随时随地都能说谎。朋友欺诈朋友，假如欺诈不能达到目的，或者为对方所发觉时，双方都不以为可怪，都不觉得可耻。”
以上这段话，当然并非指代全体中国人，但的确能够反映出自私自利的一面。借用别人来抬高自己，有些人的确是这么做的。
在中国文化“二人”的设计当中，一个人需凭对方才能定义自己这一方，也往往要考对方帮助自己这一方。于是，就出现了这样一类人，他单方面认为你必须毫不利自己，要专门去利他那一方才行。
我们有时会看到，在大学里，有些人自己不学无术，还去嫉妒别人。在工作中，有些人觉得对方比自己优秀，就会想尽办法阻碍对方发展，希望把其压下去，自己一枝独秀。这无疑体现出了性格的卑劣。
除却以上这些，作者还以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为基础，分析了国家与社会，经济与政治等大环境因素。在这里就不多做赘述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细读一下这本书，相信会有不小的收获。
注：以上部分内容摘自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