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月16日下午，歌手姚贝娜逝世；16日夜到17日，一篇《记者们在病房外，焦急地等待着她的死亡》在微博、微信流传甚广；同时，「深圳晚报记者混入太平间拍摄遗体」的传闻也在发酵；17日，国内著名征文网站知乎上的相关题目下，「德川咪咪」为记者辩护的文章得到大量「赞同」，并被冠以标题《记者们在病房外等待消息，却被扣上了诛心之论》，登上18日的知乎日报；18日凌晨，深圳晚报官方微博发布声明，称其记者确曾进入临时手术室拍摄眼角膜手术过程，但亲属表示拍照不妥后，当即删除了所有照片，并获得了姚父谅解。
先说前一篇文章（《记者们在病房外，焦急地等待着她的死亡》）。作者（自称）是「学习新闻专业的学生」，其文痛斥媒体之「惺惺作态」与记者之「麻木」「冰冷」，更将姚病危时门外等待消息的记者比作「秃鹫」。作者这里引用了南非自由摄影师凯文·卡特（Kevin Carter）的事：1994年他获颁普利策奖，获奖照片摄于南非，画面正中偏右是一名试图前往食物中心的婴儿，其身后是一只虎视眈眈的秃鹫。
《记》文的作者这样说道：
黑人摄影师凯文·卡特的摄影作品《饥饿的苏丹》获得当年的普利策新闻奖，巨大的荣誉和批评同时而来：“为什么不去帮帮那个小女孩？”几个月后，他自杀了，只留下一张字条：“真的，真的对不起大家，生活的痛苦远远超过了欢乐的程度。”
笔者愚钝，对这段话，未能领会前后两句之间如何连通；但字里行间，似乎是想说摄影师经过指责，于心有愧。但笔者查考资料，却发现摄影师1994年7月27日自杀时留下的字条，实际上比这长得多：
I'm really, really sorry. The pain of life overrides the joy to the point that joy does not exist… depressed … without phone … money for rent … money for child support … money for debts … money!!! … I am haunted by the vivid memories of killings and corpses and anger and pain … of starving or wounded children, of trigger-happy madmen, often police, of killer executioners … I have gone to join Ken if I am that lucky.
（Ken 即 Ken Oosterbroek， 也是南非的一位摄影记者，与 Kevin Carter 同属一个名为 Bang-Bang Club 的摄影师组织，并于1994年4月18日，也就是 Kevin 死前的三个月去世。 ——笔者注）
是的，他撕心裂肺地叫喊：“钱！！！”虽然后面也提到自己被世间惨象困扰，但那似乎更多的是作者自己的良心。正如《记》文作者所言，Kevin Carter 事后因那张照片确实受到许多非议，也就是「为什么不帮帮她？」。但他当时虽为防止自己感染传染病未触及那名女婴，却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帮助那位女孩——他为了避免惊动那只秃鹫，先在远距离拍摄了一些照片，然后，他放下相机，跑去赶走了那只秃鹫（Kevin Carter 当时的伙伴、Bang-Bang Club 成员 João Silva 接受日本记者藤原章生采访的叙述，2005年出版于《絵はがきにされた少年》）。
回头看《记》文，只字未提遗书后面的内容（注意，作者引用时还是以句号结尾的，足以让人误认为遗书只此一行）。我不知道其他人会怎么看，但就我本人而言，是宁愿看一个「麻木」的记者「惺惺作态」地发出来的一条「冰冷」（但至少准确）的讣告，也不愿意看这位温暖而有良知的学生写的这种若有所指，却（无意或故意）给人以错误印象的檄文的。尽管，欣赏、转发后者，会让很多人更有「我是个好人」的美妙感觉。
后一篇文章的作者也是新闻业者，文章（还是应该叫「回答」？）洋洋洒洒，中心思想只有一个：在病房外等待消息，不代表记者希望姚死。而对于传闻中「闯太平间」的行为，作者的评论是「下作」，并埋怨这样的行为「搞臭了整个行业」。一句让人看不太懂的，似乎包含哲理的话概括了全文：
记者的职责是记录新闻，记者的生计也依靠于此，但并不代表，记者本心里是唯恐天下不乱的——相关不代表因果。
总之，作者反对的是「以最大的恶意去揣测」记者的心理。
但是笔者要说的却是：就算记者真的是在兴奋地等着这位歌手的去世，又怎么样呢？如果这只是一次新闻报道，为什么要在乎报道者的心态呢？如果你真的在乎报道者的心态，那么使之轻浮的，又到底是谁呢？
现代社会的一个决定性特点是分工。与自给自足的农耕社会不同，现代人往往只需要完成一种工作中的一个环节，便可以生存——其他的东西，用货币来换就行了。所以，我们可以不种菜养猪——因为可以买菜买肉；所以，我们可以不凿井挑水——因为有人为我们接上管道；所以，我们可以不架梁砌瓦——因为有人为我们建好房屋……我们只需要做好自己的那一份工作，拿到足够多的钱，就拥有了这一切。
同样的，我们可以不四处探听，便知天下——因为有人，把全世界的消息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报摊、电视、电脑、手机、等电梯处的电子屏上。
分工的另一个名字，叫做代理。法律上的代理（agency），指的是一种「一个人（代理人）有权影响委托人与第三方的法律关系」的关系。若我们将这个社会上不同的人、事都看做「第三方」，就会发现代理无处不在，它像一张大网，覆盖着整个社会，串联起每一个人：菜农、养猪户是你种菜养猪的代理人；自来水公司是你凿井挑水的代理人；房地产公司和建筑工人是你建设家园的代理人；你公司的雇员，也是你做项目、造产品的代理人……他们收钱，然后为你做事。与一般的代理不同的不过是，这些代理更加常态化，为更多对象服务，且代理行为可能发生在契约之前（比如买菜时，可以溯及既往地认为几个月前菜农的播种浇水即已经在为你代理种菜事宜了）。
同样的，记者们也是我们探知、了解这个世界的代理人。他们无孔不入，像我们派出的千千万万「探马」，源源不断地把全世界的消息发回到我们的报纸、杂志、屏幕上。他们做的新闻，也只是新闻而已。
古罗马著名法学家郭力尼安说：
委托人可以责备代理人办事不力，却不能质疑其所办的事本身——因所办之事原是委托人指派。
我们可以责备菜里有重金属，猪肉有瘦肉精，奶粉有毒，自来水有阿司匹林，房子是豆腐渣，却唯独不能责备他们：你们干嘛要种菜？干嘛要养猪？
从他们的角度来看，他们要养家糊口；从社会的角度来看，是社会中有人需要他们这样做。从整体的角度，也不妨说，因为社会喜欢/需要这样。
正因为此，当电视节目越来越低俗，不要骂拍电视的人，因为品味低的不是他们，而是观众——他们作为代理人，只是拍出观众想看的东西；当记者在一个歌手的病房外「焦急地等待」，不要责备他们，因为希望第一时间得到这条信息的，根本不是作为代理人的他们，而是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无数双滑动着手机屏幕的手和盯着屏幕的眼睛。
因而，记者最大的美德，不是善良，而是真实；记者最大的能力，不是歌颂，而是深挖。就像古罗马一位法学家说过的：
记者写稿的手，正如做寿司、切鱼片的手，温暖是廉价的，可贵的恰恰是冰冷。
而如果一定要温暖，那么，不妨学一下 Kevin Carter 摄下那张照片时的姿势：
先以一名专业人士的身份，拍下这个世界的苦难，好让更多人看到；然后，放下相机，以一个人的身份，赶走女婴身后的那只秃鹫。
